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詐騙罪作為典型財產犯罪，其數額認定直接影響定罪量刑的準確性。在本文中，鄭州經濟犯罪刑事律師申法法律師以刑法規范與司法實踐為視角，系統解析詐騙數額的計算原則與扣除規則，明確“實際騙取”與“損失填補”的辯證關系，旨在為司法實務提供清晰的認定路徑，平衡犯罪懲治與權利保障的價值目標。

一、詐騙數額認定的核心原則

（一）實際取得標準的規范基礎

根據《刑法》第266條，詐騙數額以行為人實際取得的財產價值為基準。司法解釋體系（如1996年《詐騙案件解釋》）強調需排除未實現的犯罪預期，例如合同詐騙中虛高的標的額僅作量刑參考。在李某合同詐騙案中，其利用虛假工程合同騙取預付款300萬元，雖合同總額標注5000萬元，但法院僅以實際到賬金額認定犯罪數額。

（二）被害人損失衡量的補充功能

詐騙罪的法益侵害本質要求將被害人實際損失納入評價體系：

直接損失優先：以財物轉移為核心損害內容；

間接損失審慎考量：利息、預期利潤等僅在量刑階段酌情評價。如王某以高息理財詐騙1000萬元，法院未將被害人主張的300萬元預期收益計入犯罪數額，但作為從重量刑情節。

二、犯罪數額扣除的特殊情形

（一）案發前歸還財物的扣減規則

司法解釋確立“實際未歸還數額”標準，包含兩種類型：

主動退賠：行為人基于悔罪意愿返還財產。如張某詐騙后主動退還200萬元，該部分從總額中扣除；

循環詐騙填補：以后次詐騙資金償還前次被害人。在周某系列詐騙案中，其用后期騙得的500萬元填補前期缺口，法院僅以最終凈損失800萬元定罪。

（二）行為人支付財物的分類處理

可扣除情形

貨幣類支出：定金、預付金等可直接抵償損失。例如趙某支付50萬元定金騙取機床后潛逃，該定金從150萬元詐騙總額中扣減；

等價流通物：黃金、數字貨幣等具備即時變現能力的財產。

不可扣除情形

犯罪工具成本：租用場地、購買作案設備等支出；

無效償付物品：與被害人需求無關的財物。如孫某以滯銷商品抵扣詐騙款，因無法實現被害人交易目的不予扣減。

三、司法實踐中的爭議與應對

（一）混合支付的證明難題

當行為人支付財物兼具賠償與犯罪成本屬性時，需通過資金流向分析確定性質。在某集資詐騙案中，陳某將200萬元用于支付利息與購買豪車，法院委托審計機構區分資金用途，僅將利息部分認定為可扣除款項。

（二）扣除標準的統一化需求

當前司法解釋對“利用可能性”“法益恢復”等概念缺乏量化標準，導致同案不同判。建議構建三級評估體系：

流通性評估：判斷財物是否具備即時變現能力；

目的關聯性審查：驗證支付行為與被害人損失的對應關系；

價值相當性檢驗：確保扣除數額不超過實際損失范圍。

四、認定規則的完善建議

（一）構建動態扣除機制

審前階段：允許嫌疑人通過退贓退賠減少基準刑；

審判階段：將履行賠償情況納入緩刑適用考量；

執行階段：建立追繳與退賠的銜接程序。

（二）強化司法審計功能

引入專業會計鑒定解決復雜資金流轉問題。在錢某電信詐騙案中，通過分析12個層級賬戶的6萬條流水記錄，準確剝離犯罪成本與可扣除款項。

（三）發布指導性案例

針對高發的網絡詐騙、合同詐騙等類型，通過典型案例明確：

虛擬貨幣支付的扣除認定標準；

混合支付場景的證據審查要點。

結語

詐騙數額認定需在行為人中心主義與被害人本位之間尋求平衡。申法濤律師認為，通過明確扣除規則、完善證明方法、統一司法尺度，既能實現精準打擊犯罪，又可最大限度修復受損法益。未來應進一步細化扣除標準，構建刑民協同的追贓挽損機制，推動詐騙犯罪治理體系向精細化、規范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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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法濤律師，鄭州著名律師，律師團負責人，首席刑事辯護律師，14年刑事案件辦理經驗，專門辦理全國各類重大、疑難和復雜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