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講了幾期雙休的話題之后，我在評論區看到了很多替衡水模式辯護的言論。總結起來，意思無非就是:河北甚至山河四省，只能用衡水模式！衡水模式就是好！

為什么推行雙休之后一些人仍然覺得衡水模式才是最好的呢？相信大多數人腦海中第一時間蹦出的詞匯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百度百科中對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定義是：這是一種罕見的心理疾病。又被稱為人質認同綜合征。其主要表現為被害者在面臨極端威脅時，會對加害者產生情感認同，并形成融洽的關系。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命名來自于瑞典斯德哥爾摩發生的一起銀行劫案，當時有四個人被歹徒綁架為人質，但后來歹徒沒殺他們，甚至還表現出一點仁慈。他們覺得是歹徒讓他們活下來，對歹徒充滿了感激，并拒絕政府的營救，事后也拒絕出庭作證，還為劫匪進行辯護。而專家通過研究之后認為，這種疾病的發病可能與人類的心理自動保護機制，面對死亡威脅時的服從性，強者崇拜意識和被害者的求生心理有關。

那我們來看一看那些誓死捍衛無休教育的家長們對衡水模式的病態崇拜是不是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癥狀。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癥狀之一是受害者為了緩解心理上的沖突感，于是他們會將施暴者的傷害行為給合理化。

而我們看到，崇拜衡水模式的人典型的特征就是會把壓迫和苦難給合理化甚至神圣化！他們把凌晨5點起床、10分鐘吃飯、三周休1天的作息稱為“寒門必修課”。一些家長更是宣稱：“不吃衡水的苦，你就要吃社會的土！”

雖然，這種高壓模式導致了現在的孩子們抑郁風險的增加，甚至已經釀成了很多的悲劇，但這些人堅持認為“抑郁總比考不上大學強”。

“反人性”被他們美化成了“逆天改命”。看到這種對衡水模式的病態認同，不知道那四個被綁架的斯德哥爾摩人會不會表示佩服呢？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癥狀之二就是受害者會對加害者產生情感依賴，甚至因為一點小恩小惠就主動維護其權威，并把加害者當作“救世主”。

而我們看到，崇拜衡水模式的人對升學率有一種毒品般的依賴。哪怕多少人在控訴衡水模式有多么的摧殘身心，但他們仍然瘋狂追捧“清北錄取人數”。完全不管什么叫做幸存者偏差。

學校的高升學率確實給了一些家長短暫的虛幻的安全感，于是，家長就把成績視為唯一的救贖，跪伏在地上維護著衡水模式的不容易。就好像之前那個熱搜上的衡水家長說的那樣：“雙休會毀掉教育神話！”家長將高考壓力等同于“生存威脅”，認為只有通過“無休的學習”才能避免被淘汰。于是他們用獻祭孩子的方式祈求衡水模式可以給他們帶來某種階級上的躍升。他們就像一群祈求暴君施舍的臣民一樣，他們把鎖鏈的碰撞聲聽成了救贖的鐘聲。

而如果看到這種對衡水模式的依賴和維護，不知道那四個被綁架的斯德哥爾摩人會不會自愧不如呢。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癥狀之三是患者會仇視試圖解救自己的力量。他們會攻擊那些解救自己的人。

而我們看到，當我們呼吁“教育要回歸人性”的時候，一些家長卻在怒罵：“那些讓學生雙休的人腦子都壞掉了！”他們還無視是衡水模式導致寒門子弟更難出頭的事實，用寒門子弟需要衡水模式這樣沒有事實論證的一廂情愿的偽證來反對雙休政策，污名化我們這些支持雙休的人。

他們舉著“為你好”的刀，刺向每一個想打開牢門的人。

這種態度和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患者“協助綁匪對抗警察”的行為如出一轍。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癥狀之四是恐懼自由，患者對逃離壓迫產生了一種病態的恐懼。

而我們看到，雙休開始推行后，一些家長已經開始把“雙休”想象成了世界末日了。

一些營銷號，假專家，公眾號，更是用一些聳人聽聞的詞匯來制造焦慮，評論區聚集了一大堆前來尋找認同的家長。

他們形成了一個恐慌共同體。把未知的風險無限的放大，用彼此的恐懼和焦慮互相安慰，共同抵制著雙休。他們早已認不出自由的模樣。他們把鎖鏈下的淤青當成奮斗的勛章，企圖別在孩子身上。

這一刻，那四個被綁架的斯德哥爾摩人估計會摸著身上的傷口，向這些家長們投來了惺惺相惜的目光。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癥狀之五，患者可能會內化壓迫邏輯，然后成為加害者的維護者，甚至還會主動成為加害者的幫兇。

而我們看到，雙休開始之后，一些家長主動把孩子推給學校，主動讓孩子簽“自愿返校協議書”。而且，他們還要跑到12345或者政府網絡平臺留言，堅決抵制雙休。必須把孩子送進學校。

這些家長，他們曾經可能也都經歷過衡水模式的題海戰術。但現如今，孩子們終于可以喘口氣的時候，他們卻試圖把孩子繼續綁上衡水模式的戰車。

也許，他們曾經也是衡水模式的受害者，但現如今，他們卻成了衡水模式最虔誠的施暴者。他們正在用自己流血的膝蓋，壓彎下一代的脊梁。并且，為綁匪衡水模式擦拭好槍口，并把槍抵在孩子的后腰上逼著孩子聽衡水模式的話。

而這么多癥狀看下來，我們會發現，基本上衡水崇拜完全符合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所有特征，甚至衡水崇拜有過之而無不及。都可以自立門派了。

而之所以這樣，那是因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觸發機制是受害者將“生存威脅”進行了合理化處理。而在衡水模式中，這種威脅被具象化為“提升一分干到千人”的焦慮和恐慌大逃亡。

所以為什么說那些制造教育焦慮的人非常可惡呢，因為當家長的視野被局限于分數與排名的時候，他們就失去了對多元化成長的想象。

而認知的窄化和想象力的死亡，會讓衡水崇拜者們病態的跪伏于“分數即正義”的單一信仰，摧毀衡水崇拜者們對自由的渴望。

而這最直接的可怕后果就是，這些衡水崇拜者們，他們如果形成某種共同體后，他們會用他們的病態認知來裹挾整個世界。

而如果想讓這群衡水崇拜者們掙脫這場“斯德哥爾摩式的困局”，這不僅需要政策的勇氣，還需要我們構建更加多元的教育評價體系，推動資源公平（比如說，遏制某些衡水模式超級中學的“掐尖模式”），然后，還需要通過不斷的科普，喚醒社會對“人”而不是“分”的敬畏。唯有如此，才能讓教育從“生存綁架”回歸到“生命的點亮”。

本期推薦書籍：《再見，中國式家長》——余澤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