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是講文學的流變，即須由史的觀點轉回來講文學的觀點。”

錢穆先生在《錢穆珍稀講義·中國文學史》的開篇緒論中，就闡述了何為文學史，即文學史是講文學的流變。而所謂的“流變”，指的是我們從歷史的角度去觀察到各時代之文學的諸多變化，比如唐詩隨著時代的變遷，演變成為宋詩和宋詞。

當然，文學的演變史是有其原因的，并且會受到時代背景的影響。比如東漢時代到三國時代，其人情、風俗及社會形態都不同了，故思想、信仰及追求之目的亦不同了，而這些因素會共同作用于文學，致使其發生變化。

所以，錢穆先生強調一點：“文學是文化史中的一項，而非政治中的要目。文化史則包括文學、藝術、宗教及風俗等各項。”

搞清楚文學史是講什么的，我們自然就明白，中國文學的演化過程是一個不斷創新、繼承和發展的歷史過程。

而且每個時期都有其獨特的文學特點和代表作品，這些作品不僅見證了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也表現出了中國人民的智慧、情感和創造力。

而這本《中國文學史》，是葉龍將錢穆大師在現場的演講記錄整理而成，語言更為樸實接地氣，沒有枯燥乏味的嚴板學術用語，是更適合普羅大眾用以入門的歷史科普書。

因此，我們不可對該書內容求全責備：“它詳略不當，有些章節幾筆帶過，有些卻濃墨重彩；它缺乏嚴正的學術規范，口語多過書面表述；它太隨意，更像散文而非論文；它太初級，沒有什么高深的研究和發現；甚至它還有技術性錯漏……”

我們更應該將其還原到1955年那間破爛不堪的教室，錢穆先生憑借著自身的學術素養，將高高在上的歷史術語以通俗易懂的話語表述出來，讓那一張張浸滿汗水與愁苦的臉，能夠在傳統文化的洗滌下，重新充滿對未來生活的期盼，以及背靠著深厚的“文化根”，有了鼓起面對現實苦難的勇氣。

這就是錢穆先生所想要的，他對時代變革留下無盡嘆息之時，力圖從傳統中尋找應對時代的新價值。即我常常在思考的一個問題，在錢穆大師的義舉下有答案：“如果知識失去傳播的意義，它是否還有價值？”

因此我們也能夠理解他，在面對白天去搬磚晚上來聽課、傳統文化成為他們最后的“根”和“家園”的普羅大眾，錢穆只能也必須講出這樣的文學史，即便手頭上沒有多少本工具書，也沒有現代的諸如百度等可供查閱的搜索平臺網站。

可以說，《錢穆珍稀講義·中國文學史》不是高高在上的，它是一部沉痛而深情的文學史，值得我們尊敬和翻閱學習。

錢穆講到屈原的《離騷》時，他說，文學的最高境界是不求人解，如屈原寫《離騷》，他怨得純真而自然，但屈原并非要講給人聽——如同行云流水，云不為什么而行，水不為什么而流，我們的人生遇到悲歡離合的時候，也當如此。

“二十世紀之于錢穆，猶如堂吉訶德的風車大戰，不求人解卻站得行云流水，雖敗猶榮。他一生守護中國傳統文化，不曾言悔，只在極偶然的間隙，才留下對時代變革的一聲嘆息。”

“將文學與歷史融合在一起，亦將文學與人生加以融合”，錢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守和奉獻精神，貫徹一生。在我看來，錢穆在動蕩的時代中，如同二十世紀的屈原，在時代的瘡痍中堅持著自己的信念，默默守護著傳統文化。

以“史家之詩心”，呼喚傳統文學與人生、歷史、天地的高度融合，既是他對歷史的懷抱與對中國文學未來的思考，也是他對復興文化精神和傳統的勇氣的追求，對堅守和夢想的不悔態度。

錢穆大師的“不求人解”，是文學的最高境界，同時也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總之，最近我在閱讀《錢穆珍稀講義·中國文學史》時，跟隨錢穆先生在文學與歷史的長河中，詩意地行走。我體會到文學是一束光，撒向天空，便是滿天星斗，將光芒獻給人間。

而錢穆先生手捧著星星之火，為我們指引著一條通往光明的路——走進文學，走進中國文明的源頭；讀歷史和文化，讀出溫情與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