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中國現當代文學時，沈從文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名字。這位來自湘西的作家，以他筆下的鄉土風光和細膩情感征服了無數讀者的心。他的影響早已超越國界。在日本，沈從文的作品受到廣泛關注，是重要的研究對象。關于日本學術界對沈從文作品的研究與解讀，日本龍谷大學講師林麗婷與日本京都大學副教授津守陽開展了一次深入探討。

日本研究者對沈從文作品有共鳴和親切感

林麗婷：日本對沈從文作品的翻譯和研究已經有一段較長的歷史。早在1938年，松枝茂夫就將《邊城》翻譯成日文。1954年，河出書房出版了全15卷本的《現代中國文學全集》，其中第8卷即《沈從文篇》，收錄了《邊城》《丈夫》《柏子》《月下小景》《從文自傳》等作品。此后二三十年內，沈從文的作品陸續被翻譯成日文出版。在研究上，1997年小島久代出版了《沈從文——人與作品》一書，是日本首部關于沈從文研究的論著。福家道信、今泉秀人、城谷武男、齊藤大紀以及津守老師您，都是日本代表性的沈從文研究者。您多年來專注于研究沈從文的文學作品，并通過獨特的性別視角，揭示了作品中的豐富文化內涵與深層次人性思考。您能介紹一下日本沈從文研究的大致情況嗎？特別是和中國或者其他國家的沈從文研究相比，日本的沈從文研究有哪些特點？

津守陽：如果想知道日本沈從文研究的整體面貌，其實小島久代老師的《沈從文研究在日本》和《日本近期的沈從文研究》兩篇論文很詳細地介紹了日本的相關研究情況，所以我就簡單地講一下日本如何接受沈從文作品吧。包括松枝茂夫在內，東京的“中國文學研究會”似乎對沈從文有特別的共鳴，其成員之一武田泰淳在1954年曾回憶說：“剛開始組織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時候，那已經是20年前的事了，不知道為什么，我們每個成員都不約而同地喜歡上沈從文。”我認為武田泰淳的這句話正好說明日本人接受沈從文時的共同感受：溫馨的共鳴和親切感。日本的沈從文研究正式進入學術性階段開始于小島久代老師和城谷武男老師他們那一代，之后才有了其他各位老師從各種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研究沈從文。在我看來，不管是從什么樣的角度和以什么樣的態度去研究，日本的沈從文研究似乎一直帶有一種共鳴和喜愛，好像大家有什么默契似的。

林麗婷：您是什么時候開始研究沈從文的？是什么吸引您深入研究他的作品？

津守陽：我第一次接觸沈從文的作品是在碩士一年級的時候，當時我到北京大學留學進修，后來因為聽了錢理群老師的課，對沈從文產生了興趣。錢理群老師的課非常受歡迎，教室里人多到坐不下，外面也擠滿了旁聽的學生。當時福家道信老師正好在北京大學做訪問研究。那時他結束了在吉首大學半年的訪學，剛開始后半年在北京大學的生活。初次見面，他就向我介紹了沈從文這樣一個作家，還跟我分享了他在湘西訪學期間的許多有趣經歷。

后來，我回到日本京都大學繼續讀碩士，要最后選定碩士論文題目時才正式開始研究沈從文。我還記得第一次閱讀《邊城》時的情景。那天，我在京都一座很小的昏暗的咖啡廳里翻開在中國買的《沈從文別集》，讀到《邊城·題記》的第一句話：“對于農人與兵士，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這點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隨處都可以看出。”這句話不知為何深深打動了我的心。我覺得這真是一句很有“感情”的表白，不僅如此，作家還很自覺地加上了“不可言說的”這樣的字句，表明那些有溫度的感情是很難用文字來形容的。這樣深情又自制的文字風格很符合我的文學喜好。

林麗婷：在沈從文研究中，“鄉土”是關鍵詞之一。魯迅也被視為“鄉土作家”，這兩位作家描寫鄉土有什么異同？

津守陽：在一般所謂20世紀20年代的鄉土文學派當中，魯迅往往被視為鄉土文學的鼻祖。這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魯迅本人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用了“鄉土文學”的概念來介紹一些作家。第二個原因是雖然魯迅本人并沒有把他那些寫紹興風土人情的文字視作鄉土文學，但是后來的鄉土文學作家包括沈從文在內都非常喜歡魯迅的風格。所以，一些研究文學史或專門討論鄉土文學的著作都會將魯迅視為鄉土文學作家。但我個人認為，很多時候“鄉土文學”的標簽是后來人加上去的，并不是作家們自己定義的。討論某一位作家是不是鄉土文學作家，這樣的問題不是很有意義，因為這樣的討論只能帶我們去定義“什么是鄉土？什么樣的題材才有資格稱鄉土？”這些問題，很難達成定論。對于所謂的鄉土文學，我覺得研究這個現象本身更有意思。雖然這是后來人加上去的標簽，但這樣的標簽為什么會出現在中國現當代的文化土壤中呢？鄉土題材為什么在中國這么受歡迎，是什么樣的讀者喜愛這樣的作品？為什么包括魯迅、沈從文在內的一些重要作家要一直針對故鄉這樣的題材繼續創作？這些才是我想繼續思考和討論的問題。

很多人認為沈從文把自己的故鄉寫成田園牧歌式的、很美好的鄉土。這樣的評價已經形成比較固定的模式。但我反而覺得，沈從文的作品有很多隱性的、比較另類的東西，比如人性的陰暗面或者人的很復雜的心理。包括《邊城》，乍一看是很美好的世界，其實也包含很多復雜多元的東西，這才是沈從文作品的魅力所在。無論是魯迅的《故鄉》還是沈從文的《邊城》，對這些所謂的鄉土題材作品，我都有類似的感受。

中文文化圈的鄉土情結值得研究

林麗婷：您提到，鄉土文學是一種中國特有的情懷或文化現象，在日本文學里是不是沒有鄉土文學？

津守陽：這個問題讓我想起剛開始要將鄉土文學這個話題當作自己的沈從文研究主題時的經歷。我第一次在中國長期留學時，很多老師如果知道我是日本留學生并且想研究沈從文，就會問我日本有什么鄉土文學作品嗎？或者問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和《邊城》有什么相同之處嗎？而我的第一反應就是有種“違和感”。研究日本文學的學者們會說川端康成有很多種風格，但是我從來沒有聽別人說他是一位鄉土文學作家。日本現代文學雖然曾經受到德國文學的影響，興起過類似農民文學或者農村文學的運動或流派，但是沒有形成中國現當代文學中這樣的鄉土文學流派或者風格。

林麗婷：我想起了太宰治的散文式小說《津輕》。作者于二戰結束前夕重返青森縣最北邊的津輕半島，探尋幼兒時期照顧自己的保姆，最后他們在小學運動會重逢的一幕令我印象深刻。此外，里面有很多對津輕風土人情的描繪。這本書被作為“新風土叢書”之一出版。在日本會用“風土”這個詞，而且漢語和日語對“鄉土”這個詞的用法不一樣。

津守陽：是的。在現代日語中，大概只有“鄉土料理”，還有一些“鄉土資料館”“鄉土史”“鄉土著名人士”之類，這里的“鄉土”大概跟中文的“地方”相似，是比較小的概念。在文學上幾乎沒有鄉土文學的概念。文學作品中有表達鄉愁的場面，我覺得一些歌人或詩人，比如石川啄木和室生犀星會用短歌和詩歌表達鄉愁。石川啄木有很著名的詩句“去停車場的人潮涌動中聽取令人懷念的鄉音”，是講他有時候故意到人山人海的上野站去，就為了聽一聽從故鄉巖手來的人的聲音。室生犀星的膾炙人口的詩句也表達了復雜的故鄉情結，“故鄉應該是遠遠思念的/也是悲傷歌誦的/就算/落魄地成為了漂泊異地的乞丐/也千萬不要回去”。

林麗婷：室生犀星的詩表達了人應該與故鄉保持距離（笑）。那么，宮澤賢治呢？

津守陽：宮澤賢治生前并不出名，他是死后才逐漸為人所知的。雖然他也在東京停留過幾次，與東京文壇有一些互動，但他最主要的寫作地是故鄉巖手縣花卷市，基本上沒有離開故鄉。所以，從一般對鄉土文學的理解來講的話，宮澤賢治不太符合條件，因為基本上都是離開了故鄉的人在他鄉懷念故鄉而寫的作品才會被視為鄉土文學作品。

不過，宮澤賢治是我個人最喜愛的作家之一，而且他用獨特的文筆在巖手的土地上構建了新的文學天地。太宰治也來自日本的東北地區，可以說日本的東北地區是討論鄉愁概念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地方。日本文學研究里也有一些討論故鄉和鄉愁的，只是并沒有把這些作家和作品當成一個流派看待，只是看作一種文學題材。我目前準備把關于沈從文的論文寫成一本書，副標題就要含有鄉土這個概念與文學之間的關系。我們剛才說過，中文文化圈對于故鄉或者對鄉土情結這樣一種心態的重視遠遠超過其他文化圈，我想把這樣一個文化現象介紹給日本讀者。不過我想要通過我的書強調，沈從文并不只是一個以傷感的態度去美化鄉愁的浪漫文人。人們很容易從某種二元對立視角——城市與鄉土、文明與野蠻等——去理解沈從文的作品，但我的研究每次想要突破的恰恰是這樣固定化的二元對立視角。

品味沈從文文學中的“野性”

林麗婷：您提到的突破二元對立，這個視角讓我想起您的論文《高貴的野性的發現——從近代中國的“野蠻”話語來看沈從文》。從近代中國對野蠻和文明這一對概念的認識和接受的角度來把握沈從文的“野蠻”“野性”書寫，能否請您展開談談這一點。

津守陽：我寫那篇論文的時候想要挑戰的是一種我們對于“文明”和“野蠻”的慣性思考。當我們在沒有認真思考的情況下用“原始的”“野性的”來稱贊沈從文的作品時，實際上與西歐文學所描繪的“高貴的野蠻人”如出一轍。浪漫主義往往把生活于西歐文明之外的人理想化，認為他們是與“自然”共生的“未開人”，稱贊他們沒有被文明所“污染”，保存著人類本來具有的善良。我們如果很天真地只看出沈從文作品中的“原始”“野蠻”要素，并且以此認定他作品的意義在于反抗現代都市文明，那表明我們的眼光依然停留在原始主義，導致過于簡單化沈從文創作作品時的復雜歷史脈絡。

沈從文對待“野蠻”的態度有點復雜。他有時候使用“野蠻”這個詞語，意義傾向于負面。可他又在不少作品里宣揚充滿“野性”魅力的湘西，有時故意用民間“野蠻”的智慧來諷刺書本上“文明”的知識。因此，現在我們應該做的不是討論沈從文的立場是否傾向于野蠻或文明，而是將當時以及現在的漢語里使用的“原始”“野蠻”“自然”都加上引號，將它們還原于歷史的脈絡中對之進行考古，一一檢視每一個詞語及概念得以出現并發展的背景。

作為初步的檢討，我的論文處理了兩個問題。第一，確認沈從文作品中的“野蠻”“野性”形象。沈從文自身有沒有把湘西人形容為“野蠻”的？若是的話，他用這些詞語的背后有什么含義和歷史背景？第二，野蠻和野性的概念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是如何被理解的。

我將沈從文作品對“野蠻”的描寫分為四類，“野生——自然和凈化”“性愛——性欲的解放”“暴力——怪誕的血腥和俠客美學”“粗野——庶民的生命力”。同時，檢視晚清到民國時期對野蠻和文明概念的理解與接受。既有研究顯示，野蠻最早出現在傳教士的著作中，是指稱“化外之民”的名詞，后來在晚清民國時期逐漸有了形容詞性的用法，用來說明人類進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作為形容詞的“野蠻”后來衍生了新的含義，就是殘虐、有暴力性的意思。我調查了傳教士編纂的幾種《英華字典》中關于“野蠻”“野蠻人”的詞項，并整理了清末民初報刊上有關“野蠻”的用例，發現進入20世紀以后，過去的“野蠻人就是暴力的”認知變成了“暴力的就是野蠻的存在”，將暴力行為的主體認定為“野蠻”，這樣的主體既有個人也有國家。20世紀初的中國，雖然有人認同西歐和日本所謂的鄙視野蠻并贊揚文明的價值體系，但其實仍存在懷疑這種價值體系或想要顛覆它的觀點。有些報紙批評帝國主義的暴力行為是“文明國的野蠻行為”，指出所謂的文明國家也會成為“野蠻”的存在。那么，野性的概念如何出現呢？作為形容詞的“野性”比較晚一點才出現。

對于現代野蠻和野性概念有了這樣的語境認知后，我們可以重新回到沈從文所描寫的“野蠻”和“野性”形象，再次深入思考我們該如何理解他作品的意義。在論文中，我分析了沈從文作品中“野蠻”和“野性”形象復雜多元的樣貌，有時候作家自己對野蠻概念的價值判斷也呈現互相沖突和矛盾。我認為，這樣錯綜復雜的狀態才能讓我們真正看到現代性面貌的一部分。我們平時所使用的許多概念和價值判斷并非從一開始就是如此，也不是順著某一種線性的進化路線發展出來的，而是經過許多人同時接受那些新的概念，并加上了諸多解釋和改變來反復使用此概念的漫長過程，才演變成現在這樣的。而包括沈從文在內，文學創作者在這一過程中往往起到巨大作用。我總是希望能在研究中看到讓我感覺歷史得以還原的時刻，我認為這就是文學研究的樂趣之一。

作者系日本龍谷大學法學部講師；日本京都大學人間環境學研究科人間環境學專業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姚曉丹

新媒體編輯：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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