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研究中，正像在任何其他學科中一樣，問題有真假之別。對于一個假問題是不可能給出真答案的。或者說，一個假問題就是一個不可能給出真答案的問題。例如問：太陽為什么比月球小，就是一個不可能給出真答案的假問題。

在當代歷史研究的所有熱門問題之中，大概對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性的原因的探討，可以算是最為熱門的一個問題了。它自從被一些著名的史學家提了出來之后，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歲月里，就一直成為史學界關注的一個中心問題。和它同時的其他幾個熱門問題，經歷過一番熱潮之后，就似乎逐漸趨于冷卻了；唯獨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性的原因的問題，卻仿佛顯示了它異常之長久的生命力，它所引起人們的興趣和探討至今不衰。

令人多少感到奇怪的是，所有參加這個熱門問題的討論的學者，似乎都毫無保留地而且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這樣一條前提假設，即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表現出了特殊的長期性，或停滯性，或長期停滯性。在他們努力尋找各種答案的時候，他們好像很少考慮過，這樣一個問題究竟能不能成立？假如能成立，又是在哪種意義上才能成立？我們甚至可以更直截了當地問：這個問題究竟是一個真問題，還是一個假問題？對于一個假問題而要努力去尋找答案，那種努力將是徒勞無功的，那種答案將是沒有意義的。

首先，這里所謂的長期或停滯，究竟是根據什么尺度作為標準來衡量的、來判斷的？任何特殊性，例如這里所討論的長期性，只能是相對于一般性或普遍性而言，即只能采用普遍的情況作為標準來加以衡量、加以判斷。說它長期，只能意味著它比大多數的例子為長，而絕不能意味著它必須比所有的例子都更長。正如我們說一個人的身材矮，只能意味著他比一般人或大多數人的身材為矮，而絕不意味著他必須比最小的侏儒還要矮。說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的長期性，只能意味著它比世界歷史上大多數的封建社會為長，或說它比世界歷史上大多數的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階段為遲。但是，在這種意義上，說它的長期性卻是于史無據的臆斷。因為除了西歐而外，世界歷史還沒有提供過任何例證可以說明，有哪一個民族比中國更早地自行進入資本主義。

提出長期性的人，應該在思想上明確一下：究竟多么長就算長，多么短就算短？什么速度就算躍進，什么速度就算停滯？長短、快慢，總是相比較而言的。那么所謂長期，究竟是和什么標準相比較，以什么尺度來衡量？假如論者是以西歐的歷史發展作為標準的尺度，當然不妨說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顯示了它特殊的長期性；因為自從日耳曼人走出森林到資本主義在西歐正式揭幕，其間相去不過一千年左右，而相形之下在中國至少也有兩千年之久。但是這種推論卻假設了一個未經批判的前提，即這里是以西歐的發展速度作為一個標準尺度的。但是究竟有什么理由采用這樣一個標準呢？一方面極力反對西歐中心論，另一方面卻又公然選擇西歐作為標準而且居之不疑，以其為理所當然；人們會問這些學者有什么理由要用他們的西歐標準論來取代他們所反對的西歐中心論呢？

如果不局促于西歐一隅的歷史，而放眼一部真正普遍的世界歷史，我們實在找不出任何理由可以斷言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長期性或停滯性。在全人類迄今為止高度發達的文化或文明之中（8個，或21個，或26個，或任何其他數目，總之絕不止于是西歐和中國兩個而已），只有一個是較快于中國進入了資本主義的，那就是西歐。除了西歐而外，和所有其余的文化或文明相比，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說中國比任何其他一個發展得更為緩慢、更為停滯。假如我們不是采取一種狹隘的西歐標準論的觀點，而是采取一種真正“普遍歷史”的觀點的話，這個問題倒毋寧是應該反過來問：西歐封建社會發展的短期性或快速性的原因何在？這種提法并不是要故意作翻案文章，更不是在作文字游戲；因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性的原因和西歐封建社會短期性的原因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應該要求兩種完全不同的答案。前一個是假問題，所以不可能有真答案；后一個是真問題，所以就可能有真答案。我們不可把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給弄顛倒了或混淆了。要使前一個問題成為真問題，就只有把它轉化為如下的提法：中國的發展為什么較西歐為緩慢，也就是，西歐的發展為什么較中國（事實也是較所有的文化）更為迅速？如果問題被轉化為這種提法，那么它就和后一個問題是重言式。在人類的歷史上，由封建社會自行或自發進入資本主義的，我們還只見到西歐這樣一個例子，所以它應該算是一個孤例或特例。其余的十幾個或幾十個文化或文明，包括中國，都沒有出現過這種特例，所以應該視為是常規。特例不是常規，我們沒有理由不采用常規作為標準，而偏偏要采用一個特例作為標準。至于繼西歐而后，的確也曾在某些地區或國度是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但它們或則是西歐本身的延長（如美國），或則是在西歐的直接沖擊之下進行的（如日本），或則甚至就是西歐所強加的（如印度某些地區）。它們和這里所討論的長期性（指中國封建社會并沒有能自行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其情形不同，應當另作別論。它們是移植的，而不是由于其自身內部條件醞釀成熟而結果的。

正因為是想要對一個假問題給出答案，于是就出現了各種各樣似是而非的答案。其中較為流行的一種意見是：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是致使中國封建社會發展長期停滯不前的原因。毫無疑問，應該承認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是十分殘酷的。不過要說這就是致使中國封建社會發展長期停滯的原因，那在理論上就勢必蘊含著：某些其他文明或民族的封建統治階級，至少是西歐的封建統治階級，其壓迫和剝削要比中國的來得較仁慈或較寬大一些，或者至少是不像中國的那么殘酷。否則，假如西歐封建主的壓迫和剝削實質上也同樣殘酷，那么為什么同樣的長期性就只表現在中國歷史上而不表現在西歐的歷史上呢？還有，我們在不承認西方的月亮比中國的更亮的同時，難道卻承認西方的封建主比中國的來得比較仁慈或寬厚一些？古今中外的封建統治階級，其壓迫與剝削之殘酷在本質上并無二致，盡管某些表現形式有所不同；所以似乎不大好說，只有哪一個或哪幾個民族的封建統治的殘酷性就導致了長期性，而其他的則否。為什么西歐封建主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就沒有導致其封建社會發展的那種長期停滯呢？這個理論上的難點，大概是被某些人覺察到了的，所以他們就提出了另外各種補充的或修正的解釋。

其中的一種，也可能是最有力的一種，是說：西歐比中國多了一個地理大發現，它開辟了世界市場，從而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就是說，縮短了西歐封建社會的長期性（或者不如說決定了它的短暫性）。不過，這種說法顯然有外因論的缺點。它只靠一個外因或偶然，而沒有能夠從歷史發展本身的內在邏輯去闡明長期性或短暫性的問題。其實，我們仍可以追問，為什么西方就有地理大發現，而中國就沒有呢？鄭和那支兩三萬人的艨艟艦隊不是早于哥倫布那隊百把人的三艘小船將近一個世紀嗎？假如答案又從外因轉到內因，說那是由于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轉化的條件在中國還沒有（像在西方那樣）成熟的緣故，那么問題就變成了兜圈子：沒有地理大發現（以及從而世界市場的開辟），是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不成熟，而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不成熟，則又是由于沒有地理大發現。

事實上，不僅是地理大發現，用任何其他的觀點，如文化特點或民族性等，都免不了陷入同樣的理論困境。除非是我們采取一種先天論的立場，認為某些文化特點或民族性格乃是先天注定的，而正是這種先天命定的文化特點或民族性格就規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長期性或停滯性；否則，無論我們訴之于什么性（剝削的殘酷性、社會關系的宗法性，等等）都需要用后天環境來解釋；所以這種后天環境就不應該反過來再用先天性的觀點來加以解釋。假如殘酷性作為制約著封建社會發展的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是由封建制度本身所產生的或所派生的，那么它就應該在相同的或類似的社會中導致相同的或類似的發展，而不應該分別產生不同的特殊的長期性或特殊的短暫性。如果不一般地侈談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性及其特點的話，我倒是覺得具體地比較一下中西封建社會歷史發展的異同（也包括兩者相對的長短），是歷史研究中一樁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此外，上述的答案（或者說假答案）也無法使自己很好地和另一種很有影響的理論相適應。這另一種理論是說：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是推動封建社會的歷史向前發展的動力。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自從陳勝、吳廣以來的兩千多年之間，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其規模之大與頻率之高，肯定是舉世無雙的。西歐封建社會歷史上寥寥可數的幾次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如英國的瓦特·泰勒、法國的扎克萊、德國的閔采爾，比起中國的陳勝、吳廣、黃巾、赤眉、瓦崗、黃巢、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等來，真是瞠乎其后，直如小巫見大巫。假如說，在封建社會中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那么中國封建社會就應該是全世界發展得最快的而且是最先進的典型，因為它那社會發展的推動力之強大是舉世無雙的。但是歷史事實——這一點大概是連持這種理論的人也會承認的——卻竟又大謬不然：其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是渺不足道的西歐，封建社會反而是短暫的；而在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波瀾最為壯闊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反而呈現出特殊的長期性和停滯性。這一現象又應如何解釋？

關于對假問題不可能給出真答案，這里不妨引一則古代的寓言。據古籍記載，有一次孔子在途中遇見兩個小兒爭論不休：一個說太陽在中午比在早晨更熱，所以一定是太陽在中午比在早晨離大地更近；另一個說太陽在早晨比在中午看上去更大，所以一定是太陽在早晨比在中午離大地更近。以此問孔子，孔子不能答。如果說，這個問題曾經難倒了古代的圣人，它卻不應該再難倒今天的凡人。今天的凡人應該比古代的圣人更為高明，他們應該懂得分辨問題的真和假。早和午、感覺上的冷熱和視覺上的大小，并不是太陽和大地之間距離遠近的函數。因而，這里問的就是一個假問題。關鍵在于我們的思想方法，在于我們怎樣去抓兩種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我們不應該把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關系，硬納入一種因果關系的模式。由此聯想到，過去一些歷史學家們過分輕率地、不加批判地糾纏于無意義的爭論之中似乎太多了些，這不僅是浪費時間和精力，也不利于歷史學沿著科學的道路茁壯地發展。科學的現代化，當然也包括歷史學的現代化在內，而要使歷史科學現代化，就不應該再沉溺在一些假問題里面。現在是歷史學界應該對過去一些似是而非的假問題進行重新批判并做出一番澄清的時候了。

文章來源：原載《百科知識》1989年第5期，轉自楞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