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向衡

“托塔天王”晁蓋，是小說《水滸傳》里相當重要的一個人物。都說藝術出于生活，歷史上倒確實也找得到與這位晁天王經歷相像的人物，且剛好生活于《水滸傳》成書之前——很有可能就是“托塔天王”晁蓋的原型，他就是隋末群雄之一的竇建德（573-621）。

并非無名之輩

新、舊兩本《唐書》里都有竇建德的列傳，而前者的記載更為詳細。他是貝州漳南縣（今河北省衡水市故城縣東北）人。“世為農，自言漢景帝太后父安成侯充之苗裔”。當然，隋與西漢相距八百年，他這個“自言”的成色，比劉備所謂“中山靖王之后”更不靠譜。

竇建德雖然只是個農民，但日子可能過得還不錯。這有幾個依據，首先，史書上記載“鄉人喪親，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太息，遽解牛與給喪事”。耕牛在古代是重要的生產工具，價值不菲，竇建德能夠“遽輟耕牛”，起碼證明家中尚有余力。其次，遭到水災時，“同縣有孫安祖，家為水所漂，妻子餓死”，竇建德家卻沒有受到什么影響，可見他絕非貧下中農。另外，《新唐書》還記載了一個故事：“盜夜劫其家，建德立戶下，盜入，擊三人死，余不敢進。”能被一伙兒強盜看上，說明竇建德自然不會家徒四壁，相反可能頗有余財，只不過強盜沒想到竇建德武藝如此高強，自己反而把命丟了。

史書上還說竇建德“材力絕人，少重然許，喜俠節”。而《水滸》里的晁蓋是東溪村的保正，“本縣本鄉富戶，平生仗義疏財”，“最愛刺槍”?？雌饋?，兩人的社會地位的確差不多。而且，晁蓋“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不論好歹，便留在莊上住”，竇建德同樣如此，孫安祖刺殺了縣令，“亡投建德”，竇建德也敢將其收留下來。

既然擁有自己的財產、鄉黨的尊敬、一定的社會地位、聰明的頭腦以及高強的武藝等一系列有利條件，為什么要去落草為寇呢？《水滸》里的晁蓋，可以說是自己選擇了反抗之路（智取生辰綱），而歷史上的竇建德，則是完全被逼出來的。

隋煬帝大業七年（611），正當竇建德在漳南過著如同往常一樣的日子的時候，突然發生了一件大事，改變了竇建德的一生。“時諸盜往來漳南者，所過皆殺掠居人，焚燒舍宅，獨不入建德之閭”。這件事可以有好幾種解讀，譬如強盜懾于竇建德勇武，惹不起躲得起就是一個說法。但當時隋朝的地方官員卻不這么看，為什么別人家都被搶了，就你家安然無事？定是因為竇建德“與賊徒交結”！結果，衙門派遣捕快“收系家屬，無少長皆殺之”。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家庭巨變，竇建德萬不得已率麾下百余人落草為寇，投奔起義領袖高士達，藏匿于高雞泊。高雞泊在今天河北省衡水市故城縣，“廣袤數百里，葭薍阻奧，可以避難，承間竊出，椎埋掠奪，足以自資”。這樣的地理環境當然也很容易聯想到晁蓋奪取生辰綱后投奔的水泊梁山。

水泊稱大王

河北與臨近的山東、河南一樣，在大業七年（611）遭到了嚴重水災，“漂沒四十余郡”，加上隋煬帝窮兵黷武，征伐高麗失敗，“死者數十萬，因屬疫疾”。在這種情況下，隋統治者還反而橫征暴斂，殘酷盤剝，百姓實在無法忍受，于是“強者聚而為盜”。高士達的高雞泊起義軍，就是其中的一支，與歷史上的梁山起義軍在宋徽宗朝的情形類似。

《水滸》里的晁蓋，上了梁山之后，火并王倫，成為梁山之主。而竇建德與高士達，卻不是這樣的關系。高士達以竇建德為軍司馬，對其相當信任。大業十二年（616），竇建德設計襲殺隋涿郡通守郭絢，使得高雞泊起義軍聲勢大振。

但起義軍也因此遭到隋代官軍的大規模進攻。這年，隋煬帝派楊義臣到河北。此人是隋代名將，在征伐高麗時，曾與在如今韓國影視劇中出現過的乙支文德“戰為先鋒，一日七勝”。楊義臣到河北，先打張金稱起義軍，對峙了一個多月，隋軍故意示弱，然后猛力襲擊，將其打敗，張金稱被俘犧牲。楊義臣乘勝進兵，要進軍高雞泊攻打高士達、竇建德。建德勸高士達道：“楊義臣善于用兵，兵鋒正銳，勢不可當。不如暫且退避，等他求戰不得，士卒疲勞，再乘機進攻，才能取勝?！?/p>

結果高士達不聽，親自引兵迎敵，居然還打了個勝仗，誰知幾天之后，就大敗戰死。高雞泊起義軍的幾年慘淡經營，險些就此廢于一旦。竇建德雖預料及此，率領百余名精兵守險，終因眾寡不敵敗走。楊義臣以為高雞泊起義軍已經不足為慮，就帶著隋軍主力撤走了。

竇建德乘此機會，收編余部，安葬陣亡將士，為高士達發喪成禮，士氣復振，不久發展到十余萬人，攻占了河北許多郡縣。第二年，他在樂壽（今河北獻縣）稱長樂王，年號丁丑，建置官屬，逐漸有了立國規模，比舊日割據水泊的局面，大大地躍進了一步?！端疂G》里的梁山泊全盛時期也不過攻打了幾個州城（如高唐州），自然更加無法與之相比了。

相比同時代的其他農民起義軍，竇建德在政治上顯得勝人一籌。封建社會里只有地主階級掌握文化，農民起義軍不從那里吸收有用的政治軍事經驗，就不可能取得巨大的勝利?？墒撬迥┺r變初起時，首領們抓到了隋朝官員與知識分子，一般都統統殺掉。譬如孟海公見“稱引書史”的人就殺，就是一個突出的事例。唯獨竇建德對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恩遇甚備”，捉到了隋朝官吏，也選拔任用，于是歸附者愈多，“隋郡縣吏多以地歸之，勢益張，兵至十余萬”。

第二年，隋煬帝命左翊衛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率幽冀精兵三萬南下，以解瓦崗軍對東都（洛陽）的圍困。竇建德偵知了這一消息后，散布流言，偽裝敗走，使得薛世雄信以為真，不設防備。隨后竇建德選拔了數千精銳埋伏在河間城南的水泊里邊，并親率勇士千余人在彌漫的大霧中向隋軍發起猛攻。薛世雄軍果然因此亂成一片，自相踐踏而死的就有一萬多人。薛世雄只帶了幾百名騎兵逃回涿郡。竇建德乘著戰勝的余威，取得了河北大部分郡縣。

到了公元618年，宇文化及在江都（今江蘇揚州）發動政變，弒殺隋煬帝。楊廣雖然早成獨夫，但畢竟是天子之尊，名義上的天下共主。隨著他的死亡，朝廷的統一權威徹底不復存在，隋失其鹿，天下群雄人人皆可逐之。于是在冬至之日，竇建德置酒“大會僚吏”。時有五只大鳥帶領群鳥從他在樂壽（今獻縣）所建的金城宮上空飛過，竇建德以為祥瑞，遂改年號為五鳳。又有宗城人獻玄珪一枚，景城丞孔德紹說：“昔夏膺箓，天錫玄珪，今瑞與禹同，宜稱夏國?！庇谑歉膰枮椤跋摹?。

其名不可滅

竇建德在河北建號稱帝的時候，李淵父子也已經在關中建立了基業。唐政權占有關中巴蜀，仿佛劉邦初與項羽角逐時的情形。但觀察當時天下大勢，鹿死誰手，尚未可知。竇建德攻殺北上的宇文化及后，“收傳國璽及鹵簿儀仗”。因此唐朝雖立而無隋朝的玉璽，在封建時代，其合法性與正統性都大成問題。

關中局勢穩定后，唐軍東進，經略中原。盛極一時的瓦崗軍失敗后，軍閥王世充占有了東都，建號為“鄭”。620年，秦王李世民統兵進攻王世充。唐軍攻洛陽幾個月，河南郡縣多半歸唐。王世充勢窮力竭，向竇建德求救。

此時，竇建德的部下多不愿出兵，唯獨劉斌力主“解仇除忿”、保持“鼎足三分”之勢而出兵援救。當然劉斌也不是真心為王世充著想。按照他的計劃：

“若唐軍破后而鄭可圖，則因而滅之，總二國之眾，乘唐軍之敗，長驅西入，京師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p>

從大局上看，這條計策毫無問題。因此竇建德做出決策，親自率軍十余萬進援洛陽，遂有虎牢之戰。

這一戰是唐夏爭奪統一領導權的決戰。如果夏勝，則可能在朱元璋前七百年出現一位由農民軍首領轉化的“太祖高皇帝”。竇建德的謀士凌敬主張不與唐軍打硬仗，渡黃河而北，越太行山，乘虛襲取今山西南部，威脅關中。凌敬分析曰，此行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這是一條正確的計策。但這時的竇建德認為：此行目的在救鄭，鄭亡在朝夕，棄之而去，是畏敵棄信，于是決策出戰。

可惜他的對手是李世民。李世民作戰，善于沉著觀變，抓住時機，猛烈一擊。這一戰也以此取勝。他先與夏軍相持一個多月，然后出戰，交鋒之際，先又按兵不動。夏軍列陣自清晨到中午，“兵士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逐漸懈怠。等夏軍饑渴疲勞，行列散亂的時候，李世民發動猛烈進攻。結果，夏軍大潰，被俘五萬人，竇建德本人也受傷被擒，“起兵至滅凡六年”。史書上說，李世民只率領三千五百軍隊，而竇建德擁有十萬大軍在此，竟一戰潰敗，實為歷史罕見。戰后，李世民以勝利者姿態責備竇建德：“我征王世充，關你何事，你越界而來，冒犯我軍士的鋒銳！”

竇建德回答：“今日不自己來，恐怕有勞你遠取。”

這雖為自嘲，卻也說明了實際情況。唐軍滅鄭之后必然圖夏也是明擺著的事情，正所謂“鄭亡則夏不能獨立”。

夏軍既敗，洛陽絕望，只好歸降，夏政權占有的河北郡縣也相繼降唐。俘虜到了長安，唐高祖赦王世充，李淵下令將竇建德和其他農民軍領袖綁赴刑場殺頭。這反映了李淵的階級立場，卻不能論定竇建德的功過。他從起義以來，一直與士卒同甘共苦，“每平城破陣，所得資財，并散賞諸將，一無所取，又不啖肉，常食惟有菜蔬脫粟之飯。其妻曹氏，不衣紈綺”；他在境內積極勸課農桑，發展生產。在隋末群雄里，這樣做的人是不多的。

因此，竇建德在世時，受到河北一帶人民的擁護。兵敗身死后，竇氏大夏政權部分核心故將打著竇建德的旗號，逐漸形成以劉黑闥為核心的反唐集團，迫使唐王朝先后派遣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與齊王李元吉歷時一年有余，才平定了劉黑闥。即便如此，百姓仍然懷念竇建德的善政。直到唐大和三年（829），河北地區依然有民眾為竇建德建立廟宇，予以供奉，并尊稱竇建德為夏王。時任魏州書佐的殷侔見到這樣的情況，激動萬分，遂寫下《竇建德碑》一文。其中有言：

“唯夏氏為國，知義而尚仁，貴忠而愛賢，無暴虐及民，無淫兇于已，故兵所加而勝，令所到而服?！?/p>

“自建德亡，距今已久遠，山東、河北之人，或尚談其事，且為之祀。知其名不可滅，而及人者存也！”

甚至連《舊唐書》里也不得不將竇建德的敗死歸咎于所謂的天命：“然天命有歸，人謀不及?！睆倪@個角度上說，這位現實版的晁蓋，實在算得上一位英雄人物。

（本文系“國家人文歷史”獨家稿件，作者：向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