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葉，政治腐敗，社會矛盾叢生，科舉制度束縛著文人的思想。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淮安府山陽縣（今江蘇省淮安市楚州區）誕生了一位偉大的文學家——吳承恩。他以一支妙筆，創造出光怪陸離的神魔世界，用《西游記》這部不朽之作，在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吳承恩出生在一個由學官逐漸淪落為商人的家庭，日子過得清貧。他的曾祖父做過余姚訓導，祖父擔任過仁和教諭，父子兩代都是學官，家中藏書豐富，“六經諸子百家，莫不瀏覽”。受家庭文化氛圍的熏陶，吳承恩從小就對野言稗史、志怪小說著了迷，街頭巷尾的坊間說部，他都想盡辦法找來閱讀。大量的閱讀積累，讓吳承恩的文思如泉涌，少年時期，他就憑借出眾的文才，在淮安一帶小有名氣。

然而，吳承恩的父親卻沒能延續家族的學官之路。他雖是個愛讀書的人，卻不擅長做生意，經營著一家“賣彩縷文轂”的小店鋪。父親還喜歡談論時政，看到不平之事，就會拍著桌子憤懣不已。當時官府的胥吏常常像惡狼一樣敲詐勒索，這讓父親對社會現實滿是不滿。這些日常的抱怨和憤怒，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吳承恩，塑造著他看待世界的眼光。

空有一身才學的吳承恩，在科舉道路上卻十分坎坷。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四十多歲的他才好不容易補了個貢生。他為人清廉耿介，不愿與世俗同流合污，這樣的性格在當時的社會里四處碰壁，日子過得拮據又艱難，還常常遭到那些以貌取人、趨炎附勢之人的冷眼。六十多歲時，被生活所迫的吳承恩，無奈之下做了長興縣知縣。可一進入官場，他就看清了官場的腐敗和社會的黑暗。他不愿為了五斗米向權貴低頭，沒過多久，就毅然辭官，專心投入到著述之中。科場的失意、生活的困頓，讓吳承恩對封建科舉制度和黑暗的社會現實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決定拿起筆，用志怪小說的形式，把心中的不滿和憤懣都傾瀉出來。他自己也說：“雖然吾書名為志怪，蓋不專明鬼，實記人間變異，亦微有鑒戒寓焉。”

其實，吳承恩為《西游記》的創作，做了一輩子的準備。小時候，他常跟著父親游歷淮安近郊的古寺叢林，在那里，他聽了無數優美神奇的神話故事。從讀私塾起，他就瞞著家人和老師，偷偷閱讀各種“野言稗史”，對奇聞異事的喜愛隨著年齡增長愈發強烈。三十歲后，他搜集的奇聞已經裝滿了肚子，心里也開始有了創作的念頭。五十歲左右，他動筆寫下了《西游記》的前十幾回，可惜后來因為種種原因中斷了。直到晚年辭官回到故鄉，他才終于有時間和精力，完成了這部巨著。

《西游記》以唐代玄奘和尚西天取經的經歷為藍本，吳承恩在《大唐西域記》《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等作品的基礎上，經過整理和構思，創作出這部杰出的長篇神魔小說。他之前寫過志怪小說《禹鼎志》，在序言中他就表明，自己寫神仙鬼怪，實際上是著眼于“人間”，是為了寄托政治理想，批判邪惡勢力。創作《西游記》，也是出于同樣的目的。

在《西游記》里，吳承恩借助神話故事，抒發著對現實的不滿和改變現實的渴望，字里行間折射出他渴望建立“君賢神明”王道之國的政治理想。唐僧師徒取經路上經歷的81難，看似是神魔爭斗，實則是人間現實的映射。他大膽想象，巧妙構思，采用人、神、獸三位一體的塑造方法，創造出孫悟空、豬八戒等經典藝術形象。全書結構嚴謹，情節豐富卻不雜亂，語言活潑生動，還夾雜著方言俗語，充滿生活氣息。他淡化了故事原有的宗教色彩，融入大量現實內容，讓作品充滿民主傾向和時代特點，諷刺幽默的風格更是獨樹一幟。

書里很多細節，都藏著吳承恩對現實的批判。比如第45回中，孫悟空命令雷公鄧天君：“老鄧仔細替我看那貪贓枉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幾個示眾！”孫悟空對“貪贓枉法之官”的痛恨，和吳承恩在詩文中表達的仇視貪官污吏的思想完全一致。在吳承恩構建的神話世界里，天宮看似氣派，玉帝卻賢愚不辨；地府森嚴，卻官官相護；妖魔鬼怪橫行霸道，就像人間的惡霸和官僚。那些人間國度的統治者，也大多昏庸無道，這不就是明朝廷君臣禍國殃民的真實寫照嗎？而孫悟空這個嫉惡如仇、神通廣大的角色，拿著金箍棒打盡妖魔鬼怪，正反映了吳承恩掃蕩社會丑惡現象的強烈愿望，這也是《西游記》的民主性精華所在。

吳承恩的文學才能遠不止于此，除了《西游記》，他還有《射陽先生存稿》和《禹鼎志》等作品。可惜歲月流轉，這些作品大多失散。晚年的吳承恩，老來貧困又沒有子嗣，只能流寓南京，靠賣詩文勉強糊口，最終潦倒離世。

《西游記》的出現，開創了神魔長篇章回小說的新流派，書中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諷刺和嚴肅的批判巧妙結合的特點，深刻影響了后世諷刺小說的發展。它不僅是中國古代長篇小說浪漫主義的高峰，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浪漫主義的經典之作。從19世紀開始，它被翻譯成日、英、法、德、俄等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廣泛流傳，《美國大百科全書》稱贊它是“一部具有豐富內容和光輝思想的神話小說”，《法國大百科全書》也評價全書故事充滿幽默風趣，讓人讀起來興味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