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故事，得從幾個黑色的立方體講起。

五個嶄新的便攜式音箱，配著話筒。它們不是什么音樂節的裝備，也不是街頭藝人的家當。

它們的目的地：

是法庭。

一個本不該自帶擴音設備，保證人人都能清晰發言的地方。

1

河南南陽，淅川縣人民法院。

事情是這樣的，冀廷梅案的庭審現場，辯護律師們發現了一個規律。

他們的麥克風，總在關鍵時刻掉鏈子。不是那種年久失修的接觸不良，是一種更精準、更智能的故障。

尤其是在律師慷慨陳詞時，聲音：

就沒了。

像被一只無形的手，精準地按下了靜音鍵。

技術處理。

一個冰冷而專業的詞匯，被賦予了全新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含義。

誰在操作這門技術？

據被告人家屬視頻里的指認，并非法庭上常見的書記員或法警。

而是來自更高級別的單位：

南陽中院的運維人員。

運維，運營維護。聽起來像是保障系統正常運行的。

在這里，他們維護的是一種特殊的秩序，一種需要選擇性靜音的秩序。

技術指導。

跨院服務。

精準到位。

2

被告人家屬，在經歷了法律程序上的種種特色服務后，對于這種技術創新，展現出了驚人的適應力和行動力。

他們沒選擇在法庭上拍桌子抗議，也沒寫萬言書層層上訪。

他們選擇了最直接，也最卑微，同時又最具行為藝術感的方式：

自己買。

你不讓我用你的麥？

行，我自己帶擴音器。

于是，便有了酒店房間里，冀廷梅的兒子畢祺祺對著鏡頭介紹新裝備的那一幕，語氣平靜：

連夜采購的。

這幾個字背后。

是奔波。

是焦慮。

是憤怒。

更是對法庭現有設備和規則的深深不信任。

一場嚴肅的法庭辯論，硬生生被逼成了需要自帶音響設備的：

野場子。

能讓律師好好說話，在這個案子里，似乎成了一種奢望。

在消音處理之前，還有更硬核的物理隔絕。

就在這批音箱被采購的前一天，2025年4月9日。

冀廷梅的兒子畢祺祺，一位在職法官，想作為母親的辯護人進入法庭：

被攔住了。

攔在審判庭那道厚重的門外。

死者孟相峰的辯護律師，李進，更慘。他連法院那扇象征公平正義的大門：

都沒能進去。

法律規定了他們的辯護權，但沒規定法院必須給他們開門。

開庭當天，法院門口黑壓壓的旁聽群眾，想進去見證公開審判。

法律規定了審判要公開，但在淅川法院有自己的理解。

上午九點多，直接把伸縮大門：

鎖上了。

想進去？得在那個神秘的：

旁聽名單上。

公開審判，但不對你公開。

進都進不去，還談什么發言？

3

所以，當律師們好不容易能坐在法庭里（大概是分案庭審里那些沒被攔在外面的律師），發現連說話的聲音都要被技術處理時，你就能理解那五個音箱的意義了。

那是對物理隔絕和技術消音的雙重反抗。

如果說鎖上大門、攔住律師是第一道防線，那么，操控話筒音量，就是第二道。

更隱蔽，更技術化，也更具有某種難以言說的意味。

它傳遞的信息很明確：

就算你進來了，我也可以讓你變成啞巴。

這不僅僅是一個話筒的問題，這是一個關于誰能說話、誰的聲音能被聽見的問題。

讓我們看看那個死去的孟相峰，冀廷梅的舅舅。

180斤的漢子，經歷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后，出來時已是瘦骨嶙峋，他遭遇了：

嚴重刑訊逼供。

然后，他死了。

就在這次庭審（分案）的兩周年忌日。

人死了，淅川法院迅速下達《終止審理裁定》。

程序完美，效率驚人。

死人，是不會說話的。

死人的名譽，死人的清白，死前遭受的痛苦，似乎也隨著程序終止而一筆勾銷。

律師想替他說，法院說，不行，案子對孟相峰已經終止了。

一張文書：

堵住了活人的嘴，以死人的名義。

這操作嚴謹且高效。

4

律師不服，上訴到南陽中院。

南陽中院，展現了更高階的法律智慧，它下了一份《中止審理裁定》。

關于那個終止審理對不對，我們暫時：

中止審查。

等什么呢？

等全案審結了再說。

這是一個精妙的閉環，一個讓死者永遠沉默的閉環：

不留活口。

這不僅僅是指肉體，也指法律程序上的發言權。

堵上死人的嘴，堵上替死人說話的律師的嘴，案子就好辦多了。

現在，輪到活著的被告人的律師了。

他們還能說話，他們還想依據事實和法律進行辯護，這顯然給高效辦案帶來了一定的困擾。

于是，技術處理應運而生。

當法律程序本身無法完全堵住律師的嘴時，那就從物理上想辦法：

調低音量。

暫時靜音。

神不知，鬼不覺。除非，你自己帶了擴音器。

這五個音箱，因此顯得格外刺眼。

它們是對抗技術處理的武器，是用民用設備對抗某種公權力操作的變形手段。

想象一下那個場景，一位律師正引經據典，突然，法庭音響里他的聲音變小了，甚至沒了。

這位律師愣了一下，隨即打開自己面前的黑色小方塊。

嗡……的一聲電流麥克風啟動聲。

他繼續發言，聲音洪亮，甚至可能帶著點小音箱特有的失真。

法官皺起了眉頭，運維人員可能在后臺手忙腳亂。

或者，有個律師發言，話筒被消音。他旁邊的律師立刻打開自己的音箱，把話筒遞過去：

接力發言。

用自帶設備完成法庭辯論的接力。

5

這背后，是冀廷梅案的復雜背景。

曾經的勞模，三八紅旗手，帶領村民致富的中國玉雕第一鎮的功臣。一夜之間，成了黑社會頭目。

她的家族十幾口人被抓：

幾乎一鍋端。

她一手打造的玉器市場，成了犯罪組織經濟基礎。

那些曾受益于她、稱贊她的村民和商戶，有七百多人（后增至九百多）主動出來為她作證，說沒有被強迫交易。

結果，他們成了需要被公安補充偵查的對象。

被談話。

被威脅。

暗示不改口就處理違建商鋪。

連律師去走訪，都被不明身份人員騷擾辱罵，稱為：騙子、假律師。

律師辦公的樓，被人舉報是：

危樓。

這一切，都指向一個目標：塑造一個符合需要的敘事，一個冀廷梅是黑社會，必須被打倒的敘事。

在這個敘事里，任何不和諧的聲音，都需要被壓制。

被消解。

被技術處理。

無論是來自證人的，還是來自律師的。

畢祺祺，這位在職法官，為母辯護之路，更是將這種壓制體現得淋漓盡致。

遞交手續，法院研究一個多月。

上網發帖引爆輿論后，才勉強同意。

同意了，但會見？

待后續書面通知。

分案異議？

根本不理。

甚至，他的工資卡都被凍結了，生活靠親屬接濟。

這是從程序上、經濟上、心理上全方位的施壓。

當這些都無法完全阻止辯護時，最后一道關卡，落在了法庭上的那個小小的麥克風上。

它是最后的防線，也是最赤裸裸的某種操作。

6

所以，我們再來看這五個音箱。

它們不僅僅是擴音設備。

它們是家屬在某種境遇下抓住的一根稻草。

它們是律師試圖沖破技術壁壘的一種嘗試。

它們是對靜音法庭的一種無聲抗議。

它們是這個時代某些法治圖景下，一個具體而微的象征。

象征著，當程序的大門緊鎖，當法律賦予的嘴巴被捂住，當體制內的常規渠道似乎失靈時，人們只能依靠最原始、最笨拙，甚至看起來有些可笑的方式，去爭奪那一點點發聲的權利。

買音箱帶進法庭，這聽起來像個段子。但它真實地發生了，發生在2025年。

這五個黑色方塊，無聲地訴說著一個道理：有時候，最大的障礙，不是法律條文有多復雜，不是案件事實有多模糊。而是有人不想讓你說話：

他們有權力，有技術，有各種看似合規的操作流程。

他們可以鎖上大門。

他們可以拒絕會見。

他們可以拖延閱卷。

他們可以指導證人。

他們可以中止審查。

最后，他們還可以，輕輕動一下手指：

關掉你的麥克風。

世界，瞬間清凈了。至少，他們想要的那種清凈。

但是，總有人不甘于這種清凈。

就像那些連夜采購音箱的家屬。

就像那些即便被攔在門外也要堅持的律師。

就像那個工資卡被凍結也要為母辯護的法官兒子。

他們用自己的行動，笨拙地、執拗地，對抗著那股試圖讓一切靜音的力量。

這五個音箱，最終能不能被帶進法庭？

就算帶進去了，能不能順利使用？

就算能用，聲音能不能蓋過那只無形的手？

這都不好說。

但購買和準備本身這個行為，已經足夠說明問題。

它只是一個事實，在需要發言的地方，有人不得不自備擴音設備：

五個。

黑色的方塊。

它們是這個故事里最沉默的證物。

證明在某些需要發言的地方，連發聲本身都成了一場需要自帶裝備的博弈。

這場關于話筒和音箱的攻防，在法庭內外，或許才剛剛開始。

寫于2025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