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橋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馬橋文化時期是怎樣的一種社會結構？

馬橋文化

如何影響了本地區歷史發展的方向，

它與現代社會的形成有什么聯系？

追尋馬橋文化的探索步伐依然應該延續。

“發現閔行之美”系列叢書誦讀活動的第二十七季，我們邀請了上海市閔行區江川路小學的少年來誦讀《追尋馬橋文化》。今天，你將聽到的是《馬橋文化的刻劃符號是文字嗎？》（下）。

馬橋遺址的發掘者在整理遺址發現的刻劃符號時，主要從字形的組合方式進行分類，然后進行類比研究。宋建先生認為馬橋文化的刻劃符號主要由短直線或弧線組合而成，它們有些是平行的橫或豎向的線條，有些是兩條線條相交，有些是兩條線條呈夾角相連，有些近似于葉脈紋的組合，還有些與折線紋相似，還有一些特殊的組合方式，這些構成了馬橋文化刻劃符號的特殊結構。他把234個刻劃符號作了同形合并，歸為59種。又根據形體結構相似、含義可能具有一些共性的若干種單體歸類，將其中33種分成六類。另外26種因各自數量太少未歸類。

a類：橫或豎的直線或弧線，直線用尖銳品工具刻畫，占多數；弧線用指甲壓刻，比較少。所謂橫和豎是指線段與口沿邊緣平行或者垂直。還有少數斜線，依據其接近程度分別歸入橫或豎。一個單體符號的線段多為一至三條，只有極個別的超過三條，最多的一個有八條線段。線段的排列基本平行，非平行排列的比較少見。a類符號的結構最簡單而數量卻是最多的，共有8種62個。b類是a類的擴展與補充，即在橫或豎的線段上再添加一道，有豎、橫、折的區別。c類是兩條線段相交及其擴展。d類兩條線段相接成夾角及其擴展。e類與陶器上的葉脈紋相似。f類為折線形及其變體。

參照殷墟類似符號的解讀，馬橋遺址發掘者認為馬橋文化刻劃符號中數字占有更大的比例，分類中的a類和c類、d類的主要部分都是數字，而b類和c、d類的其他部分以數字為基本構架，又增加了簡單的線段，他們是在數字外的附加記錄。由于馬橋文化陶文相對固定在紅褐陶器上，因此，發掘者認為陶文應該與紅褐陶燒造的復雜工藝有關，但是它們究竟是表示制作的順序、陶器的批量或器類的件數，尚不能確定［1］。江西鷹潭角山商代窯址中在燒造的陶器上也發現了許多類似的刻劃符號，從而再次證明在陶器上發現的單體符號大致與陶器燒造工藝有著一定的關系［2］。

汪寧生先生曾經根據民族學調查，總結出原始記事方法大致有物件記事、符號記事和圖畫記事三類。他認為文字是由原始記事方法發展出來的，但兩者之間仍有明顯的差異，主要區別在于：文字是記錄語言的，而符號或圖形是脫離語言的；文字可以成為社會交際的工具，凡是識字的人都能了解其意義，而原始記事中的符號或圖形主要是幫助記憶；文字是連貫的，能表達完整的思想，而符號或圖形是不相連續的；文字形體相對說來是固定的，而符號或圖形的寫法是經常變動的。因此，只有表音字的出現，文字才能成為記錄語言的工具。只有作為記錄語言的工具的文字，才算是真正的文字［3］。而文字系統證明是人類所曾發明的一種最有效的系統，不僅用來描述我們周圍的世界，而且用來與人們溝通并控制他們，將社會組合為一體，并把積累起來的社會知識傳給后世［4］。

從馬橋文化的刻劃符號來看，雖然它們已經具備了一些特殊的意義，其中部分也有可能與早期文字相關，但是大多數符號與后期的成熟文字差異較大。但是，不能否認的是部分刻劃符號應該與后期文字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甚至是尋找漢字起源的重要線索。

［1］宋建、周麗娟：《論馬橋文化的陶文》，《上海博物館集刊（第八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2］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鷹潭市博物館：《角山窯址：1983—2007年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7年。

［3］汪寧生：《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考古學報》1981年第1期。

［4］科林·倫福儒、保羅·巴恩著，陳淳譯：《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第六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72頁。

2023年5月起，區政協辦公室、區教育局、團區委和區融媒體中心聯合推出了“發現閔行之美”系列叢書誦讀活動，陸續邀請閔行區多所學校的青少年一起來讀好書、善讀書、懂歷史、愛家鄉，合力推動“閔行情”讀書活動落到實處。

第二十七季，我們邀請了上海市閔行區江川路小學的少年來誦讀《追尋馬橋文化》。篳路藍縷，以啟后學，本書致力于全面收集馬橋文化發掘及研究的成果，多視角地展現馬橋文化的特點。本書既是向馬橋文化命名四十周年紀念活動的獻禮，也希望它能成為未來研究的基石，引起學者們對馬橋文化更多關注，共同推進學術的不斷發展。

2025年7月起，第二十七季正式開啟，每個工作日的21:30，我們不聽不睡！

一起聆聽閔行聲音，發現閔行之美……

朗讀：上海市閔行區江川路小學 汪梓驍

編輯：湯婧嫻

初審：黃圣源（實習）

復審：林心怡

終審：劉墾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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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觀號作者：今日閔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