文/牧心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中庸》第十四章

“君子”是儒家思想中的理想人格，然而所謂“君子”并非生來即是，乃是后天養成的，一個人必須要經過學習和修養的過程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君子”。“君子”既是人格境界的典范，也是個人行為的榜樣，可以說，儒家思想的根本就是倡導人學習君子、成為君子，本章所言“素其位而行”便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方面。

朱子注曰：“素，猶見(xiàn)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四書章句集注》P948）。也就是說，君子應當根據現在所處的地位去行事為人，不羨慕位外之事。乍看之下，此說似乎有教導人安于現狀、不思進取之意味，帶有消極之嫌。然而，根據下文可見，所謂“素位而行”并非要人安于現狀、不思進取，乃是教導人應當正確地認識和定位自己，并活出與之相應的生命和行動，盡上當盡的本分，即：“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

另一方面，“君子素其位而行”要求“君子”不被這些外在的環境限制、影響，無論在何種境況之中都能謹守于君子之道，依道而行。不管順境、逆境，富貴、貧賤，都不能阻擋自己去盡“素位”所當盡的責任和義務，不會改變“素位”之初心，如孟子所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

再者，“君子素其位而行”強調“德位相配”，“君子”的品德與能力都應當符合所處之為。“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論語·學而》）；《尚書·大禹謨》亦有言：“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可見對于“君子”的定義不是根據外在的身份地位，乃是內在的品德。富貴或貧賤，開化或夷狄，都有可能成為“君子”，亦有可能成為“小人”。“君子”與“小人”的區別不在于所處的位置，乃在于在這位置上的表現——“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素位”絕非靜態的固守，而是螺旋上升的修養過程。朱熹所說“因其見在之位”，這個“因”字暗含著與時俱進的智慧。王夫之對此有精辟闡釋：“素位者，非執一而終也，隨時處中而已。”就像孔子從“三十而立”到“七十從心所欲”的生命進階，君子的“位”始終在與德性修養共同生長。

“君子”必然有進取之心，但首先應該追求的是“德”的達成，而不是“位”的實現。“居易以俟命”與“行險以徼幸”相對，小人冒險而求，希求的是分外之物，而君子盡己行道，安待天命。“君子”固然也期望更進一步，但卻能夠正確定位自己，“看自己合乎中道”，學會在“素位”上鍛煉、預備自己，安待天命，等到德立位達時便厚積薄發，水到渠成；而“小人”則是急于求成，“素位”尚未能夠做好，便求乎其外，結果可想而知。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素其位而行”的核心不在于將人禁錮在既定軌道，剝削人的主動性，而是強調對生命坐標的清醒認知。如同參天大樹必先深植根系，君子在謀求發展之前，需要先成為所處位置的“主人”。

真正的進取不是對現狀的否定，而是對本位的深耕，只有學會在小事上忠心，盡心、盡力、盡職、盡責地做好“素位”之事，才有可能入晉新位。“素其位而行”就是要人活在當下，塑造自己，扎穩根基；“居易以俟命”教導我們“盡人事，聽天命”，盡上自己當盡的本分，預備好自己，等待“天降大任”。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所以能夠“素其位而行”，乃是因其能夠做到“反求諸其身”。射不中靶心，是因為自己不夠熟練，而不能歸咎于箭靶不正。同樣，當遭遇挫折失敗，未能更進一步時，也當從自身尋找原因，知道是自己尚未預備好，便努力裝備自己、改變自己，而不怨天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