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很多不起眼的小地方，都能挖掘出與中國有關的故事，這些事件，不僅改變了中日兩國的命運，甚至改變了世界歷史的走向。

在本州最西部，有一個不起眼的山口縣，既不是旅游區，也不是日本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但歷史上「長州藩」的核心領地幾乎完全對應今天的山口縣，這里是日本首相的“高產區”，先后誕生過伊藤博文、岸信介、佐藤榮作、安倍晉三等8位首相。

在不起眼的山口縣，有一個更不起眼的小地方——下關，這里可謂是前不著村后不著店，遠離大城市，坐新干線從福岡到下關，要轉兩次車，單程1小時50分鐘，來回路費400人民幣。

我來此地，主要有兩個原因。

首先，我買了日本鐵路通票，可以免費坐新干線，從博多去小倉，然后轉山陽線去下關。

其次，這里有一座「春帆樓」，就在此地，當年清朝與日本，簽署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明明在「下關」簽署的條約，為什么叫《馬關條約》呢？

下關市古名 “赤間關”，在日語中，“間” 字的發音與 “馬” 相同，因此也被稱作 “赤馬關”，簡稱為 “馬關”。

下關早在奈良、平安時代（8-12世紀）就是日本對唐朝和朝鮮交流的港口，遣唐使常由此出發。中世（鐮倉、室町時代），下關是倭寇活動的重要據點，也是日本與明朝貿易的港口之一。

在歷史上，日本人習慣用「下關」，而中國人則常用「馬關」。此地承載了中日交流的復雜記憶，既是日本的現代化窗口，也是中國近代屈辱史的象征。

為什么如此重要的條約，要在這么一個小地方簽署呢？

《馬關條約》的日方代表人——伊藤博文，就是日本山口縣人，而春帆樓正位于山口縣下關市。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后，日本政府決定與清政府進行和談。當時有人提議在廣島或長崎等地進行談判，但伊藤博文不假思索地選定了「春帆樓」作為談判地點，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故鄉的炫耀以及自身的鄉愁情結，他希望借此光宗耀祖。

日本現任內閣官房長官林芳正的家族，與春帆樓也有很深的淵源。

林芳正的高祖父林平四郎，是下關當地的名士和企業家，曾擔任眾議院議員和貴族院議員。1921年，春帆樓因原經營者藤野滿去世，面臨倒閉危機，林平四郎以15萬日元買下春帆樓，并于1922年重建經營，保留了其作為歷史名勝的地位。此外，他還在春帆樓旁建立了“日清講和紀念碑”，以紀念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

孫中山先生到山口縣時，也住在春帆樓，并因此與林平四郎相識成為好友。林平四郎了解了孫中山的革命志向后，積極出資資助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孫中山先生曾親書“博愛”兩字相送。

這個景點是免費的，但游客稀少，目測其中90%為華人，只看到2個日本人，沒有韓國人。

紀念館內，有一則日本方面的介紹，值得細品。

日本和清國圍繞朝鮮半島的權益而對立，以1894年發生的甲午農民戰爭（東學黨之亂）為契機，兩國爆發了日清戰爭（甲午戰爭）。戰爭的情況對日本有利，第二年（1895年）清國向日本試探講和，作為講和會議的地點選擇了下關。當時下關是海陸交通的要沖，是戰略上重要的地點之一。

同年3月19日，清國使節團乘坐汽船來到下關，第二天在春帆樓舉行了日清講和會議。日清兩國的全權代表等出席了會議。由于李鴻章被刺等原因，會議一共開了29天。

雙方簽訂的《日清講和會議條約》又稱《下關條約》，條約確認了朝鮮國的獨立，并約定了清國向日本割讓的領土，轉讓的權益和支付賠款等。

會議期間的3月24日，在返回宿舍的路上，李鴻章被兇徒所刺，會議因此而中斷了一段時間。在李鴻章康復后，會議從4月10日再度舉行，在4月17日簽了字。再度舉行會議后，李鴻章把從引接寺到會議地點的往返路徑，變更為沿著山麓的小徑。現在這條路被稱作「李鴻章路」，備受市民的喜愛。

全文措辭比較低調，沒有提賠款金額，也沒有具體指出臺灣和遼東，但字里行間有一股壓抑不住的喜悅。

文中提到的「李鴻章路」，其實就是「李鴻章小道」，春帆樓附近，有一個招牌，上面寫著「李鴻章道」。

談判期間，李鴻章作為清朝全權大使，最初他走的是春帆樓前的大路，卻在3月24日遭到刺客小山豐太郎的槍擊，子彈擊中李鴻章左臉頰，造成非致命傷。據記載，傷口位于左眼下方，流血較多，但未傷及要害。

此后，為保障李鴻章的安全，日方專門開辟了一條位于春帆樓后山坡上的僻靜小路，供李鴻章往返于住處與會場之間，這條小路便被稱為“李鴻章小道”。

日本政府對此事件深感尷尬，擔心被列強視為“野蠻國家”，影響其國際形象。日本天皇和皇后迅速做出回應——派遣御醫和德國醫生尤利烏斯·施里巴（Julius Scriba）為李鴻章治療，李中堂迅速恢復，8天后（3月30日）即繼續參與談判。

由于事件引發的國際輿論壓力，日本在談判中略作讓步：

同意李鴻章此前提議的立即停火（3月30日簽署為期三周的停火協議），但臺灣和澎湖的戰斗未停止。談判暫時中止，4月10日恢復，最終于4月17日簽署《馬關條約》。 有說法稱，日本因此將原要求的3億兩白銀賠款減至2億兩，但此說法缺乏確鑿史料支持。

《馬關條約》中賠款為2.3億兩白銀，相當于日本年度國家預算的約4.5倍。對日本的崛起具有重要作用，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經濟助推：明治政府將部分賠款用于發展工業、軍事和基礎設施，如擴建海軍、建設鐵路和鋼鐵廠，加速了日本的工業化進程。

軍事擴張：賠款使日本得以迅速增強軍備，1896年，日本啟動了“海軍擴張計劃”，建造現代化艦隊，為日后在日俄戰爭（1904-1905年）中擊敗俄國奠定了基礎。

國際地位提升：巨額賠款和割讓臺灣等地增強了日本的國力，使其在國際上被視為新興強國。西方列強逐漸承認日本的地位，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如1894年與英國修改條約），進一步激勵日本的擴張野心。

國內改革鞏固：賠款為明治維新提供了經濟支持，鞏固了國內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政府投資教育、銀行體系和現代化企業，促進了日本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國家的轉型。

總結來說，《馬關條約》的賠款為日本提供了經濟、軍事和外交上的關鍵資源，加速了其現代化和崛起進程，使日本20世紀初成為亞洲強國，并躋身世界列強行列。

李鴻章在近代史很有爭議，但有一點可以確認，李中堂對時局的判斷水平，遠超同時代的官僚。 第一個提出「三千年之大變局」的人，就是李鴻章。

1872年，李鴻章在《復議制造輪船未可裁撤折》中稱：“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

李鴻章在討論割讓臺灣時，曾對伊藤博文說：“日本今日之強，似可吞并臺灣，然貪得無厭，必招他日之禍。”

伊藤博文可能以日本的國力和戰略自信回應：“日本之強，非一朝一夕，臺灣乃戰略要地，我國有能力守之，未來之事，無需清國憂慮。”

“貴國既已戰敗，割地賠款乃國際慣例，日本之舉，不過取應得之利。”

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大勝，伊藤博文對日本的軍事和外交能力充滿信心，他可能認為李鴻章的警告是弱者的無奈之詞，不足為慮。

但伊藤博文終究還是低估了中國，馬關條約簽署后的130年，中國再度崛起。中國海軍2019年下水噸位（25萬噸）相當于日本海軍總噸位（60萬噸）的約42%，也就是說，我們兩年就可以打造一個日本海軍自衛隊。

現在回頭看，李鴻章真是目光長遠，豈止一個馬關條約，還有后續的全面入侵中國、731、靖國神廁……等等，對日本來說，都是一條條禍根。

如果東大順利崛起，日本俯首稱臣，島國還能平安度日，如果發生意外，日本管理不好島內的民粹情緒，引起反彈，東瀛則可能灰飛煙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