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深秋，江西蘇區的山道上擠滿了抬著印刷機、縫紉機甚至整臺X光機的紅軍士兵。隊伍綿延六十公里，像一條負重的巨龍在炮火中艱難蠕動。

而在瑞金一座被稱為“獨立房子”的農舍里，德國軍事顧問李德正用紅藍鉛筆在地圖上畫出一道道防線——這些防線將由血肉之軀鑄成，卻擋不住國民黨軍的德制山炮。

這段史實給人們留下一個猜想：如果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不采納李德的作戰方案，長征是否有可能避免？

兩個德國人的生死棋局

第五次反“圍剿”本質上是兩個德國軍事顧問的較量。蔣介石的顧問馮·西克特出身普魯士貴族，曾任德國陸軍總參謀長，他設計的“堡壘蠶食”戰術要求國民黨軍每推進七公里修筑一座碉堡，最終在蘇區周圍建起1.4萬多個鋼筋水泥堡壘。

而共產國際派來的李德，本名奧托·布勞恩，僅有街壘戰經驗。面對西克特的銅墻鐵壁，他竟命令紅軍“以碉堡對碉堡”。紅軍缺乏水泥，只能用竹木泥土筑工事。國民黨軍的碉堡可抗炮彈轟擊，紅軍的工事卻連重機槍子彈都擋不住。毛澤東諷刺此為“乞丐和龍王比寶”。

廣昌血淚：堡壘戰術的破產

1934年4月的廣昌戰役成為悲劇縮影。李德調集紅軍九個師死守蘇區北大門，要求“不讓敵人侵占寸土”。紅三軍團在五百米陣地上承受著德制山炮的轟擊——這些射程九千米的重炮將紅軍碉堡炸成齏粉。戰士犧牲后，新兵用犧牲者的子彈繼續戰斗，而兵工廠翻造的劣質子彈“剛出槍口彈頭就會掉下來”。

十八天血戰，紅軍傷亡5500余人。撤退時彭德懷當面痛斥李德：“如果不是紅軍高度自覺，一、三軍團早就被你送掉了！你是紅軍的罪人！”李德暴跳如雷卻無言以對。此刻蘇區已喪失70%領土，紅軍從十萬銳減至六萬。

被否決的生機

其實轉機并非不存在。當國民黨軍攻占廣昌直逼瑞金時，毛澤東提出奇襲方案：紅軍主力突進湖南中部，調動敵軍離開堡壘區，在運動中殲敵。這與他此前四次反“圍剿”取勝的策略一脈相承。

歷史在此出現分岔。若采納此策，依托閩贛粵根據地的群眾基礎，紅軍可能重現第三次反“圍剿”的奇跡——當時3萬紅軍在15萬敵軍包圍中穿插半個月，殲敵3萬余人全身而退。但博古斥之為“游擊主義”，李德更在軍事地圖上畫了個大紅叉。

南方根據地的存續可能

中央蘇區并非孤例。同一時期，賀龍領導的湘鄂西蘇區采用運動戰，在陳家河殲滅國民黨軍172旅；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靈活轉戰鄂豫陜，甚至吸引蔣介石從圍剿中央蘇區的部隊中抽調三個師北上。

若中央紅軍堅持游擊戰，南方革命火種或可延續：

生死關頭的歷史啟示

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劉伯承的總結字字泣血：“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后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而李德在失去指揮權后，竟因情緒失控槍擊民房泄憤，被王稼祥用俄語訓斥后才收斂。

最深刻的對比在兩位德國顧問的結局：西克特1935年病逝德國，至死不知他的中國對手竟是慕尼黑街壘戰時的無名小卒；李德1974年死于東德，回憶錄中仍堅稱“堡壘戰術符合國際經驗”。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寫下定論：“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制勝的根本法則。”

歷史沒有如果，但教訓永恒：當教條取代實際，當地圖覆蓋田野，再熾熱的信仰也可能在錯誤的道路上流血漂櫓。

【參考資料】《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匯編》（江西人民出版社）《紅軍長征史》（中共黨史出版社）《李德與中國革命》（中共黨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