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風雨飄搖的歷史長河中，“東南互保”無疑是一個極具沖擊力的重大事件。它不僅打破了傳統中央與地方權力運行的固有模式，更成為晚清政治格局演變的重要轉折點，深刻影響了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走向。
1900年，義和團運動在華北地區迅猛發展，其“扶清滅洋”的口號和排外行動引發了國內外局勢的劇烈動蕩。6月21日，慈禧太后向列強宣戰，中央朝廷給各地督撫發上諭，動員他們支持朝廷，聯合義和團抵御外敵。然而，這道上諭卻在上海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攔截”，由此拉開了“東南互保”的序幕。

“東南互保”的發起離不開幾個核心人物：盛宣懷、李鴻章、劉坤一和張之洞。其中，盛宣懷堪稱這場事件的靈魂人物。早期作為李鴻章的幕僚，盛宣懷憑借出色的能力，深度參與了諸多洋務事業，如輪船招商局、鐵路修建、煤礦開采、鐵廠開辦等。1900年時，他身兼大理寺少卿、匯辦商務大臣等職，同時擔任電報局督辦。這一職務看似并非實權要職，但在信息傳播至關重要的當時，卻賦予了他極大的操作空間。上海作為全國電報通信系統的中心、國內電報信息的最大樞紐以及國際電報海底路線的重要節點，朝廷與外國政府、駐外使館的聯系，以及朝廷給東南各省官員的電報往來，都需經上海電報總局中轉。盛宣懷掌握著信息流通的關鍵環節，得以實施扣押、篩選和延遲轉發電報等操作。當他收到朝廷動員各地督撫支持抗敵的電報后，出于對局勢的判斷，認為若將此電報直接轉發，極有可能將北方的戰火引至南方，于是果斷將其扣下，并開始謀劃應對之策。
盛宣懷首先將電報發送給李鴻章，并分析形勢、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以清朝一國之力對抗多個強國，毫無勝算，主張“聯絡一氣，以保疆土”，即聯合東南各省，不聽從朝廷開戰的命令，避免卷入戰火。李鴻章此前就曾上奏指出義和團是亂匪，不可依靠，更不應與列強開戰，因此對盛宣懷的想法表示贊同。在如何回復朝廷這一關鍵問題上，李鴻章給出了“此亂命也，粵不奉詔”的強硬而巧妙的回應。他聲稱朝廷的命令是亂命，是義和團匪眾挾持朝廷所發，因此不能奉命。這一說法既拒絕了朝廷的旨意，又為日后慈禧太后留下了臺階，展現出極高的政治智慧。后來在與列強談判《辛丑條約》時，李鴻章正是以此為由，為慈禧開脫責任，使慈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被追究戰爭責任。

解決了如何應對朝廷的問題后，盛宣懷開始著手團結東南各省督撫。他召集東南地區的士紳領袖、商界領袖，如張謇、何嗣焜、沈曾植、陳三立等人開會商議。盛宣懷如此積極地促成東南互保，與他自身的利益密切相關。他在清朝擁有眾多與洋務、金融相關的企業，自華北局勢失控以來，其北方的企業如通商銀行天津分行、北京分行等遭受義和團沖擊，被迫關閉，其他產業也因義和團騷擾而停業。而他的主要業務集中在上海、武漢、蘇杭等地，雖尚未陷入大亂，但也受到影響。天津與上海貿易斷絕，貨物積壓，各行各業受損。作為鐵路督辦大臣和輪船招商局總辦，盛宣懷掌控著清朝的經濟命脈，他深知無論朝廷命運如何，只要保住經濟命脈，日后國家重建就有資本，自己也能在其中占據重要地位。同時，基于對國際形勢和中外實力的清晰認識，他明白清朝無力對抗列強，因此極力促成東南互保，以保全南方地區。
參會人員得知李鴻章的態度后，認為此事可行。會議決定讓張謇去說服劉坤一，趙鳳昌去說服張之洞。劉坤一作為兩江總督，在東南各省督撫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實際的盟主。此前，他就曾聯合張之洞等人上奏，要求剿滅義和團，避免與列強開戰，因此對朝廷的命令也持反對態度。張之洞收到盛宣懷轉發的上諭后，同時接到榮祿密電，得知朝廷已下令攻打各國駐京使館，局勢危急。他立即加強武昌、漢口等地的安保，緝拿義和團，并與各國領事溝通，承諾保護洋人和傳教士，明確表示反對與外國開戰。
然而，東南互保的推進并非一帆風順，李秉衡和江蘇巡撫鹿傳霖等排外主戰官員成為阻礙。李秉衡曾因極端排外導致山東局勢惡化，義和團興起。他力主開戰的態度使得各國領事對東南督撫的誠意存疑。盛宣懷通過張謇和趙鳳昌游說劉坤一、張之洞，讓二人上奏朝廷，請求派李秉衡北上“勤王”，朝廷應允，李秉衡隨即出發。對于鹿傳霖，劉坤一也采用類似方法，將其派去“勤王”。掃除這些障礙后，東南互保的達成邁出了重要一步。
在與洋人溝通方面，英國等國家在清朝的主要商業利益集中在上海和長江沿線，對東南局勢極為關注。英國駐上海總領事華侖密切關注天津、北京局勢，在天津局勢失控后，他向英國外相索爾伯里發電報，表達了對清朝局勢的悲觀態度，認為英國應增派軍隊，并支持總督們維持秩序。華侖的態度代表了其他各國公使的想法。當劉坤一派人與各國公使商談東南互保時，得到了認可。6月26日下午，清朝代表盛宣懷、上海道臺余聯沅與各國駐上海總領事在上海商議并簽訂《東南保護約款》，其核心內容包括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和內地由當地督撫保護，保護洋人和外國產業，清軍堅決剿滅義和團，外國軍艦不得侵犯長江地區。盡管這份協議因需各國政府批準和清政府同意而未正式簽字，但雙方在實際行動中都遵守了約定，參與互保的省份在戰爭中得以保全，商業活動也未受太大影響。參加東南互保的省份涵蓋兩江地區（江蘇、江西、安徽）、湖廣地區（湖南、湖北）、兩廣地區（廣東、廣西）、閩浙地區（福建、浙江），四川總督奎俊和山東巡撫袁世凱也加入其中。

“東南互保”本質上是地方督撫聯合起來公然抗旨，慈禧得知后，起初憤怒又恐懼。但八國聯軍迅速逼近，她倉皇西逃，無暇顧及追究此事。待局勢平定后，慈禧也無力與地方督撫清算。一方面，八國聯軍侵華使她手中僅有的軍事力量武衛軍潰散，兵權掌握在袁世凱等地方大臣手中，若追究責任，可能引發地方叛亂，加速清朝滅亡；另一方面，李鴻章在談判時以“亂命”為由為慈禧開脫，使她不得不默認東南互保的合法性。慈禧回鑾后，不僅肯定了東南互保大臣的貢獻，還對他們進行嘉獎，如給劉坤一加太子太保銜，繼續擔任兩江總督；給張之洞授太子太保銜，升任軍機大臣；袁世凱因鎮壓義和團“有功”，進一步掌握新軍實權。然而，這只是表面文章，慈禧隨后通過分化手段削弱互保勢力，如將張之洞調入北京，罷免閩浙總督許應骙、安徽巡撫王之春等。
“東南互保”雖然是地方督撫的抗旨行為，但從結果來看，它保住了清朝的經濟命脈，使清朝在八國聯軍入侵后仍能繼續維持統治，一定程度上功大于過。然而，這一事件也暴露出清朝中央對地方控制的名存實亡，是地方對抗中央、漢人官僚對抗滿清統治的典型體現，加劇了漢人官僚與滿清權貴的對立。同時，“東南互保”為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迅速獨立埋下了伏筆，成為地方割據的前兆，加速了清朝的滅亡進程，在近代中國歷史發展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深刻影響了中國社會的變革與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