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2025年的全國高考和中考相繼結束，又一批中國孩子迎來了人生的分岔路口。從小學讀到大學，在“語數外、理化生、政史地”的文化教育中逐漸成人，走向社會，用人類學家任柯安（Andrew Kipnis）的話來說，這是中國社會普遍的一種“教育欲望”。普通初高中、大學生的生活，也更加受到公眾的關切。近年來，不論是“小鎮做題家”，還是“困在績點里”，故事的主角，都是這樣一批相對“主流”的學生。

2010年，當時剛剛完成碩士學業、在香港研究學習的董軒第一次來到“少林寺之鄉”河南登封。在這里，他看到了“教育欲望”的另一種版本：進山沿途，一家緊挨著一家的武術學校中，擠滿了全國各地慕名而來的學子。在我國教育體系中，武校是一種職業學校，但和很多職校不同的是，武術學校似乎并沒有特別明確的職業指向，“有些學校會在招生簡介上寫上可以考慮當兵、高考單招等，但總體上來說，其實學生和家長們對出路是比較模糊的”。

這些學生從哪里來？為什么會選擇一條相對“偏離主流”的路？他們正在經歷怎樣的成長狀態？在短暫的登封之行后，這些問題一下子擊中了董軒。

采寫｜劉亞光

《打拼未來：武術學校里的文化實踐與價值重構》

作者：董軒

版本：浙江大學出版社 2025年1月

2011年，任柯安的《治理教育欲望》（暫譯，

Governing Educational Desire

2020年，自稱“渾元形意太極門掌門人”的馬保國以一種另類的方式成為“頂流”：他與搏擊教練王慶民約戰擂臺，30秒內被擊倒3次，隨后在直播中以狼狽的狀態，說出了“不講武德”，“耗子尾汁（好自為之）”等網絡熱梗。在網友后續的調侃與狂歡中，對曾為中華文化瑰寶的傳統武術，大眾的質疑一時達到頂點。

董軒認為，其實公眾對武術學校的認知一直存在刻板印象和誤解，或是過分浪漫化武術教學，或是過于嘲笑或貶低，學術界更是鮮有人會將其當作嚴肅的研究對象。即便在他開展田野調查的十幾年前，情況也是如此。在“重文輕體”的主流教育理念之外，武校的環境確實有其特殊性。“好學生”和“壞學生”的評價，在這里變得微妙。在普通學校里被認知為絕對“差生”行為的打架，在這里卻可能是一個學生“優秀”的副產品：他可能在武學訓練課堂上表現極為優異。武校對身體訓練的強調，也讓“開棍”這種在外人視為體罰的做法，在這里成為一種特殊的嚴厲懲罰。

《少林寺》（1982）劇照。

不過，在武校的特別之外，董軒從朝夕相處的學生們身上，看到了更多的“普遍性”：許多因為父母務工留守的孩子，因為被認為“難以管教”，被家里無奈送到這里，他們討厭武力，卻對文學、藝術情有獨鐘；大多數學生平日里沉默寡言，承受枯燥繁重的身體規訓，卻在周末放風的網吧、KTV中互訴衷腸，痛哭流涕；被送來武校的女生只為了給弟弟“陪讀”，或是為了圓父親一個“功夫夢”……

2024年，深圳職業技術大學的學者徐平利出版了《尋找裴斯泰洛齊》（書評周刊曾推出專題《重尋職業教育》對話徐平利，文章標題及鏈接：）。在書中，他在歷史中打撈起被忽視已久的現代“職業教育之父”裴斯泰洛齊。在職業教育的肇始，裴斯泰洛齊提倡的是一種與生命高度聯結的、審美的職業教育觀念。工業革命后，隨著人類社會對經濟效率比拼的重視，這種觀念日漸消退。職校生遭遇的冷落，幾乎同步發生。

今年1月，經過漫長的修改，董軒有關登封武校的研究以《打拼未來：武術學校里的文化實踐與價值重構》的書名出版。這本書封面樸素，用董軒開玩笑的話說，“很驚訝會有人發掘到它”。對于書中研究的武校生群體，時至今日，他們也同樣很少被“看見”。近日，我們和董軒聊了聊他的研究。董軒說，高中時，他是不折不扣的差生，這段經歷驅動了他的很多研究。他的碩士論文研究的就是學校里的差生群體。“他們都不是現在輿論熱點里‘困在績點里’的985大學生，但需要我們更多的重視”。

董軒，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后獲吉林大學新聞學學士、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碩士、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人類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教育人類學，出版有《重構常識：教育民族志的方法與文本》（2021）《打拼未來：武術學校里的文化實踐與價值重構》（2025）等。

“來武校，把身體練好就行”

新京報：在中國普遍“重文輕武”的背景下，武校常常是作為家庭“沒有選擇的選擇”，很多家里人覺得管不好孩子，就把孩子放到武校寄存。武校的學生來源，從你研究以來，這些年有變化嗎？公眾對武校的認知，和你的研究發現有哪些偏差？

董軒：我當年的觀察是，很多家長沒有在練武的出路上對孩子抱有太多期待，而是會把孩子視作“寄存”在這里，鍛煉幾年，往后再去做別的事，走別的路。我當年訪談過的家長，對于孩子的期待往往不是像標準城市中產家庭那樣，有很明確或者特別高的要求，更多就是“不犯法”“把身體鍛煉好”，因為“做什么都要有一個好身體”。這是我訪談的時候聽到最多的話。

《武術之少年行》（2008）劇照。

當然還有一些家長有別的期待，比如尋根式的，有東南亞的華裔家長，特地把孩子帶到登封來，讓他們體驗“最純正”的中華傳統文化。對他們來說，學武也是次要的，重要的還是傳統文化的根。

這幾年，我們的教育發生了一個明顯的變化。我做田野的時候，常規的學校好像還沒有特別明顯地重視體育，但這幾年，從國家的教育政策到各校自己制定的制度，很多都對學生體育運動有一個強制性的要求，希望達到“以體樹人”，通過身體的鍛煉，能讓學生在觀念、精神、道德上有一個提升。這和我當時在登封武校里看到的對學生身體的重視，有一些相似之處。也許隨著時間推移，我們慢慢注意到了過去那種重視考試——“文”的學習——需要有一個重新的看待。不僅是對待狹義的競技體育和體能訓練，還有對我們身心健康、以體樹人的重新理解，現在也需要被足夠重視。

新京報：在武校，“道德”或者說“素質”是一個很關鍵的話語，它不僅被學生用于定位自身，也是學校“改造新人”的重要目標。前兩年因為馬保國遭遇的爭議，“不講武德”成了一個網絡熱梗。現在的武校師生怎么看待“武德”？

董軒：就我的觀察來看，一些規模比較小的武術學校，師徒關系更傳統一些，或者可以說小武校更希望復刻傳統的師徒模式。一般在這樣的學校里，無論是師父還是武校老板，多少都和少林寺的脈絡有些淵源。他們特別強調師徒傳承，對他們來說，“武德”的修行是放在師徒關系的框架下來考慮的，比如弟子可能需要給師父做一些家務，干一些雜活。他們都住在師父家附近，像傳統的入室弟子或“家徒”一樣。在手把手“教”與“學”的模式中，“武德”的內涵浸潤在日常訓練、勞作的各個環節。

還有一種情況是規模較大的武術學校，一般致力于建立更嚴格系統的現代管理制度。在這樣的學校，教練更像一個班主任，區別僅僅在于在半軍事化管理的狀態下，他要跟著幾十個學生同吃同住，一起生活，出學校一樣困難。這種語境下再提“武德”，往往帶著現代學校管理的目的，比如不能隨意打架，這是違背“武德”的，更重要的是違背校規的，和學生職業發展的評價也是掛鉤的。

在這樣的一個情境下，當教練跟學生講，以及教練在理解“武德”的時候，他往往帶著一種現代學校管理方式和目的。例如，他在談論什么是有道德的時候，會說你不能打架。這不僅僅是在談論“打架”是作為一個違反道德的事情本身，還有一個暗含的邏輯：“打架”，違反了學校的規定，是跟個人的職業發展緊密相關的。當然還有一群人，是用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武德”的，比如去質疑有關對弟子的懲罰，哪些在今天看來合理，哪些不合理。所以在武校內部，“武德”的話語還是很復雜的。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新京報：武校訓練的內容中，扎馬步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符號——它留給人的印象幾乎是純粹的“吃苦”。但“吃苦”本身有豐富的象征意義，包括很多家長會被各種武校開設的“矯治營”吸引也是這個原因。學生怎么看待這種“吃苦”文化？你在書中還提到，武校的環境讓體罰這種被常規學校視之為違規的做法合理化，“吃苦就是要挨打”，這種觀念在中國有怎樣的淵源？

董軒：從少林武術本身的修煉的角度來講，扎馬步、千層紙這些訓練本身首先是一種身體技術。比如打千層紙，是很有講究的，把很多層紙釘在一起用于練習出拳，紙的厚薄是相間的，很考驗學生出拳的力道，是對身體技術的控制。其次，在身體訓練的過程中，“吃苦”實際上是在與他人的關系敘事中被賦予了道德意義，這和中國文化強調“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內核邏輯是相通的。

我認為在中國社會里，在培養某種技術的職業學校，技術本身都會被賦予一些道德色彩。比如外界經常認為武術學校的人很容易找到工作，因為他們經過了某種“道德品質上的淬煉”。比如學過圍棋的人，會被認為更有耐心。勤不勤奮、能不能吃苦，這些道德層面的評價現在也用作價值排序，以此區分好學生、差學生。

在武術學校里面，有時候情況會更復雜一些。武藝是否高強是一種評價標準。與此同時，教練們會把大多數學校的這套價值體系——學生聽話或者不聽話，能吃苦或者不能吃苦，勤奮或者不勤奮——引入進來區分學生。這是另外一套話語。不同評價話語，在武校是交織在一起的。練武的特別之處在于，“吃苦”是能被肉眼觀察到的，你流出來的汗、痛苦的表情，都是“吃苦”的具象化。如果是學文化課，要怎么表現一個人學數學的“苦”？似乎沒有身體訓練直觀。

《武術班》（2009）劇照。

新京報：通過你的研究，我感覺武校這個空間存在一些悖論，比如，它本身高度封閉，學生和社會的聯系可以說被切斷了。這其實導致武校里的教育方法形成了一些“特例”。送孩子去武校的家長，很多其實也懷著一種矛盾的期望，希望孩子受鍛煉，又怕他們被虐待。近年來，隨著社交媒體的普及，有關武校體罰學生的爭議頻發，作為研究者，你會怎么看待武校的很多教育方法？

董軒：武術學校確實面臨一個復雜的問題：怎么能夠讓一個擅長打架的學生，只在有規則的擂臺情境下使用武力？我能觀察到的就是使用“武德”這個話語，認定武校里的優等生除了是武藝高強的，更是懂得控制好自己的身體和情緒的。他們會跟學生說，一個真正職業的武者不是懂得怎么“用勁”，而是懂得“收勁”，也就是點到為止的藝術。但現實情況還是有復雜性。我曾經看過判決文書網上關于武術學校的民事賠償的判例，這個數量其實是非常大的，很多都涉及受傷事故。

在我十幾年前做田野的時候，從學校的管理層的角度，他們已經明確要求教練們不能體罰。但是對一線教練來說，體罰確實是最簡單的一種管理方式，所以這中間是有張力的。不同教練體罰的“水平”也不同。比較資深的教練，相對會更好地掌握分寸。

我在書里也提到，體罰在武校叫“開棍”。有經驗的教練“開棍”不會把學生打壞，但也能把懲罰的效果達到。需要用這種懲罰處理的，往往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比如打群架。

這些年因為有了新媒體，各地的武校經常會有一些關于體罰的爭議爆出來。我有一個個人的觀察，如果是在最傳統的師徒關系里，師父懲罰弟子往往很講分寸，因為主要是為了點撥、教化。但在一些輿情事件里，我們經常看到的不是“師父－弟子”關系里發生的懲罰，而可能僅僅是體罰者的情緒發泄，怒火指向學生的身體。這和武校的組織形態的轉型是有關系的。比如我調研的時間點，一些武校為了吸引潛在生源，會把自己包裝成“戒網癮學校”等等，向家長們宣傳的是能進行孩子行為的“矯正”。這時候，曾經的師父就變成了“管理者”一樣的存在。

新京報：你在書里提到和武校生們一起唱KTV的經歷，在這里你看到了他們更豐富的另一面，他們表達了與學校里完全不同的、更強烈而真摯的情感。這是不是反過來說明，武校在情感教育上有很明顯的缺位？這種缺位是一種不只存在于武校里的普遍現象嗎？

董軒：當年我碰到的武校學生們有一個共性，話都非常少。這首先給我帶來的一個麻煩就是訪談的難度陡增，基本上很難做一個像我們這樣一兩個小時的長對話。但如果跟他們相處久了，你會了解到他們并不是來武術學校才變成這個樣子的。他們中很多人是留守兒童，被隔代撫養，或者是父母即便和他們住在一起，平時也不是非常關心他們，慢慢他們就把自己封閉起來了。我書里提到，他們特別喜歡去上網，有時候甚至不惜冒著被全校通報批評、挨體罰的風險也要翻墻去上網。上網并不單純只是玩游戲，而是能在虛擬空間里尋找到一些親密關系的聯結。所以，武校里孩子的集體沉默，其實起源于校外。

當然，從武校本身來講，在我和他們的師生打交道的那些年里，我幾乎沒有看到他們提到孩子們的“感受”，好像情感在這里并不是特別重要的事情。很多教練會說，他們當年就是這么走過來的——換句話說，在這些教練看來，武者在習武過程中可能本就需要壓抑自己的情感，比如，受傷了不能哭，哭會被認為是軟弱、脆弱的表現。在普通學校里，一個班主任批評了一個同學，會考慮是否刺激了他，傷了他自尊，在這方面更敏感了。但在我調研時期的武校里，這種考量是不大會出現的。

這是不是對武校孩子的一種情感壓抑呢？這是一個價值判斷，我不好下武斷的結論。我想可能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覺得這是一種壓抑，對于不想練武的人來說，也許確實是一種壓抑。武校里確實也有很多不快樂的孩子，比如我在武校里的一個室友，他就是一個不情愿被送來武校的孩子，練武不是他的興趣，他對文藝更感興趣。他跟我說他堅持不摘眼鏡，因為戴眼鏡的人是“有文化的”，和那些“武夫”不同，他就是過得很不開心。

職業教育提供的環境可能比較單一，但學生們是很復雜的。情感上的壓力，會導致這些少年需要尋找各種突破口。家境好的大手大腳地花錢，不斷換手機。

我沒有研究過別的職業學校，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同類學校存在的共性問題。對于武校來說，可能學校的高層也會想，這些孩子本身是帶著一些“問題”來到學校的，所以武校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要“改造”問題學生，讓他們能“重回社會”。在這種視野下，那些學生在這里感受到的“痛苦”，可能正是“改造過程”的證明。在這個意義上，“受苦”便是一個指向重回主流社會的重構過程。

武校里的女孩子們

新京報：不論是在公眾印象還是學術研究中，武校似乎都是充滿尚武的“男性氣質”的。在這種環境下，去學武的女生群體的處境變得微妙。你的研究發現，武校的女生一方面希望自己適應學校男性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些抵抗，比如不認為自己是“女漢子”。她們是如何安放自己的這種身份認同的張力的？

董軒：在校時間的長短，以及年齡，會很大程度上影響武校里的女生的狀態。我當時看到的很多太小的女生，并沒有很強的性別意識，受到這種困擾少一些。但是青春期的女生，很多都會有這種困擾。因為武校的評價體系里，練得好、打得好很重要。在這樣的環境里存在甚至“追捧”這樣的榜樣，女孩子也會想效仿，至少能得到老師們的贊賞，她們會去嘗試著讓自己顯得更像武校里的男生。但是有一些細節還是能透露出張力，例如，每到周日的時候，下午放假，我經常會看到很多女生穿著用現在的話來說特別“萌”的拖鞋或者睡衣出現在操場上，和平時整個人的狀態非常不一樣。

我書里也提到了一些研究，比如，Ezzell研究了美國高中女橄欖球隊隊員，發現她們通過構建“獨特的身份”，例如強調自己是異性戀、有“傳統”的女性吸引力等來區分“女生”與需要“男性氣質”的橄欖球運動員這兩個身份。受到尚武文化的影響，武術學校的女生必須發展出一套表演堅韌的策略，以在這種男多女少、崇尚狼性的文化的環境里保護自己。但她們也無意識地重構了所謂“女性氣質”，比如我訪談過的小薇，本身練武練得很好，男生給她起“男人婆”的外號，她對此表示拒絕，在她眼里，這是練武的女生特有的“獨立”。

紀錄片《龍之女》（2013）畫面。

之前有一個紀錄片叫《龍之女》，就專門拍攝了少林武術學校的女生群體，這里面就呈現出了復雜性。此外，之前一個記者拍過一張照片，也給過我很大的震撼，同時，我也覺得是一種特別好的隱喻。那是一個武校里拿了全國冠軍的女生，接受采訪的時候，手里抱著一只特別大的泰迪熊，在她身后的墻上，是一個李小龍露著腹肌的照片。

李小龍經典電影《猛龍過江》（1972）劇照。

不過，因為我是一個男性研究者，誠懇地來說，我不一定能完全認識到這個問題的真相，我只能講我觀察到的事情，很多事情我并不能直接去猜測。不過，有一點非常確切的感受，這些武校里的女生都在用各種各樣的方式經歷著無奈。比如我書里提到的小芳，家里把弟弟送來武校學武，擔心他學壞、受欺負，就把小芳也送過來“陪讀”。還有“女承父業”的小龍，爸爸是一個武術迷，把她送來學武是為了圓自己的武術夢，但她并不喜歡學武。盡管這些女生都是十幾歲的未成年人，但似乎都在“照護”別人的夢想。這可能是武校里的學生能折射出的更大的社會問題。

“在武校里等待成年”

新京報：武校的特殊之處在于，它的出路常常和“做功夫明星”相連。但學生想象中武校出路越是浪漫化，在殘酷現實面前經受的落差就越大。這種“功夫夢”在武校學生中起著什么樣的作用？如今它還有感召力嗎？

董軒：在我做田野研究的那個時間點上，如果問武校的教練，他一般會說，他當年學武（更早一些時候），就是想要“成為李連杰、成龍”。但到了他們當教練的時候——尤其是電腦技術已經很發達——本身武術片的拍攝語境就在變，影視劇里對武術的身體要求在變低。那時候大家談得最多的是《臥虎藏龍》，那是一個功夫片轉型很成功的案例，他們意識到，原來不那么會打，也是可能出名的。

《臥虎藏龍》（2000）劇照。

所以那時候，武校里的孩子們即便真的是想學武，也對“打成名”不太樂觀，但他們會有自己對于夢想的“重構”。我當時就碰到一些孩子跟我說，他們希望在登封這兒接受武術訓練之后，再去山東學跑酷。對于當時的我來說，我完全不知道跑酷是什么，但他們已經很興奮地在跟我談論了，向我科普跑酷運動有哪些“大神”、需要怎樣的身體技術等等。

有些孩子的成熟讓我驚訝，學武其實只是一個鋪墊。比如有個孩子跟我說他未來想開一個拳館，這放在十幾年后的今天，也是一個那個年紀的小孩很罕見的夢想。但是他說得很認真，他說他爸爸跟他一起分析，覺得要對這個行業先有一個全方位的了解，所以還是應該先來學一下武。

他們會很細致地分析他未來有什么規劃，準備怎么落實。在田野里和他們朝夕相處，其實從我個人情感的角度來說，我覺得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沒有外人刻板印象里的那種“功夫夢”。但夢想依然是重要的，比如跑酷，夢想或者希望是生活的支撐，是用一種對未來的想象、規劃來編織當下、個體感受的方法。在這一點上，無論是青少年還是成年人，其實都是一樣的。

紀錄片《中華武術》（1984）畫面。

新京報：你全書的結尾叫“在武校里等待成年”。我覺得“等待”在此的內涵特別豐富，可否展開談談？

董軒：學者Woronov（暫譯，沃倫諾夫）之前研究了南京兩所職業學校的學生，他用“消磨時間”（doing time）來描述職校學生的在校狀態，認為這種貌似沒有“生產性”的“消磨時間”實際上是快速變化的中國社會中的一種勞動形態。對職校的學生來說，職業教育的學歷可能并不代表知識或者技能的提升，但一定程度上證明了學生的韌勁。所以，盡管職校學生每天在課堂上睡覺、打發時間，做一些看起來浪費時間的事兒，沒有“學習知識”，但并不意味著沒有付出“勞動”，沒有收獲。職校的“無聊”反倒磨煉了這些學生抵抗生活不確定性的耐心，一定程度上幫助他們面對畢業后服務業的高度流動性。

這個研究的啟發是，西方現代性對時間的理解，讓我們追求人生的每一秒都要有效率，都要創造價值，一旦我們一段時間無所事事，就是不對的，甚至是不道德的。但問題是，何謂價值，何謂浪費？在南京職校的這個研究里，學生們做的事情被界定為消磨時間。在武校，其實很多人也覺得學生們學的東西沒有什么實際價值。但這些真的是浪費時間嗎？從人生的角度來說，悖論也許是，有時候這種“等待”的狀態也是必要的，而有很多時間利用率拉滿的努力，卻往往是“消磨時間”，消耗掉的不僅僅是時間、對世界的好奇心，還可能同時磨掉了優雅的失敗和“漫不經心”生活的能力。

我不能簡單判斷武校學生的狀態是不是同樣是一種“消磨時間”。說它是人類學意義上的“閾限”狀態可能更恰當——它是一個人生的“中間態”，連接著人生的兩個階段。學生們在武校，可能并沒有指向一個明確的未來，但這段人生，對于他們來說，也各有意義。

新京報：在前人研究幾乎空白的情況下，研究武校學生這樣一個“非主流”的學生群體，給你的學術與思考帶來了哪些影響？

董軒：這個十幾年前做的研究帶給我的影響可能是多個維度的。首先是我會不斷反思師生關系，我現在也是研究生導師，導師和學生的關系在中國語境里常在“師門”這個概念之下被討論，既有“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的意思，也可能還有“內”“外”的符號邊界感。在這個意義上，我在武校看到的所謂好的或者不好的師生關系，以及這種關系的演化發展，都會不斷提醒我怎么去做一個我認為合格的導師。

第二，因為工作的關系，我也會參與一些學校教育實踐的討論。我經常會在討論的時候提醒：一個政策或制度在一線實踐中會有怎樣的非預期效果？當年我研究的武校學生群體，其實也映射著這樣的非預期效果。例如，一個學生可能因為大的環境的變動，在老家和父母的打工地之間來來回回折騰，最后偏離了大多數同齡人的人生軌跡，走上了一條比較“非主流”的路。

第三，我自己現在主要做基礎教育研究，幾乎每個月都要去各種學校聽課、參與學校改進的研討。我可能會更多關注那些學校生活中“被忽略的學生”，比如，老師設計教學的時候，要把可能反應慢一點、跟不上的學生考慮進來。做公開課展示教案的時候，要把比較內向的孩子考慮進來。我現在指導學生的選題，其實也有這個趨向，他們做過口才學校學生、藝考生、高考復讀生等群體的研究，他們都不是現在輿論熱點里“困在績點里”的985大學生，但需要我們更多的重視。

本文內容系獨家原創。采寫：劉亞光；編輯：西西；校對：劉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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