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律講堂是由張萬軍教授主持的刑法專題普法講座）

一、基本案情

2019年12月至2020年7月，被告人鄭某、胡某偉等人組織成立詐騙團伙，通過江西某類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與某象娛樂直播平臺合作，招募女主播及前端業務員實施電信網絡詐騙。前端業務員虛構女主播職業、身份及情感經歷，在社交軟件（如陌陌、探探）添加男性被害人并建立信任關系，后由“聊手”冒充女主播以戀愛名義騙取被害人信任，誘使其在直播平臺充值打賞。主播通過視頻聊天、短暫見面等方式進一步鞏固信任，虛構“親人生病”“實現理想”等理由持續騙取財物。該團伙共騙取188萬余元，違法所得通過工資、提成分配。

一審法院認定鄭某等28名被告人構成詐騙罪，主犯鄭某、胡某偉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三個月，其余被告人根據參與程度獲刑。二審維持主犯判決，部分從犯因退贓獲從輕處罰。法院裁判要旨指出：網絡主播虛構身份、情感經歷誘使他人基于錯誤認識打賞，背離真實打賞目的，應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構成詐騙罪。（參見人民法院入庫案例鄭某等詐騙案，入庫編號：2025-05-1-222-001）

刑事法理分析一：虛構事實與非法占有目的的實質認定

（一）詐騙罪構成要件的核心要素

根據我國《刑法》第266條，詐騙罪的成立需滿足“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基于錯誤處分財產—行為人非法占有”的因果關系鏈條。本案中，被告人通過系統性虛構身份、職業、情感狀態，并編造“親人生病”等具體事由，使被害人誤認為與主播存在真實情感關系，從而違背正常消費目的進行高額打賞。虛構事實的本質在于切斷被害人對財產處分的自主判斷權，使其財產利益脫離真實意愿流向行為人。

（二）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標準

非法占有目的是區分詐騙罪與民事欺詐的關鍵。有觀點認為，網絡打賞具有“自愿贈與”屬性，但需結合打賞動機與行為背景綜合判斷。本案中，被害人打賞的目的并非單純支持主播才藝，而是基于婚戀承諾、情感依賴等虛構關系產生的錯誤認知。行為人通過持續情感操縱，將打賞行為異化為“維系關系”的必要條件，本質上是以欺騙手段攫取財產利益。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指出，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應遵循“行為時主觀意圖+客觀行為模式”的雙重標準：從主觀意圖來看，行為人自始無建立真實關系的意愿，且明知虛構事實將導致被害人財產損失；結合客觀模式來看，詐騙團伙分工明確，通過話術模板、引流話術、虛假互動形成標準化騙局，其行為具備持續性與營利性特征，與正常直播活動存在本質差異。

本案裁判要旨強調“誘使他人背離打賞目的”作為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斷依據，與刑法理論中“財產處分目的錯誤”學說高度契合。若被害人處分財產的目的因行為人的欺騙行為發生根本偏離（如從娛樂消費轉為情感投資），則其處分行為喪失自主性，符合詐騙罪的法益侵害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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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理分析二：詐騙犯罪數額成本能否扣除

本案通過“自銷”“他銷”消費統計表、工資表等證據確定個人犯罪金額，體現“個人責任與行為貢獻相適應”的司法邏輯。有觀點主張，在直播打賞中存在平臺分成，犯罪數額應扣除平臺收益。正是基于便利實施和掩蓋犯罪的目的，被告人明知平臺會扣除一定的費用，但仍然選擇平臺作為結算渠道，是在綜合考量之后作出的選擇，屬于犯罪成本。根據《檢察機關辦理電信網絡詐騙案件指引》的規定，犯罪嫌疑人為實施犯罪購買作案工具、偽裝道具、租用場地、交通工具甚至雇用他人等詐騙成本不能從詐騙數額中扣除。對通過向被害人交付一定貨幣，進而騙取其信任并實施詐騙的，由于貨幣具有流通性和經濟價值，該部分貨幣可以從詐騙數額中扣除。

張萬軍教授認為，網絡直播詐騙具有“一對多”“非接觸性”特征，傳統犯罪認定規則需適度調整，標準化詐騙腳本表明行為人具有明確的犯罪故意，可排除“個別行為偶然性”的辯解。虛構情感關系雖不直接涉及物質謊言，但通過心理操縱剝奪被害人財產處分自由，與虛構事實具有等價性。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刑事司法應關注新型詐騙手段的演化邏輯，以法益侵害為核心，避免刑事打擊泛化或疏漏。本案的審理充分彰顯了刑法保障財產秩序、維護網絡空間法治化的價值導向。

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江蘇連云港東海縣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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