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一份由安徽蚌埠市司法局發布的《關于規范出具律師事務所函的通知》（下簡稱“通知”）引發律師圈一片質疑之聲。這是意料之中的事，不僅因為涉及律師執業權利問題，而且因為律師法治意識較強，更容易抵制一切不合法的現象。

各級依法治國委員會辦公室設在司法行政機關，其應當是依法行政的組織者和推動者，理應帶頭依法行政。然而，安徽省蚌埠市司法局針對律師執業的“紅頭文件”卻背離了法治軌道，有違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

首先，要求律師出具的“所函”和“會見函”上載有特定的二維碼有違《立法法》規定。根據我國《立法法》第91條第2款規定：“沒有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依據，部門規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范，不得增加本部門的權力或者減少本部門的法定職責。”讓律師辦案需要填報各類事項，且應接受掃碼驗證，無疑增加了律師義務，減損其權利。對此應當有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決定、命令作為“上位法”依據，但是蚌埠市司法局“紅頭文件”的規定并無上述依據。因此，其行為不符合《立法法》規定。

其次，“通知”規定有違《律師法》和《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我國《律師法》第33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師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刑事訴訟法》第39條第2款規定：“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這里的“證明”并未特指是含有二維碼的“證明”，只要是蓋有律師事務所公章的“證明”即可。

其三，“通知”規定有違《行政許可法》規定。根據《行政許可法》第5條第1款規定：“設定和實施行政許可，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非歧視的原則。”第6條規定：“實施行政許可，應當遵循便民的原則，提高辦事效率，提供優質服務。”設置二維碼并且持有帶有二維碼的公函才允許從事代理或者辯護活動，這是一種變相的行政許可。這一要求首先是對律師執業的不信任，因此具有“歧視”律師的嫌疑，其次因為該規定的實施增加了律師的負擔，也不符合“便民”原則。

最后，“通知”規定有違國務院《重大行政決策程序暫行條例》的規定。根據該“條例”第3條第（一）項之規定：“本條例所稱重大行政決策事項包括：（一）制定有關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顯然，律師是一個提供公共法律服務的職業，應當屬于“重大行政決策事項”。按照上述“條例”要求，必須經過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等程序。尤其應征求作為利益相關群體的律師意見，該“紅頭文件”的出臺是否履行了上述程序？這也是可質疑之處。

司法行政機關機關經常組織公職人員培訓，要求他們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工作。但是，其自身行為是否遵循了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不無疑問。根據公權力行使的基本原理。“法無授權不得為”，如此要求律師執業是否有法律授權？司法行政人員是否懂得上述的基本法理，也是考驗其是否具有法治思維的因素之一。

律師執業已經很辛苦了，為了生活他們四處奔波，不要再折騰他們了，他們已經身心俱疲。有報道說，今年3月份還沒過完，全國已經有18位律師離開了我們，他們太累了。司法行政機關作為主管部門，理應關心和體諒、理解他們。那種今天讓律師蓋章、明天讓律師備案、后天讓律師掃碼的做法當休矣！他們已經不堪重負，“不能承受生命之重”啦！

依法行政除了行為合法性外，還要求各級行政機關為基層“減負”，不折騰管理對象，讓他們能夠安心、舒心專注于本職工作，這有利于他們的身心健康。我們不是經常講“以人為本”和“以人民為中心”嗎？蚌埠市司法局的做法是否體現了上述“執政理念”。律師是依法治國、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力量，切莫將其作為“異己”予以排斥，不信任的結果就是“排斥”和“打壓”。

律師興，則法治興；法治興，則國家興！當律師權利不保時，又有哪個人的權利可以得到保障？前法官劉學慧的兩位辯護律師被驅逐出庭，他作為前法官的辯護權能得到保障嗎？當公職人員涉嫌職務犯罪被留置調查時，他們首先想到的不還是律師嗎？所以，請善待律師吧！善待律師就是善待我們自己。

（作者系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兼學術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