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23日凌晨，首長，暗堡那邊的火力簡直要把整座山掀翻了！”警衛員推開帆布門，話音里帶著明顯的焦急。指揮帳篷里，作戰參謀攤開的地圖上，同登火車站旁的那座無名高地被紅色油筆重重圈出，這已經是當天第三次被標注為“重點難點”。

那間看似普通的山體工事，工事里卻像是隱藏了一條鋼鐵巨蟒：二十多條交叉射界、數十個火力點，炮口一朝開嘯，前進通道立刻變成彈雨走廊。步兵沖鋒退了又上，上了又退，連火箭筒都難以撬開一個缺口。這讓向來強悍的我軍官兵第一次體會到“敲不開的門”的滋味。

要弄明白眼前這道坎，還得把時間撥回更遠。1960年代中蘇交惡后，越南轉而全面倒向莫斯科。蘇軍顧問帶來最新工事設計，越南在北部邊境加固防御，與法屬時期遺留的洞穴、地堡結合，形成多層次立體防御網。其中就有這座越南人稱作“法國樓”的暗堡。簡言之，它不是普通的單點建筑，而是一整條貫穿山腹的地下甬道，能容納上千人機動，可封閉、可連通，所有重要通道都加裝厚鋼板，嚴絲合縫。

二月初反擊戰打響后，我軍一路勢如破竹，20多個城市接連失守在越軍手里。但到了同登，高地、火車站、暗堡三點連成的鉗形火力讓部隊損失明顯加重，后送的傷員一車接一車。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廣西憑祥一條簡陋鄉村公路旁，一個端著搪瓷茶缸的中年人皺緊了眉頭——他叫何國安。

何國安51年生人，早些年是民兵槍法教練，后來進了憑祥火電廠做炊事。火電廠因戰事停產，他便回家照顧老母。家門口公路，是前線運輸生命線，他每天燒一壺開水，給車隊遞水、遞饅頭；可連續幾天，他看到擔架比槍支多，心里直打鼓。一次，他攔下一名忙著往返的駕駛員，問對方：“怎么打成這樣？”駕駛員脫口而出：“同登那座山里藏著大洞，我們炸不穿也摸不進。”

洞？大洞？何國安的腦海中瞬間浮現出15年前的畫面：當年法方工程師雇當地民工往山里打通隧道，他正是在場的搬運工。因為會寫草圖，他曾被領班叫去測量過內部走向，對里面每條甬道印象深刻。“要是能讓指揮部知道洞口在哪兒，也許能少流不少血。”這個念頭像火星落在枯草上，越燒越旺。

第二天，他扛著小挎包，直接趕到臨時后送站，主動找軍代表說明情況。軍代表半信半疑，把他帶到旅指揮所。作戰參謀聽完匯報后，半分鐘內給團長下了結論：帶此人上山驗證。團長點點頭，卻加了一句：“保護好同志，不能讓他冒失命。”

于是，一個由偵察排、工兵分隊和何國安組成的七人小組，在夜色掩護下，摸向高地西北側。山腳下坍塌的石塊、斷枝、炮彈坑縱橫交錯，越軍偶有信號彈升空，刺眼白光照得人睜不開眼。隊伍貼著山壁挪動，何國安蹲在地上，用手指撫摸一塊裸露的紅磚，嘴里小聲嘀咕：“這磚縫寬度不對，當年法軍就愛用這規格。”再往前二十來米，他用槍托敲擊一塊石板，“空音”，石板被撬開后露出一條僅容一人俯身的斜井。

偵察兵反復確認無引信后，報告指揮所。旅首長掛掉話機只說了倆字：“打火。”第二天凌晨，工兵背著三具噴火器、一桶桶燃油悄然進入。狹窄甬道里，燃油卷起的火舌一連串沖擊，滾滾濃煙壓得人喘不過氣。隨后放置的炸藥沿主甬道交錯引爆，山體像被巨鼓敲擊，連外側峭壁都震得掉渣。一名幸存俘虜事后回憶：“洞里就像被巨神擰開了爐門，誰還敢動？”

暗堡失守，越軍高地與火車站火力鏈瞬間斷裂。我軍乘勢強攻，同登之戰僅用數小時就拿下，在戰役全局上相當于拔掉敵人主動脈。戰報傳真至北京軍委，最高首長在電文批示：“地方群眾立功，值得表彰。”軍功名單上，第一個名字便是何國安，一等功。

消息傳回憑祥，他的老母把獎章拿在手里看了又看，只念叨一句：“這孩子總算做了他想做的事。”而對于何國安而言，最大的安慰是后來那條公路上少了嗚咽的救護車，多的都是載著糧秣彈藥的大卡車，車廂里的年輕人精神抖擻，臉上看不見陰霾。

不得不說，一座暗堡能困住一支勁旅，也能成就一個普通勞動者的“突圍”。戰場上永遠不是只有鋼鐵與火藥，還需要一顆顆愿意挺身而出的心。有人問何國安：“你只是個炊事員，為何敢往槍林彈雨里鉆？”他擺擺手：“那不是炊事員，是中國人。”

越軍后來對失守作出總結，承認暗堡被焚是“情報與保衛的雙重失敗”。其實更準確地說，這是民心所向的勝利。前哨、工事、地形，都可能因一條關鍵信息被瞬間顛覆；而那條信息往往來源于看似最不起眼的人。戰爭的意義，從來不只在前沿，也在那些愿意把熱水遞向前沿的雙手里。

如今的同登已恢復寧靜，高地雜草漫過當年的彈坑，有游客路過甚至認不出這里曾有一座“鋼鐵堡壘”。山腳下，一塊不起眼的石碑上刻著八個字：人民即軍隊，軍隊即人民。碑后那條曾經焦黑的甬道口，如今被灌木完全遮蓋，只有細心的人能看到殘存的鐵梁——時間會覆蓋廢墟，卻抹不去那一串深深的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