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投降后，蔣介石迫不及待地想要發動內戰，但由于當時特殊的環境，蔣介石只能答應和中共和談，于是連發三封電報給毛主席，希望可以到重慶談判。

為了全國人民和平的希望，毛主席果斷應邀，明知道是鴻門宴，還要去，有人說毛主席是“彌天大勇”。

給人民一個交代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后，國民黨兵力雄厚，達到400多萬，大部分精銳部隊尚在西南腹地，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已在敵后建立起19塊抗日根據地，兵力達127萬。

毛澤東洞若觀火，卻依然決定親赴重慶。據警衛員回憶，出發前夜，他在油燈下反復研讀《孫子兵法》，輕聲對周恩來說：“我們是去給人民一個交代，哪怕只有萬分之一的和平希望，也要爭取。”

8月28日，毛澤東的專機降落在九龍坡機場，當他摘下草帽向歡迎人群致意時，山城百姓的歡呼聲里，夾雜著對和平最樸素的渴望。

按照談判內容，國民黨堅持“軍令政令統一”，要求共產黨將軍隊縮編為12個師，而共產黨則提出保留48個師，在政權問題上，國民黨僅愿給予共產黨幾個國民政府委員名額，卻拒絕承認解放區的合法地位。

經過43天唇槍舌劍，雙方終于在10月10日簽署《雙十協定》，然而墨跡未干，蔣介石便向各戰區下達“剿匪”密令，大量部隊被運到東北，內戰一觸即發。

一切已是意料之中

重慶談判的破裂，絕非偶然，而是國共兩黨根本矛盾的必然結果。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1941年皖南事變，兩次國共合作的破裂，早已在兩黨之間埋下深深的裂痕。這種矛盾，不僅源于政治理念的分歧，更植根于階級利益的根本對立。

國民黨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其統治基礎是江浙財閥、官僚資本與地方豪強。蔣介石曾在日記中寫道：“共產黨之所謂解放區，實為封建割據之變形。”在他眼中，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減租減息運動，無異于對其統治根基的顛覆。

而共產黨則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主張建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民主主義國家，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明確指出：“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政府，就是在一個共同綱領之下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

這種矛盾在軍隊問題上體現得尤為尖銳。國民黨視軍隊為私產，蔣介石通過黃埔系、CC系等親信牢牢掌控軍權；共產黨則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人民軍隊是革命勝利的根本保證。

馬歇爾調解期間，提出軍隊國家化方案，但國民黨要求共產黨先交出軍隊，再參與政治，這顯然不可能。

國共兩黨合作的歷史，恰似兩列軌道迥異的列車，雖偶有并行，終難同軌。

解放戰爭初期，面對國民黨軍隊在裝備、人數上的壓倒性優勢，毛澤東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以戰略上的藐視與戰術上的重視，為全黨全軍指明方向。

三大戰役中，淮海戰役堪稱人民戰爭的典范。543萬支前民工推著獨輪車，用“小推車推出來的勝利”詮釋了民心向背的力量。

陳毅元帥曾感慨：“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

在解放區，土地改革讓億萬農民獲得土地，他們懷著“保田參軍”的樸素信念，踴躍加入人民軍隊；在國統區，“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群眾運動風起云涌，形成了配合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

毛澤東創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方針。從遼沈的雪原到平津的城樓，從淮海的硝煙到渡江的戰船，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推翻了蔣家王朝。

1949年10月1日，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冉冉升起，歷史最終選擇了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紀元。

歷史沒有如果

有網友問，如果1945年重慶談判成功促成聯合政府，中國歷史是何走向？

其實不難猜測，如果真有那一步，估計真的和1949年和李宗仁談判時差不多，最有可能出現的便是南北分治的局面。

國民黨依托其在長江以南長期經營的政治、經濟基礎，以及美國在軍事、經濟上的支持，把控南方的行政、軍事大權；共產黨則憑借在北方解放區建立起的穩固群眾基礎和成熟的政權體系，主導北方事務。

雙方在中央政府中各自為政，在權力分配、政策制定等方面必然矛盾不斷。例如，在土地政策上，共產黨主張耕者有其田，讓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而國民黨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必然會抵制這一政策，這種根本性的矛盾會導致聯合政府在施政上難以達成統一，最終可能使國家在政治上陷入分裂狀態，形成兩個政權分庭抗禮的局面。

即便聯合政府表面上維持著統一，內部也極有可能沖突不斷，甚至再次爆發戰爭。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蔣介石雖名義上掌控全局，但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勢力，閻錫山等地方軍閥，都有著各自的利益訴求。一旦聯合政府無法滿足他們的利益，這些勢力很可能會為了爭奪資源和權力而挑起事端。

當然，歷史不容假設，在中國革命波瀾壯闊的進程中，毛澤東成為歷史的選擇，這絕非偶然。

歷史為什么選擇毛澤東

毛澤東有著旁人難以企及的對中國國情與農民群體的深刻洞察

他出身農家，自幼便目睹了農民在封建剝削下的苦難生活，這使他對農民的疾苦有著天然的同情與理解。

在長沙求學時，他便極為關注農民問題，與同學蕭子升的“游學”經歷，讓他深入到社會最底層，真切地了解到農民的所思所想、所求所需。

1920年，當許多新民學會會員準備赴法留學時，毛澤東卻認為自己對國家的了解還遠遠不夠，留在中國能更深入地研究國情，為解決中國問題積累知識與經驗。

此后，他的一系列著作，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無不體現出他對中國國情和農民狀況細致入微的剖析，相比當時黨內其他領導人，他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更為深刻、透徹，而這恰恰是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所在。

毛澤東積累了豐富且獨一無二的斗爭經驗，并展現出卓越非凡的軍事和領導才能

他并非是從書本中走出來的理論家，而是將所學知識與實踐緊密結合的實干家。

早年，他積極投身于各種革命活動，從參加革命軍到組織新民學會，從出席中共一大到參與國共合作時期的諸多事務，再到領導秋收起義、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他的足跡遍布中國革命的各個重要階段。在井岡山，面對復雜的斗爭形勢，他成功改造袁文才、王佐等地方武裝力量，使其成為紅軍的有生力量，為根據地的創建與鞏固立下汗馬功勞。

在與國民黨軍隊的多次“圍剿”與反“圍剿”斗爭中，他憑借出色的軍事指揮才能，靈活運用游擊戰術和運動戰術，多次挫敗蔣介石的進攻，帶領紅軍在艱難的環境中不斷發展壯大。同時，他在與黨內各種錯誤路線的斗爭中，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教訓，無論是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還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左”傾機會主義，他都能以敏銳的洞察力和堅定的立場與之斗爭，為黨和紅軍保存了有生力量。

毛澤東具備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完美結合的能力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初，便將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但如何將這一源自歐洲的理論運用到中國復雜的國情中，成為擺在早期共產黨人面前的難題。

毛澤東在北京大學期間，便接觸并深入研讀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如《共產黨宣言》，但他并未生搬硬套其中的理論，而是深刻認識到中國的階級斗爭有著自身的特殊性。

他通過對中國國情的大量調查研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如階級分析方法，深入剖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特點和矛盾，寫出了一系列經典著作。

卓越的團結眾人的能力

在井岡山時期，面對袁文才、王佐等被部分人視為“土匪”的地方武裝勢力，他力排眾議，以包容的心態和巧妙的策略將他們團結到革命隊伍中來，為紅軍在井岡山站穩腳跟奠定了基礎。在與朱德、陳毅等同志的合作過程中，盡管也曾因觀點分歧產生爭論，但他始終以大局為重，通過坦誠的交流和溝通，贏得了同志們的信任與支持。

在長征途中，面對紅軍的艱難處境，他不顧個人得失，頻繁地與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同志促膝長談，耐心分析失敗的原因，最大程度地團結了黨內同志，共同與李德、博古的錯誤軍事路線作斗爭。這種善于團結大多數人的能力，使得他在黨內擁有極高的威望，能夠凝聚起全黨全軍的力量，為實現革命目標而共同奮斗。

結語

遵義會議成為了中國革命的重要轉折點，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此后，在他的帶領下，紅軍擺脫了被動挨打的局面，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一系列經典戰役的勝利，不僅展示了毛澤東卓越的軍事才能，更讓全黨全軍看到了勝利的希望。

歷史告訴我們，毛主席以其堅定的信仰、卓越的才能、非凡的智慧和高尚的品格，引領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走過了漫長而艱辛的革命道路，迎來了新中國的曙光。他的貢獻不僅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對世界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