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關注我們，獲取更多地名資訊

摘要：《逸周書》卷七《王會解第五十九》一文，記載了商朝正南方位六個方國的名稱與其向中央朝廷貢納方物的種類。通過考證這些方國的地理范圍，發現其大多屬于嶺南地區。輔以考古發現，證實了商代時期嶺南與中原地區已經建立了較為密切的關系，雙方在政治、經濟及文化方面有了較為深入的往來，通過互相影響和融合，共同創造了中華文明，這個事實證實了先秦時期嶺南屬于我國的歷史疆域范圍。

關鍵詞：正南國；地理范圍；嶺南；中原

嶺南，指五嶺以南的廣大地區。五嶺，為分布于南嶺山脈上的5座山嶺，即越城嶺、萌渚嶺、都龐嶺、騎田嶺和大庾嶺。南嶺山脈橫亙于江西、兩廣及湖南之間，是長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嶺。古人習慣上把南嶺以南的廣大地區稱為嶺南，或稱嶺表、嶺外地區。唐房玄齡等撰《晉書》把秦朝建立的南海、桂林和象郡稱為“嶺南三郡”，明確了嶺南的范圍，即包括廣東、廣西以及海南島和南海諸島等地區，宋代以前也涉及越南北部地區。

從地理位置上看，嶺南北靠五嶺，南臨南海，西連云貴，東接福建。在人類利用自然條件能力相對低下的遠古時期，地理環境對嶺南與中原地區的交流造成了嚴重阻礙，延綿1400多公里的南嶺山脈構筑了一道天然的屏障。然而，這并不能阻擋兩地之間的交流，嶺南這個富饒美麗的地方，從遠古時期就已經與中原地區發生聯系。

一、商朝的貢納制度

商代時期，中央王朝的疆域進一步擴大，中原文化的影響也隨之向四周擴展。《淮南子·泰族訓》謂“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東海即東部濱海地區，流沙泛指甘肅、內蒙等地的西北沙漠地帶，交趾為嶺南地區，幽都大致包括今河北北部燕山南北及遼寧部分地區。拋去其中的夸耀和想象成分，商朝的疆域范圍也已經包含了廣大的區域。

除了中心的王畿和統屬的“四土”外，商王朝的周邊還分布著眾多的方國。在治理方式上，商朝主要通過貢納制度來實現對周邊眾多方國的控制。《詩經》載成湯建國后各方國來獻享的情景，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鄭玄箋：“享，獻也。世見曰王······成湯之時，乃氐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孔穎達疏：“世見曰來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由此可知，商王朝憑借強大的武力做后盾讓周邊的方國臣服，使其“莫敢不來”。這說明，方國向商王朝納貢已經成為王朝國家的一種常規體制，因此才會出現“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的盛況。《荀子·解蔽》說湯用伊尹滅夏“受九有”而“遠方莫不致其珍”，晉人皇甫謐著《帝王世紀》說，諸侯叛桀附湯，“同日職貢者五百國”。除文獻記載外，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也證實了商代貢納制度的存在。

對商代貢納方國方位及名稱、貢納方物記載較為詳細的是《逸周書》，在其《王會解》一文中，詳細記載了商湯命令伊尹制定四方令的過程以及東南西北方位各方國名稱及貢獻物品的種類。書中載：“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伊尹受命，于是為四方獻令。”這段材料表明，只要周邊國家向商王朝進貢方物，就表示臣服，并得到“侯”，即方國的待遇，所謂“自古之政（注：余謂眾諸侯貢物也，言政化之所致也），南人至眾，皆北向”。商王朝并不貪圖地方貢物，而更注重其政治象征意義，因此才根據各地出產情形，規定四方進貢方物的種類，其中“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這則材料前半段為方國名稱，孔晁注：“六者，南蠻之別名。”可見，這六個方國的名稱同時也是部族名。顯然，正南方位這六個向中央王朝進貢方物的方國屬于中國早期國家不可分割的部分。

二、正南方國范圍大多在嶺南地區

這些處于正南方向的方國，其地理位置及活動大致范圍在何處呢？對此，《逸周書》并沒有更多的記載和線索。通過對史料進行梳理和考證，證實這些正南方國的活動地域大多在古嶺南地區。

（一）甌鄧

目前，在利用《王會解》這則材料時，許多學者都將甌鄧分開，解成“甌、鄧”，如此就與孔晁所注“六者，南蠻之別名”相左，因后邊都是兩字成組，如將甌鄧分開，則成了“七蠻”了。然而，如果將甌鄧聯成一組，作為單獨的方國或部族名稱，除了《逸周書》外，后世史籍又多無載，而多以單獨的“鄧”“甌”見諸文字，以至許多學者得出“甌鄧，地望無考”的結論。事實并非如此，這實際反映了商代時期民族遷徙和融合的發展過程，湖北襄樊以北的鄧國人向南遷徙后與廣西的甌人不斷融合，形成了新的甌鄧部族。這個過程應該不會經歷很長的時間，而且甌鄧之后又被“西甌”等名稱所取代，才會造成史籍對“甌鄧”記載缺失的假象。因此，甌鄧和嶺南甌人的地望基本是重合的。

鄧國是我國先秦時期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發達的古老方國，其肇始于原始社會后期，歷經夏、商、西周，直至春秋早期為楚所滅，前后達十數世紀。古鄧國地望在今湖北襄陽市西北10余里的古鄧城，其境土大致包括南陽盆地南部原襄陽縣（現襄州區）境的漢水以北和新野、鄧縣以南地帶。大約在商代時期，鄧人中的一支從豫西往南遷徙，到達南嶺一帶，與當地的甌人結合成為甌鄧。

甌即西甌。甌之義，近人劉師培以為：“甌從區聲。區，為踦區藏匿之所。從區之字，均有曲義，故凡山林險阻之地，均謂之甌。南方多山，且古多林木，故古人均謂之甌，因名其人為甌人。”西甌之名，始見于漢代史籍。劉安《淮南子·人間訓》云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西嘔”即“西甌”，之所以稱西甌，顏師古注：“言西者，以別東甌也。”此后，西甌之名見諸史籍逐漸增多。《史記·南越列傳》載趙佗“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漢書·南粵傳》曰：“蠻夷中西有西甌，其眾半羸，南面稱王。”可見，甌人作為越人的一支曾活躍于古嶺南地區。

關于西甌地望，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載貴州（今廣西貴港市），“本西甌、駱越之地，秦并天下置桂林郡”。唐杜佑《通典·州郡十四》亦曰：“貴州，古西甌、駱越之地。”宋樂史《太平寰宇記》貴州郁平縣條引《輿地志》云：“故西甌、駱越之地，秦雖立郡，仍有甌駱之名。”可見，西甌活動的主要中心大體相當于秦桂林郡，漢郁林郡及蒼梧郡一帶。

今人的研究結果也表明，西甌活動的中心主要在古嶺南地區。蒙文通先生認為，“漢之郁林、蒼梧、合浦三郡宜皆故西甌之地也”。張一民分析，“西甌的活動地域應是五嶺之南，南越之西，駱越之東。大體包括漢代郁林郡和蒼梧郡，相當于桂江流域和西江中游一帶”。蔣廷瑜指出，“西甌活動的中心只能在五嶺之南，南越之西，駱越之北，恰當今桂江流域和珠江中游（即潯江流域）一帶”。這些看法雖有微小差異，但對西甌主要分布在今桂江流域一帶的看法則是一致的，即大體相當于秦桂林郡，漢代郁林郡、蒼梧郡一帶。

（二）桂國

桂國之名來源于其地多產桂樹，秦時置有桂林郡。《山海經·南山經》曰：“南山經之首曰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多桂······麗麂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可見，瀕臨西海，麗麂水源頭的招搖山上多產有桂樹。招搖山的位置，為今廣西興安縣的貓兒山。貓兒山海拔2141米，是廣西乃至華南地區第一高峰，滿足了作為山系首山的條件，同時山上及其附近一帶也以產桂著稱，也是漓江（即麗麂水）的發源地。《呂氏春秋》曾慨嘆：“和之美者，陽樸之姜，招搖之桂。”

《山海經·海內南經》載：“桂林八樹，在番禺東。”郭璞注：“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按番禺之東似與秦時桂林郡不相干，因桂林郡之位置多在其西也，實則不然，這與宋以前古人標注地圖方位有關。據考古發現和專家考證共識，宋代以前的古代地圖有時以南為正方位，而不是現今通用的以北為正方位。因此，此材料之“番禺之東”當理解為“番禺之西”，與秦時所置之桂林郡方向相符。

此外，宋人羅泌《路史》曰：“桂國見《四方令》經云：‘八桂在賁禺東’，蓋桂陽也。”可見，得名于桂樹的桂國范圍達到了湘南一帶。張聲震認為，桂國之地位于桂北，北到湘南，南迫桂江，西至融江一帶，東接蒼梧部。如今，在這些地方及其周邊仍留有濃厚的“桂”文化氣息：湖南郴州北有桂門嶺，桂陽縣西有桂枝嶺，臨武縣北有桂嶺；廣東樂昌縣北、興縣西、曲江縣西均留有桂山，連州西北留有圭山；廣西地方歷史上設有桂林郡、桂平郡、桂林縣、臨桂縣、桂林府等行政區劃，廣西也稱桂、八桂，賀州東北留有桂嶺墟，漓江西段稱桂江，等等。所有這些，都可作為桂國分布范圍的參考及佐證。

（三）損子

其名稱來自于當地古時有殺首子而食的習俗，因稱損子。《墨子·魯問》載：“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同書《墨子·節葬下》載：“越之東有輆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按楚之南，當指湖南南部以及廣西、廣東地區。《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禮記》稱‘南方曰蠻’。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其西有啖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今烏滸人是也。”交趾為古時中原對南方地區，特別是嶺南地區的稱呼。可見，在古時嶺南，甚至嶺南之西地方曾有食首子習俗的方國存在，名曰損子國。

東漢以后，這部分人又被稱為“烏滸人”。《異物志》稱：“烏蠻在南海郡之西，安南都統司之北，即烏滸蠻也，古有損子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其國有烏蠻灘，漢建武中，國廢。”關于烏滸之位置，萬震《南州異物志》曰烏滸“東界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沈欽韓《后漢書疏證》曰：“烏滸山在南寧府橫州東南六十里，昔有烏滸蠻所居之地······”即粵西與桂東南部地區，大致相當于今廣西左江流域和貴港、橫縣、玉林、桂平、來賓、邕寧一帶。又《后漢書·南蠻傳》載：“靈帝建寧三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游人十余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通典》載：“烏滸地在今南海郡之西南，安南府北朗寧郡管。”唐置朗寧郡轄縣有宣化、朗寧、思龍、如和、武緣、封陵、晉興等，其境約相當于今廣西南寧市的邕寧、武鳴、隆安和崇左市的大新、扶綏以及防城港市的上思等縣（區）。

以上記載表明，商代時期損子的主要居地在今廣西橫縣、貴縣、容縣、玉林等地，活動的主要范圍在古嶺南地區。

（四）產里

其國先設都于廣西后遷至云南。徐松石著《泰族僮族粵族考》說：“產里國，初都臨塵，即今廣西邕寧縣西。后徙都于今云南車里。”產里的國都經歷了從廣西壯族地區遷至云南傣族地區的一個過程。臨塵，其地為秦時所置象郡之治所，大概相當于今廣西崇左寧明、扶綏、大新等地；車里，即今云南西雙版納地區。壯族和傣族歷史上同根同源，如今傣族的神話、民間故事里仍有其祖先西遷至云南的傳說，可資佐證。

宋羅泌《路史》卷26《國名紀三》載：“損子、百濮、九菌、產里，并四方令。產里，一云語兒，也或作陸童，誤。”羅泌認為把“產里”認作“陸童”是錯誤的，但并未進一步說明產里名稱的來源及具體范圍。明萬歷《云南通志》最早將“產里”釋為“車里”，其后天啟《滇志》亦沿其說，曰：“產里即今車里，周公作指南車以導之歸者是也。”此后，《滇略》《明史》以及清代方志、輿地史籍皆從此說，成為定論。

謝肇淛《滇略》卷3載：“湯《四方獻令》曰：西南產里（即今車里）、百濮，以象齒、短狗為獻。”《明史》卷315《云南土司三》載：“車里，即古產里，為倭泥、貂黨諸蠻雜居之地，古不通中國。”清馮甦《滇考》亦云：“一曰車里在八百東，即古產里，湯時以短狗象齒為獻。周公賜指南車歸，故名曰車里。”這些記載都說車里之名來源于周公賜車，此說當不可信，但“車里”為“產里”，因其名來源于古傣語音譯，“產”與“車”一音之轉，用漢字記錄時就極有可能訛寫，可信度還是很高的。可見，古產里國之中心范圍當在明代車里宣慰司之轄境。

清雍正《云南通志》卷24《普洱府》載：“車里宣慰司，即古產里。商初以象齒、矩狗獻。至周復入貢。周公作指南車導之歸，故名車里。”《清史稿》卷117《職官志四·藩部土司各官·土司各官條》記云南宣慰使司時曰：“普洱府屬車里，古商產里，順治十八年刀穆禱襲。”這兩條材料更是明確指出，車里宣慰司為商代時期的古產里地。此外，《大理府志》亦有“產里為湯亳之貢國”之載，看來產里屬云南，為古云南人之共識。所以，產里為含普洱府在內的明代車里宣慰司之地，是沒有問題的。據《大清一統志》，普洱府“在云南省治西南一千二百三十里，東西距六百八十里，南北距一千二百四十里。”由此觀之，古車里方國之地域中心范圍相當于今云南西雙版納州境。

（五）百濮

百濮是我國古代分布于南方的一大族群。最早的文獻記載其曾活動于江漢地區，商周時期往西南地區遷徙。“百濮”之名，最早見于《左傳》，“楚大饑······麇人帥百濮聚于選，將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于阪高，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杜預釋例曰：“建寧郡南有濮夷，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也。”可見，百濮之稱呼來源于其無統一組織，聚落眾多而分散之特征。清代倪蛻著《滇云歷年傳》認為：“百濮者，猶夫百粵也。言其多，非一跡之可循，一隅之足指，故謂之‘百’。今百粵即合浙、閩、兩廣而并稱之，而濮亦合楚、蜀、黔、滇而以‘百’名，想復同之耳。”后世史籍多以“濮人”稱之。

武王伐紂時，濮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尚書·周書·牧誓》（武）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孔安國傳：“濮在江漢之南”。由此可知，百濮曾活躍于江漢及其以南地區。《史記·楚世家》載：“濮在楚西南。”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又杜預釋例曰：“建寧郡南有濮夷。”建寧郡故城在今湖北石首縣。因此，這個時期的百濮從方位看，位于楚西南、建寧郡南和漢之南，即漢江平原以南的鄂西清江流域和湘西澧水、沅水中下游。

舒向今通過對考古材料的梳理認為，商周時期“濮”的活動范圍北界已接近江漢地區，或已進人了江漢地區。他指出，“濮”的基本地區或曰中心地帶，應在長江以南的洞庭湖地區和“五溪”一帶。其文化影響，南面可能已到達長沙和長沙以南地區。西周末年以后，“濮”在“楚”的壓力下逐步向西南轉移，活動范圍逐步縮小。

濮人向西南地區的轉移呈扇形散開，不斷進入四川、云南、貴州及廣西等地。如巴蜀地區，濮人進入了巴國境內。揚雄《蜀都賦》曰，“東有巴賨，綿亙百濮”；左思《蜀都賦》載，“左綿巴中，百濮所充”。如云南、廣西等地區，《逸周書·王會解》載：“成周之會······氐羌以鸞鳥······蜀人以文翰······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蠻地與哀牢相接。”晉人孔晁注曰：“卜人，西南之蠻，丹砂所出。”宋人王應麟補注：“卜即濮也，沙今作砂。”按哀牢之地，漢置有永昌郡。《華陽國志》載：“句町縣，故句町王國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漢時受封迄今。”此后，進入西南地區的濮人便與當地原住民及其他遷入民族不斷融合，重新分化和形成了許多新的民族。

（六）九菌

其名稱來自于其地出菌蕈特產。《山海經·海內經》曰：“南海之內有衡山，有菌山。”《山海經·大荒南經》云：“有小人，名曰菌人。”朱右曾曰：“九菌，蓋即九真。漢為郡，今安南國清化新平二府地。”九真郡為兩漢郡名，漢武帝時期初設，秦時其地屬象郡。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在平定南越宰相呂嘉之亂后廢除了南越國，在其地設置了南海、郁林、蒼梧、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其中九真郡設在南越王趙佗以兵威、財物獲取的“西甌、駱”地。九真郡，治胥浦（今越南清化西北），轄境相當今越南清化全省及義靜省東部地區。九真郡西漢時轄胥浦、居風、都龐、余發、咸驩、無切、無編七縣，東漢時轄五縣，改無切為無功。

由上可知，商時之九菌主要活動范圍在今越南北部地區，這里也曾是百越的分布地。

三、考古發現證實嶺南與中原關系密切

從考古發現來看，先秦時期的嶺南也沒有隔絕于中國文明之外，它不是一座孤島。考古學家蘇秉琦認為，“南中國占大半個中國，而嶺南考古又同一般的南方有所區別。它向南連著南海諸島，還可擴大到印度支那半島，是真正的南方”。他進一步指出：“嶺南有自己的夏商周，是秦統一的基礎。南越不是后來產生的，秦漢設郡以前是古國和方國。東江、西江都有古城的大遺址。春秋戰國看到的國家都很早，包括秦漢設郡的地方。”大多數學者認為，嶺南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就與中原地區，特別是與長江中下游地區有文化方面的接觸，商朝的疆域已擴展至南嶺北部地區，其“形成發展時間與楚人進逼嶺南大體一致”。卜工指出：“嶺南地區的考古學文化與中原血脈相連，文明起源的中國模式在嶺南繼續延伸是客觀的歷史事實。”

現有的考古成果表明，商代時期的嶺南地區已經受到中原文化較深的影響，并且雙方之間有了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往來。如1990年香港南丫島大灣遺址6號墓出土了一件商代牙璋，表明商朝已與南海之越人有聯系；廣西武鳴元龍坡遺址出土有商末獸面青銅卣、廣東饒平出土了商末銅戈，表明先進的中原青銅文化至少在商末就影響到了嶺南地區；嶺南新石器晚期出現的夔紋和雷紋，可能是仿制中原商周時期的青銅器紋飾的結果。此外，在中原地區的商周考古中也發現了來自嶺南地區的物產，如鄭州、安陽等地發掘出土了鱘魚鱗片、鯨魚骨、占卜用的大龜甲等。其中，大量的龜骨產自南海，為南方各國進貢而來，如“又來自南致龜”（《甲骨文合集》7076）；來自南方的“我”和“雀”每次進貢的龜甲都不在少數，“······卜，永貞，我致龜······其八百”（《甲骨文合集》9078）、“雀入龜五百”（《甲骨文合集》977反）。蔣祖緣認為，這些龜甲、海貝、海蚌、鯨魚骨等物品，應是作為貢品或交換品傳到中原的。

由上可知，商代時期中原與嶺南地區有了較為深入的往來，通過互相影響和融合，共同締造了中華民族的古代文明。

四、余論

以上文獻梳理和考古發現表明，嶺南地區很早就與中原政權發生了聯系，那種認為直至秦朝嶺南地區才屬于中國的觀點值得重新反思。如果將嶺南與中原的聯系從秦朝才正式起算，無疑就否定了嶺南從先秦起始終是我國歷史疆域的事實，也抹殺了百越民族早在商周時期已經開發南海和管理南海的歷史功績，難免授人以柄，被他人所利用，在某些時候陷入尷尬和被動。

實際上，從傳說時代起，嶺南就已經進入中原文明的視野和文化版圖。《尚書·堯典》載，堯曾經“申命羲叔，宅南交”。宋蔡沈注：“南交，南方交趾之地。”《史記·五帝本紀》載顓頊帝教化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舜時禹定九州，“南撫交阯。”《大戴禮記·少間篇》亦云：“虞舜以天德嗣堯······南撫交趾。”《淮南子》則載：“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這些文獻記載表明，傳說的炎黃以及堯舜時期，其地已“南至交趾”，對當地采取了“撫”的治理方式，說明這一時期中原政治文化已影響到嶺南地區，與嶺南地區發生了聯系。

值得指出的是，舜帝通過南下巡狩的方式，既宣揚了王者的權威，同時也宣示了嶺南地區是王土的一部分。《尚書》卷3《舜典》曰：“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漢孔安國注：“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狩，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征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孔穎達疏：“升道，謂乘道而行也，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國，欲通以巡狩為名。”這說明，舜在晚年時曾南下巡狩，到達嶺南蒼梧之地，且崩于蒼梧之野。西漢時期的司馬遷在閱讀了大量史書后，“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通過實地考察，印證了史籍的記載，給出了令人信服而準確的回答，在其不朽的著作《史記》中稱：“（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1973年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帛書《地形圖》證實了文獻記載的真實性。該《地形圖》在靠東部偏南的地方繪有九疑山，在山南畫有一排九個圓形柱狀物，九柱旁注“帝舜”二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地圖的測繪時間早于《史記》的成書年代。考古工作者根據該圖有關舜帝陵廟方位的指引，在湖南寧遠縣九疑山玉琯巖發現了秦漢至唐宋時期的舜帝陵廟遺址。這個古舜帝廟遺址是我國目前發現的始建年代最早的五帝陵廟，也是我國唯一有文獻可考的舜帝廟。陵廟的遺址位置與馬王堆《地形圖》中所標的舜廟位置基本一致。舜帝南巡與蒼梧古國的對話和交流，表明中原政權對嶺南地區有了一定程度的開發，嶺南與中原政權之間有了松散的臣屬關系。

商代時期，嶺南處于中央朝廷五服制度的要服范圍。五服制度不僅用于劃分行政區劃，同時也確立文化秩序，反映中央王朝與周邊各族或各方國的親疏關系。《國語集解·周語上》載：“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這說明，嶺南相對中央王朝而言是“蠻夷”，屬于要服，表明當地已進入中央朝廷的行政區劃，且“要服者貢”，需要貢納方物以表臣服。

嶺南眾多方國向中原政權進貢珠璣、玳瑁等高級享用品，說明擁有較高文明的嶺南地區已經納入中原政權的管理范圍，成為中華大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此后，雙方的交流和互動更為頻繁，1978年參加廬山江南地區印紋陶問題學術討論會的眾多專家學者一致認為：“在中原進入階級社會以后，高度發展的商周青銅文化曾給南方以強烈影響；同時，南方古文化中的某些因素也被中原文化所吸收。他們之間的相互交往融合，共同締造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古代文明，共同促進了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逐步形成。”

總而言之，傳世文獻與考古發現證實了商代時期嶺南與中原地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往來已相當密切，兩地文化互相影響，互相吸收，共同締造了中華民族的古代文明，自先秦起嶺南就已屬于我國的歷史疆域范圍。

作者：黃金東

來源：《賀州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

選稿：耿 曈

編輯：汪鴻琴

校對：宋柄燃

審訂：賀雨婷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微信掃碼加入

中國地名研究交流群

QQ掃碼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

歡迎來稿！歡迎交流！

轉載請注明來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