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件事需要聯系在一起思考。

　　一是關于科技和產業變革。

　　五一節前最高層組織就加強人工智能發展和監管進行第二十次集體學習，之后總書記赴上海專門調研人工智能，這是非常強烈的信號，之前受到同等關注的是與光刻機密切相關的光電技術產業，再往前則是半導體。

　　注意總書記做出了非常重大的未來判斷：“人工智能技術加速迭代，正迎來爆發式發展”，還認為人工技術是“引領這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

　　二是加強勞動就業保障。

　　有一連串的動作。

　　2月民企座談會，要求民營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積極構建和諧勞動關系”；隨即，京東與外賣騎手簽訂正式勞動合同，提供“五險一金”，改變了外賣員外包的行業慣例；5月，市場監管總局、社會工作部等5部門聯合約談京東、美團、餓了么三大外賣平臺，要求合法規范經營，切實維護消費者、平臺內經營者和外賣騎手的合法權益。

　　再加上之前小鎮提到的，2025年將從解決赤貧，向后20%低收入人群拓展，要全面加強兜底。

　　從政策力度上看，對就業保障的重視度顯然高于促進生育。對此小鎮之前已經說了挺多了，促進生育是果不是因，想要促進生育需要解決很多前置問題，而對中國未來20年而言，就業壓力遠超新生兒下降和老齡化壓力，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勞動力供過于求的問題將更加嚴峻，尤其是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和社會需求之間出現的結構性問題。這也是短期和長期政策之間的權衡。（參見《》）

　　最直觀的，就是“有人沒活干”“有活沒人干”。

　　有幾個數據，很重要。

　　第一個數據：非正式就業人數居高不下，且越來越多。

　　所謂“非正式”就業，這是小鎮自己造的詞，并沒有官方定義，更未統計過。小鎮覺得凡是工作不穩定、社會保障不健全、勞動時間偏長、勞動者權益無法得到充分保護的都屬于“非正式就業”。

　　主要有三塊：一是零工、外包、派遣等就業；二是未提供正規社會保障、存在明顯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私營企業就業；三是個體工商戶和靈活就業。除這三塊以外，如果勞動者長期在某地工作，但沒有當地的戶籍，無法享受當地戶籍人員相應的待遇，這也屬于準非正式就業。

　　非正式就業，收入不一定低。

　　比如官方統計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包括從事貨車司機、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員等生活服務類從業者，從事創作、策劃、設計等創作創意類從業者，以及從事程序開發、法律財務專業服務等技能類從業者，官方統計大概是8400萬人。

　　這部分人平均月收入超過7千元，比城鎮私營單位平均收入要高，但是收入并不穩定，往往存在兩極分化，工作時間也超過平均。最重要的是這類群體由于缺少一個單位，與現行主流社保體系并不適配，導致社會保障水平比較低，雖然已經有等同于職工保險的靈活就業人員社會保險，但需要個人承擔20%，導致很多人更傾向于繳納居民保險。

　　這一塊官方沒有統計，但可以從側面感知，比如“五險”中的生育保險，截至2024年底參保人數只有2.53億人。能夠繳納生育保險的，一般屬于社會保障比較到位的，而2024年中國城鎮就業人員是4.72億人，差額是2.19億人，基本跟國家統計的靈活就業人數規模差不多；至于3億農村就業人口，保障水平就更低了，不過一般認為農民最起碼有地，所以不進行失業統計。

　　第二個數據：年年新增就業，但就業總量持續下降。

　　現在每年增加一千多萬新增城鎮就業，但同時失業率上升、就業總人數也呈下降趨勢，這是因為每年統計的新增并沒有抵扣減少的工作崗位，這部分減少的工作，可以用本年度末的就業總人數減去上年度就業總人數，再減去本年度新增城鎮就業，就能近似得到一個可以參考的數值。

　　比如2023年底就業總人數是74041萬人、2024年底是73439萬人，而2024年實際新增城鎮就業是1256萬，那么2024年損失的就業數是：73439-74041-1256=-1858萬，也就是說2024年減少了1858萬就業，這其中一部分是因為到年齡退休，但另一部分就是各種形式的失業。

　　參照上述，小鎮做了一個每年損失就業崗位的趨勢圖。如下圖所示，能夠很明顯看出來哪一年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就業沖擊，如2011年、2020年、2022年以及2024年。

　　不過一般來說受經濟危機等沖擊導致的周期性失業，在危機過去后，慢慢會消除，最終回歸自然失業率，也就是經濟學定義的充分就業形態下的失業率，或者說勞動力市場處于供求穩定時的均衡水平。

　　但有一個問題在于：為什么2024年會出現僅次于2011、2020、2022年的就業凈損失，甚至還高于2021年？

　　這就要查看第三個數據：自然失業率長期上升

　　自然失業率是一個理論值，也就是根據當時經濟、社會、人口、技術情況等測算出一個失業的均衡值，一般實際失業率圍繞自然失業率波動。

　　最近幾十年，自然失業率一直在長期上升。以2000年為界，之前基本在4.1%左右，2003年達到最大，之后緩慢回落又緩慢上升，基本上在5.1%左右。

　　不過這種測算基本只在學術界進行，比如蔡昉就很關注自然失業率，認為把自然失業率進行量化，可以更好的分析中國失業率的構成和變化趨勢，這也有利于對失業進行有效治理。

　　不過不管何種測算，都認為中國自然失業率呈長期上升趨勢，而且在實際失業中的占比很高。

　　綜合這三個數據，再結合每年公布的實際失業率，可以看到在2019年之前，實際失業率基本與自然失業率吻合，說明基本處于充分就業狀態，而2020年之后受疫情沖擊，實際失業率遠高于自然失業率，說明這幾年主要是周期性失業。

　　但需要警惕的是，2023年之后，實際失業率仍然明顯高于自然失業率，而且2024年還有所惡化，這就說明：失業已經從周期性轉變為結構性問題。

　　這就是近幾年關于就業的矛盾加深的重要原因。

　　理論上，實際失業率圍繞自然失業率波動，危機到來時，實際失業率會短期內激增，但沖擊過后會慢慢回歸，但國內國際大量事實證明，每一次危機過后，都會導致自然失業率提高。

　　原因在于，經濟被沖擊的時候，部分企業被淘汰，這些被淘汰的往往是競爭力相對比較弱的，而當經濟開始復蘇，崛起的往往是效率更高的新創企業，這就是熊彼得提出的“創造性破壞”。這些新創企業的薪資待遇和生產力往往更好，但這類企業對勞動者技能要求更高，那些被淘汰企業的從業者，很難獲得這些新創企業的工作崗位。

　　生產效率的提升，就導致技能不足的勞動者難以就業，于是只能轉為非正式就業。

　　上述三個數據結合起來，分析下中國的情況，就很清楚了。

　　2018年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經濟和就業的沖擊有限，表現在2018、2019年新增就業和損失就業基本重合。但2020年到2022年沖擊增大，沖擊過去后，就業并沒有恢復，年度損失就業居高不下，統計的社會失業率也在提高，與此同時，靈活就業等非正式就業人數上升。

　　2018年后，中國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獲得飛躍式進步，新興產業和企業大大提高了中國的生產力，但這些企業生產效率更高，意味著需要的勞動者數量下降，于是就出現了前面的三個數據。

　　導致自然失業率上升很重要的原因恰恰是科技進步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升。

　　得出這個結論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如開頭所說，我們現在正處于新一輪科技革命、爆發式發展的前期。無論中美之間如何在人工智能領域進行博弈，全世界公認中美必將率先進入人工智能時代，這對國家崛起極為有利，也會催生大量高收入、高競爭力的新興產業和就業。

　　但人的成長相比科技產業進步，要慢得多。

　　也就意味著雖然新增就業保持穩定，但受到科技和產業升級沖擊導致的結構性失業，必然會繼續增多。而且高校的教育遠遠落后于現實發展，大量高校畢業生，并不能很好的適應時代的進步，新一代的就業，不僅要跟同齡人競爭，還要跟人工智能競爭，這是歷史性的劇變。

　　這就意味著，過去覺得讀了大學就比沒讀強，這個邏輯就未必成立了，因為人工智能先替代的就業恰恰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崗位，反而后者因為沒有讀大學，所以去從事技能型、體能型就業，這類就業反而更難被人工智能取代。

　　這種變化，必然影響國家決策和個人規劃。

　　對國家而言，要進行教育改革，未來對人的培養絕不再是過去傳統的從小學到大學的年限教育，因為人工智能大大加速了人類知識和崗位技能的更新速度，要求勞動者必須終身學習，而且不能老想著進行科班、書本學習，而是要從實踐中學習。

　　比如有讀者問小鎮如何學習人工智能。

　　小鎮就回復，不要去想著看看什么課本、書籍，這太慢了，要學習人工智能，最重要的就是用起來，先把市面上的人工智能工具用熟、用透，行有余力再去了解些基礎理論。

　　這次集體學習，總書記在教育上，就提出“推進人工智能全學段教育和全社會通識教育”，人工智能不是說等上大學以后再學，而是從0-3歲托育、4-6歲學前到小學、中學、大學以及工作以后每時每刻都要進行學習，所以才要對學制進行改革，把義務教育向前覆蓋到學前教育，這才有利于推進全國性的人工智能全學段教育。

　　也正因為科技革命、產業革命即將爆發，就導致就業結構性矛盾必然加劇，新技術應用在開始的十幾年，消滅的就業一定大于創造的就業數，最終新創造的就業會更多，但這是一兩代人之后的事，對當下的人來說，必須做好抗沖擊準備。

　　那么未來，靈活就業等非正式就業人數一定會持續激增，最終很可能超過就業人數的一半。有的是因為失業不得不從事網約車、快遞、外賣等生活服務類就業，也有的是因為新的技術支持下，不再需要留在公司里打工，完全可以借助AI的力量實現“一人公司”。

　　面對這種變革，監管、社會體系必須抓緊調整。首先就是強化正式就業之外的勞動保障，最起碼做好兜底。

　　未來的社會保障也需要更加普惠。過去社會保障、社會救助講究“救窮不救懶”，比如三和大神這樣有就業能力，但自我放棄的，并不在傳統社會保障覆蓋范圍內，但未來人工智能沖擊如此大，有些不就業的，未必是懶，而是不能，這就要求提高民生保障的財政支出占比。

　　方方面面的變革很多，目前還是剛剛開始。

　　而對個人而言，最核心的就是前面提到的，每一個勞動者的競爭對手不再僅僅是其他人，還要跟人工智能以及掌握人工智能的人競爭，而技術迭代非常快，要求必須終身學習，而且要跟人工智能進行差異化競爭，找到人類具有相對優勢的領域，比如高階的創造性工作、與人交往的情緒社交類工作以及體力、操作性工作等。

　　而對家長而言，需要特別重視孩子的0-3歲，這是人類構建非認知能力的關鍵時期，所謂非認知能力，就是智力之外的能力，比如受挫抗壓能力、溝通表達、社交能力、情緒控制能力等等，而在4-6歲則要重視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畢竟不能再指望傳統的科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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