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王富鵬，男，河南柘城人。2007年畢業于中山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曾任韶關學院文學院教授、副院長，現為廣州大典研究中心教授，廣州大學廣府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紅樓夢學會理事。主要從事明清文學研究。主要著作有《嶺南三大家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 <紅樓夢> 人物性別角色研究》（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屈大均與明末清初嶺南詩派》（中華書局2023年版）。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主持國家級、省級和地市級課題多項，參與學術編著多部。

撰作一部通史或斷代史，是古代許多文人的夢想，屈大均也不例外。屈大均有志著史，有志以孔子著《春秋》之筆書寫明史，既直錄史實，客觀敘述，同時又以前明遺民的視角選擇史實，寓含褒貶。他二十來歲時就開始撰寫的紀傳體史書《皇明四朝成仁錄》，即是其作為史家對當代歷史的敘述。受其經歷和占有資料的影響，屈大均的明史書寫一開始即從嶺南丁亥之役開始，《成仁錄》所記史實也以嶺南為多。屈大均是一位史家、文獻學家，更是以詩文著稱的詩人。他“以詩為史”，用大量的詩文記述了明清鼎革之際的所見所聞所感，這也是其明史書寫的一部分。其明史書寫既有最基本的歷史輪廓，也有真切的歷史細節；有對歷史的客觀敘述，也有個人化的心靈書寫。

一、 “筆削吾何倦，

《春秋》以沒身”

《皇明四朝成仁錄》是他極為看重的“屈沱五書”之一。《翁山文外自序》云：“予所著有《翁山易外》《廣東新語》《有明四朝成仁錄》《翁山文外》《詩外》，凡五種，號曰《屈沱五書》。”[2]在翁山的所有著述當中，《成仁錄》不但耗時最長，而且最終也未能完成。從二十來歲開始撰寫，翁山花費了四十多年的時間，最終卻帶著莫大的遺憾離開了人世。

順治十六年己亥(1659)，三十來歲的屈大均游江南，持覺浪道盛和尚書拜訪了文壇領袖錢謙益，并談及已開始撰寫的《成仁錄》。其后，他還寫到錢氏的贊賞：“愛予初命筆，交廣有春秋。”[3]后來在與顧炎武的詩中，他用互文之筆再次提及。其《送寧人先生之云中兼柬曹侍郎》云：“雕蟲篆刻雖無用，一字褒譏臣子恐。君追孔氏著麟書，我學三閭持橘頌。”[4]三藩之亂平定后，清朝的統治已經穩固。康熙十八年(1679)翁山避地金陵，感到此時正是迫切需要修史的時候。其《題周梨莊戴笠圖》詩云：“董狐有志我未逮，三百年中誰記載？漢史應須屬紫陽，元人豈解尊昭代！清溪水閣閑相期，筆削相將乘此時。”[5]透露出翁山修史的迫切感。著作史書是一件極其繁重的工作，翁山不敢懈怠。其《編史作》云：“筆削吾何倦，《春秋》以沒身。諸侯多史記，采取托何人？”[6]決心以著史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尤其到了晚年，翁山更有時不我待的心理，甚至為著史而無心吟詩作賦。“年來辭賦已無心，早歲《春秋》元有志。書法只今在草野，一部《成仁》吾《史記》。上師尼父下紫陽，空名不敢遺天王。”[7]崇禎、弘光、隆武、永歷四朝數百位死節之士的傳記，耗盡了他畢生精力。臨終詩云：“所恨《成仁》書，未曾終撰述。嗚呼忠義公，精神同泯沕。”[8] 翁山通過詩句多次以《成仁錄》與孔子的《春秋》、司馬遷的《史記》相類比，可見此書在翁山心中的重要程度。

屈大均像

《春秋》《史記》是天下史、是中華文化的經典，非圣人、大儒不能作。翁山云：“《春秋》者，周之大典，乃周公之所制作……夫正月而書之曰王，禮莫大焉，以為周禮在魯，是則周史亦在魯矣。是則《春秋》為天子之史，非諸侯之史；為天下之史，非一國之史明矣。”[9]翁山雖為在野遺民，卻是有道君子，非如忠孝不得其正的公卿大夫。

仿孔子作《春秋》，翁山著《成仁錄》不僅是為殉國烈士的壯舉所激勵，亦因有感于當時一些人忠孝不得其正。其《詩義序》云：“予嘗為《詩義》一書，純以《春秋》為言，以為今之世，匪惟《詩》亡，而《春秋》亦亡。夫子之所通焉者，至是而大窮，其義遂不能行于天下。舉世之所謂公卿大夫者，皆不可以王之風、王之正月，為夫子所大書特書者與之言。嗟夫，《詩》者，事父事君之具也。不知王之所以為王，則何以事其君父，將忠于其所不當忠，孝于其所不當孝，忠與孝至是而不得其正，徒為名教之罪人而已矣。”[10]永歷帝雖然退往嶺南、云南，但翁山認為他們皆朱明正統，可惜一些人背棄正統，投靠“滿夷”，“徒為名教之罪人”。他要學朱熹撰《資治通鑒綱目》闡明《詩經》《春秋》之大義，“《春秋》之后有《綱目》，有如日月光相逐。月光元自日光來，紫陽一日三膏沐。地義天經總在茲，溫公書法不曾知。背秦豈合誣周赧，篡漢那堪獎魏丕。昭烈一隅元正統，武侯六出本王師……年來辭賦已無心，早歲《春秋》元有志。書法只今在草野，一部《成仁》吾《史記》。上師尼父下紫陽，空名不敢遺天王。”[11]朱子作《綱目》為天下定正統，翁山這首詩也明確了《成仁錄》同樣的目的。尤其此書第六卷之后對弘光、隆武、永歷三朝三百五十多位死節之士事跡的詳細記述，事實上即起到了為南明爭正統的意義。

康熙十八年(1679)，李因篤應征清廷“鴻博”，翁山在《有懷富平李孔德》詩中又表達了這一思想：“聞道征修史，《春秋》義未申。溫公元晉胄，景略本秦人。草野存遺直，華夷有大倫。”[12]翁山不但對昔日好友出仕新朝頗有微詞，而且也表達了對清修《明史》的不信任。他認為身在廟堂之人難以申明《春秋》大義，只有伏處草野的有道遺民才能秉筆直書，保存歷史真相。其《舂山草堂感懷》詩云：“慷慨干戈里，文章任殺身。尊周存信史，討賊托詞人。”[13]“存信史”“任殺身”，這豈是普通人能為之事？翁山以在野遺民之身，繼承古代史官的精神，自覺擔當秉筆直書的重任。

二、嶺南丁亥之役

與《皇明四朝成仁錄》的寫作

順治三年丙戌(1646)十一月，南明桂王即帝位于廣東肇慶，是為永歷帝。十二月清軍破廣州，永歷帝西走，清軍窮追不舍。順治四年丁亥(1647)，即永歷元年二月，陳邦彥為牽制清軍西進，起兵高明山中，使生員馬應房以水軍先攻順德，約大學士陳子壯起兵南海，侍郞張家玉起兵東莞，參政黃公輔起兵新會，互為犄角。時不滿十八歲的屈大均從其師陳邦彥起兵，獨率一支軍與陳子壯合兵攻廣州，不下。[14]邦彥轉戰三水、新會、高明等，一月十余捷。邦彥應衛指揮使白嘗燦之邀，合兵守清遠縣，被圍十日。九月，李成棟率清軍挖地道至城下，引爆火藥，城破，邦彥率軍巷戰，項被三刃，被執，被磔于廣州。翁山于夜收拾邦彥尸骸，囊之而歸。邦彥起兵不久，其家人被難，幾遭滅門，僅其長子恭尹得脫。張家玉、陳子壯等也先后殉國。[15]

《皇明四朝成仁錄》概述圖

嶺南丁亥之役是慘烈的，嶺南士人的表現可歌可泣。起義雖然失敗，但其作戰于東，收效于西的目的達到了。此后不久，翁山就開始了此役中有關殉國烈士傳的寫作。有人認為“在順治五年至七年之間，大均二十歲前后，已經著手此書的撰寫工作”[16]。翁山《秋夜恭懷先業師贈兵部尚書巖野陳先生并寄恭尹》一詩即作于順治五年，《順德起義給事陳公傳》也寫成于這一時期。順治七年(1650)，陳恭尹為其父刊刻《陳巖野先生集》，即錄翁山所作《陳公傳》置于卷前。朱希祖云：“永歷刻本《陳巖野先生集》八卷，《附錄》三卷，南明陳邦彥撰，其子恭尹編。文四卷，詩四卷。附錄一：恭尹撰《先府君巖野陳公行狀》，薛始亨撰《陳巖野先生傳》，屈大均撰《順德起義給事·陳公傳》，注云：載《四朝成仁錄》……得此本，狂喜竟日。”[17]汪宗衍云：“卷前一：恭尹撰《先府君巖野陳公行狀》、薛始亨撰《陳巖野先生傳》、屈大均《順德起義給事陳公傳》，注云：‘載《四明成仁錄》’。”[18]此“四明”當為“四朝”之誤。這兩則材料皆說明此時翁山已經開始了《成仁錄》的撰寫。此時翁山雖然已有撰述這部史書的宏大構想，但這一時期翁山所撰應該主要是嶺南丁亥之役及其前后嶺南殉國烈士的傳記。順治七年庚寅(1650)十一月，清軍再次攻陷廣州。這年冬翁山于海云寺禮函昰為僧，法名今種，字一靈；順治十年癸巳(1653)，屈大均入廬山；十二年乙未，在粵中羅浮；十三年丙申，空隱(名道獨，字宗寶，函昰之師)住廣州海幢寺，選翁山為侍者；順治十五年戊戌(1658)春，翁山逾嶺北上，赴沈陽尋訪函可禪師。從順治七年到順治十五年這一段時間，翁山學禪學玄，除了一次去廬山、一次校勘憨山德清和尚《夢游全集》之外，都相對比較清閑。在學禪之余，這一時期應該寫成了嶺南丁亥之役及其前后嶺南殉國烈士的部分傳記，其他地區的殉國烈士可能尚未來得及撰寫，故其詩云：“愛予初命筆，交廣有春秋。”《交廣春秋》為漢代嶺南人王范所撰。“南海王范搜羅典故，為《交廣春秋》，史稱其事贍詞密，謂交廣之有紀載，自范始。”[19]汪宗衍也認為“交廣春秋”蓋指“《成仁錄》中《前后廣州死難諸臣傳》(日本靜嘉文庫藏本作《前后廣州殉難錄》)及《南海、順德、東莞起義諸臣傳》。”[20]順治十六年八月，翁山應張琳之請，為其兄張家玉撰《行狀》。此《狀》首敘寫作緣由：“公季弟琳請余為狀，余詢諸公門生故將曾隨鞭弭者，一一書之，與《四朝成仁錄》互有詳略，各從文之體制云爾。”[21]這則材料也證明此前《成仁錄》卷十的《東莞起義大臣傳》等已經寫成。

由此看來，翁山的明史書寫和《成仁錄》的最初構思和結撰都起始于明末發生在嶺南的那場丁亥之役。不但如此，《成仁錄》中有關嶺南的書寫，相對于其他地區來說，所占篇幅也比較大。全書共十二卷，寫及嶺南的就有六卷，所記涉及明末清初嶺南二十多年的干戈之事。其目如下：

卷四：崇禎朝，《韶州死事傳》；《西寧死事傳》。

卷八：隆武朝，《廣東州縣起義傳》。

卷九：隆武朝，《贛州死事傳 黎遂球……》；《前廣州死難諸臣傳》。

卷十：永歷朝，《順德起義臣傳》；《東莞起義大臣傳》；《南海起義大臣傳》；《定安死事傳》；《封川死事傳》。

卷十一：永歷朝，《反正諸勛死事傳》；《后廣州死事諸臣傳》；《廣東死事四侯傳》。

卷十二：《廣東死事三將軍傳》。

翁山以所歷所聞記人述事，故能委曲詳盡，也從另一角度補正了清朝官方記載有意無意忽略的歷史，較為詳實地保存了明末至康熙初年嶺南地區二十多年真實的歷史。“我粵忠義之士，一盛于宋，再盛于明，事雖不成，亦足以折強敵之氣，而伸華夏之威……事不必成，功不必就，而已可傳不朽矣！是故，凡起兵者，得死其所，我皆著之于篇。”[22]“與大多數注重宣傳清初東南沿海抗清斗爭的南明史撰述相比，大均作為嶺南學者，所著《皇明四朝成仁錄》，頗注重收集和整理清初廣東、廣西、海南沿海地區的抗清斗爭事跡。這是同時期其他南明史撰述無法具有的突出特點。”[23]

翁山《成仁錄》的寫作并不順利，欲成一國之史，對于一位身處草野的遺民來說，其難度可想而知。相關資料的搜集非常困難，不但因為以一人之力不能遍檢天下，而且更因記錄此類事情、保存相關資料有可能危及性命。記錄此類事情在清初論罪當死。順治二年函可因記錄清軍進入南京之事，即被拷幾死。翁山奔走天下二十年，不止一次向人談起撰寫此書的計劃，并四處搜集相關資料。順治十八年，翁山漫游吳越已有三年之久，所事無成，欲南歸省母。臨別王亹將自己久藏笥中的袁崇煥疏稿及他人訟冤諸疏贈予翁山，希望他為“國史之采擇”“采入《大司馬列傳》”。[24]

翁山從早年著手撰寫此書，“至晚年則為之尤力”[25]，但并未最終完成。“其《成仁錄》表章盡節諸臣，尤有裨世教，惜未大成，僅有稿本藏于家，將就泯滅矣。”[26]他去世后，此書以抄本流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之前，公私藏本多達十多種，卷數多寡不等，多為抄本。民國三十六年葉恭綽集“吳縣葉調生廷琯寫本十四卷”，與“吳縣張叔鵬炳翔重編本十五卷，番禺鄔伯堅慶時重編本十二卷，番禺徐信符傳鈔本三冊，新陽陳鳳藻刊本一冊，歷史語言研究所鈔本二冊，南京國學圖書館鈔本三冊”，共七家刊抄本，后在陳樂素的幫助下編成十二卷的大著作刊印。[27]此書雖然沒有最終完成，但經過葉恭綽的整理編訂，大體來說，其整體結構還是完整的。此書記事起于崇禎二年，迄于南明永歷十六年，即康熙元年壬寅(1662)。是年四月十五日，吳三桂在昆明郊外以弓弦縊殺永歷帝。盡管此后臺灣鄭氏仍然以永歷年號紀年，明正朔未絕，但記事至此也基本完整了。

《成仁錄》合紀傳體與紀事本末體而為一，是翁山以親歷之人的見聞寫成的當代史，歷來受史家重視。嘉、道年間，阮元重修《廣東通志》，有關人物傳記就曾取材于此書。謝國楨說：“翁山為明季遺民，蓄志恢復，窮究博討明季愛國志士抗清事跡，所以發潛彰幽，藉以激勵名節……搜輯之勤，裒存史料之多，在明季稗乘中，要無出其右者。徐秉義明季忠烈紀實，記載雖博，然尚不如此書之詳審也。”[28]“若從清代整個南明史撰述體系來講，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之作，遠在徐秉義《明末忠烈紀實》、溫睿臨《南疆逸史》之前，是清初明遺民率先將片段式的、零碎化的南明史記載熔鑄為綜合性南明史撰述的重要嘗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前期南明史撰述的走向問題。”[29]

《成仁錄》以時間為經，以地域為緯，再以地系人，仿《史記》體例有傳有贊。除了其史學價值之外，還有著較高的文學和文體學價值。卷十二《廣東死事三將軍傳》寫王興自焚一節：“十一年，境內薦饑，(王)興散糧儲以賑……久之，城中食盡，興令兵民散出就食。時升米二千錢，鼠一錢百，人雖饑羸，無有異者。興私謂其弟曰：‘城可恃而食不支，天也。我終不降，弟善撫諸孤以續先祀，我死且不朽。’乃密斲大棺一具藏之。十二年八月，城將陷，(尚)可喜使使來招。望日，興令將士登陴嚴守，自與妻張氏朝服及諸妾北拜謝恩，置酒相訣。張氏與妾十五人皆縊死，興舉火自焚。比曉，敵人入視，興與妻妾十七人骸骨皚然，乃取所斲大棺合殮之。時興年四十五。”[30]這段文字對王興自焚的前后交待甚詳，寫出了王興慷慨悲壯的結局。許多記載死難志士的傳記都寫得既委曲備至，又慷慨豪邁。改定《順德起義臣傳》后翁山寫道：“大均向受業于公，后死之責未知能無愧于四君與否！噫嘻！今亦老矣！嘗為《哀辭》一篇以吊公，比于宋玉之《招魂》，蓋亦弟子之誼云。”[31]翁山撰寫此書飽含感情。

《廣東新語》書影

翁山的《永歷遺臣錄》與《成仁錄》顯然是相互支撐和補充的關系，因失傳，不贅。翁山有關明史的書寫，除這兩部史書之外，《詩外》《文外》《文鈔》乃至《廣東新語》中也有不少。特別是《文外》《文鈔》中一些敘事作品更是如此。大量作品敘及不仕滿清的遺民和堅守志節的烈女，這些作品從另外一個角度彌補了《成仁錄》因體例之限所未及之處。《翁山文外》第三卷之《錫眵傳》，其中表達的遺民之恨非常激烈：“錫眵性多言，每談先朝遺事，扼腕彌日。遭亂感憤，聞雷震，輒嘆息曰：‘雷、雷，何不向廣州擊平南王，而在此轟轟耶？若平南王不可擊，請擊錫眵。錫眵有目，誠不忍見此世界也！’”[32]錫眵言辭之激烈無以復加，其恨之深至于自毀。

翁山《文外》《文鈔》記述了大量的烈女烈婦，其用意無需贅述。其《福州府烈女烈婦傳序》云：“《春秋》者，《烈女傳》之祖也……《烈女傳》之有年表，自高子始。予頃者修《廣州府志》，亦于烈女三致意，將仿高子，亦分為《廣州府烈女烈婦傳》一書，亦為年表，以與高子并行。”[33]

除了直接記述遺民、烈士和烈女的事跡之外，翁山還編輯了明遺民詩選《麥薇集》十卷。《麥薇集序》云：“嘗博觀昭代，始自崇禎之季，至于萬歷（當為‘永歷’，康熙三十四年刻本《翁山文鈔》作‘長歷’，蓋因文字之忌改‘永’為‘長’）之年，為朝者四，為世者一，其間已仕未仕而為逸民者，隱忍不死者，實繁其人。其身既系乎綱常，其言復合于《風》《雅》，吾謹采之，編為一書，名曰《麥薇集》……集凡十卷，以明人始，亦以明人終。”[34]《成仁錄》存明末四朝志節之士，《麥薇集》錄明末四朝志節之文，其相輔而行的用意非常明顯。《麥薇集》可以說是翁山對明末歷史的另一種書寫。

遺民、烈士和烈女是翁山關注的明末變亂中的主要對象。通過對這些人物的敘述，傳達了他對明末歷史的理解。甘京《翁山文外題辭》云：“傳記碑表，惟忠節幽微之人，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此翁山文所以可傳也。”[35]

三、袁崇煥不入《成仁錄》

如前所述，《成仁錄》對嶺南英烈記載尤詳，但在抗擊清軍的過程中連續取得重大戰果、最后死于王事的嶺南人袁崇煥，卻未能成為這部當代史的傳主之一。

袁崇煥(1584-1630)，字元素，廣東東莞人，萬歷四十七年(1619)進士，鎮守遼東時先后取得寧遠大捷、寧錦大捷。崇禎元年為薊遼總督；二年，擊退皇太極，解京師之圍；十二月下獄。“三年八月遂磔崇煥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36]袁崇煥被冤殺，緣于崇禎二年護衛京師之戰。敘事始于崇禎二年(1629)《畿輔死事傳》的《成仁錄》，于情于理于事應該在首卷即為袁崇煥立傳。以袁崇煥的影響和在他明清鼎革過程的關鍵作用而言，不在首卷最顯耀處為之立傳即不應該，但《成仁錄》沒有袁督師傳，翁山僅在首卷其他人的傳記中略略提及而已，《翁山文外》《翁山文鈔》也沒有敘述袁崇煥事跡的專文。

袁崇煥之事，翁山非常熟悉。數十年之后，人人皆知崇煥之冤，難道翁山不清楚嗎？況且南明隆武帝時，崇煥之冤已經洗雪，卒得服爵賜葬。難道翁山對袁督師抱有特別的成見？《成仁錄》雖為未竟之書，但也基本完成，翁山也不至于在掌握大量資料的情況下，終其一生抽不出一點時間為鼎革之際的關鍵人物、他所敬仰的袁督師寫一短文。

袁崇煥像

順治十五年戊戌(1658)春，翁山逾嶺北上，東出榆關，吊袁崇煥廢壘，作《吊袁督師》。詩云：“袁公忠義在，堪比望諸君。百戰肌膚盡，三年訓練勤。涼州無大馬，皮島有驕軍。一片愚臣恨，長懸紫塞云。”[37]翁山從數千里外的廣東來至山海關外，面對著明清鼎革過程中的關鍵人物、自己的同鄉袁督師曾經駐守的廢壘，其內心五味雜陳。“忠義在”“肌膚盡”“愚臣恨”，說明他非常清楚崇煥之冤。其后想起被冤殺的袁督師又一氣作《再吊袁督師》五首，有云：“計拙遺(當為‘遭’)讒小，身殲快寇仇。長城從此壞，權相欲何求。”“載讀愚忠紀，凄然淚數行。為秦誅李牧，救魏少馮唐。”“勞臣遭反間，蠢爾善愚人……一自钃鏤賜，無人更致身。”[38]詩不僅怒斥權奸，而且也指出了冤殺袁督師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從這幾首詩，還可以看出翁山對袁崇煥是飽含深情的。翁山不但一吊、再吊袁督師，而且還在《廣東文選》中選錄了袁崇煥的詩。《廣東文選》卷三十三選有袁崇煥《南還別陳翼所總戎》二首。其一“功名勞十載，心跡漸多違。忍說還山是，難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數卷封章外，依然舊日歸。”其二“慷慨同仇日，間關百戰時。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麋鹿還山便，麒麟繪閣宜。去留都莫訝，秋草正離離。”[39]翁山所選這兩首詩也與其督師遼東有關。

翁山不但對袁崇煥之事非常清楚，而且還掌握了大量有關的資料。蔡均，字平叔,廣東東莞人，翁山姻家。翁山次女“明涇，適東莞城蔡鋈。”[40]蔡鋈，為蔡均之子。蔡均曾將袁崇煥存留在東莞的遺詩編為《率性堂詩集》。他又搜集本地詩作，編成《東莞詩集》四十卷。翁山序曰“寓其大書特書之微旨，斯亦有功于綱目”。[41]《東莞詩集》收有《袁崇煥》及其他有關遼東戰事的詩。蔡均編《東莞詩集》在乾隆年間曾遭禁毀，“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六月十四日奏準”浙江省第十四批次奏繳書目：“《東莞詩集刊本》，明蔡均輯。不全。內有《東事詩》《塞外曲》《袁崇煥》等篇，語多觸礙。”[42]由此可以肯定蔡均和翁山對袁崇煥的事跡都非常清楚。翁山《贈蔡平叔姻家》詩原注云：“平叔為九峰先生沈之后，所居東莞白市,近撰《東莞詩集》，表章本朝先輩，值其第五子周晬日,故及之。”[43]蔡均和翁山作為同聲相求的朋友和兒女親家，他們在一起不可能不交流談論袁崇煥這樣一位人物的事跡，翁山如果想從蔡均那里得到有關袁崇煥的資料顯然非常容易。

一些信息證明翁山還掌握著袁崇煥的其他資料。順治十七年庚子(1660)冬，翁山謁禹陵，館于王亹家。《王子安先生哀辭》序云：“庚子之冬，予謁禹陵于會稽，有王子安先生者，延予館其家。時先生年七十有四，予三十有一。”[44]二人雖然年齡懸殊，卻為至交。王亹，字予安或作子安，山陰人，崇禎舉人，為諸生時嘗客袁崇煥幕中。工詩，有《匪石堂詩》三十二卷。或曰：“王予表字予安, 別署菌閣主人”。[45] 或曰：“王亹，字子安，別號遁納，會稽人，明亡為僧”，為“云門十子”之一。[46] 與陳洪綬、祁豸佳、董玚、王雨謙、王作霖、魯集、羅坤、趙甸、張遜庵合稱“云門十才子”。[47]王亹與粵人黎遂球、梁稷友善。黎遂球《蓮須閣集》卷四有《送王予安還越兼懷梁非馨》詩。黎遂球是翁山敬仰的先賢，在《黎太仆公影堂記》等作品中表達了對他的仰慕。梁稷，字非馨，南海人，為袁崇煥幕僚。崇煥死，入南京何喬遠幕。曾疏白崇煥之冤。南都破，梁稷入閩，以薦官主政，遂上疏為崇煥申冤，崇煥終得服爵賜葬。后歸里。[48]順治十八年，緬甸人執永歷帝獻于吳三桂，南明的抗清活動基本消歇。翁山悵然欲歸，以詩留別王亹等人，《將歸東粵省母留別王二丈亹、祁四丈駿佳》詩云：“磨劍未屠龍，彎弓未射虎。郁抑英雄姿，念我有慈母。白云東去復西飛，萬里羅浮今又歸。”[49] 除此之外，翁山還有《別王二丈予安》詩：“圣賢恥獨善，所貴匡時艱。太阿茍不割，蛟龍將波瀾。篋中有《陰符》，吾生焉得閑？平沙利馬足，驚飆宜鷹翰。遙遙萬里心，慷慨入長安。”[50] 翁山再次向至交吐露了其平生的志向。臨別，王亹以所藏袁崇煥疏稿及余大成(集生)、程本直(更生)訟冤諸疏稿授翁山，囑之采入袁督師傳中。謂翁山曰：“子之鄉有大司馬袁公崇煥者，方其督師薊遼，予以諸生居幕下。其為國之忠勤，予獨知之。其不得死于封疆，而死于門戶，天下人更未必知之也。自大司馬死而遼事遂不可為，吾三十年以來，每一念至，未嘗不痛心切齒于當日之權奸也。大司馬無子，其疏稿及余集生、程更生訟冤諸疏，予藏之笥中久矣，今將授子，以為他日國史之采擇其可乎？”“臨別，嘻吁嗚咽，復執予手曰：‘曩當喪亂時，予不能死，不惟有愧于吾鄉九公，且無以見袁大司馬。使大司馬被逮時，予以一死明其冤，以十口保之，天怒或回，使大司馬得立功自贖，則遼事庶幾可為，而吾乃薾弱不能，郁郁至今，悔之無及。惟斯疏草子其采入《大司馬列傳》，使后世獲知其忠，亦吾所以下報大司馬也。’予拜，先生亦拜。”[51] 這段話透露出了王亹未能以身家性命為袁崇煥鳴冤的悔恨，也透露了他對翁山的殷切期望。崇煥被冤殺于崇禎三年八月，此至正好三十年。七十多歲的老人鄭重拜求剛滿三十歲的年輕人，這一場景是何等的感人！可以相信翁山至死都不會忘記。余大成，字集生，應天人。萬歷丙午舉人，丁未進士，累遷太仆寺卿。程本直，字更生，布衣，袁崇煥被殺，詣闕上疏，愿與俱死，著《白冤疏》《漩聲》。康熙七年戊申(1668)，翁山遠在西北邊地，聞王亹辭世，作《王予安哀辭 有序》，回憶他與王亹相識交游的情況并慟陳其哀：“念平生之歡好兮，忽契闊于北邙。臨岐路而涕流兮，勉以求仁之遑遑。今躑躅于寒邊兮，迷不知父母之遺鄉。悲耆舊之凋零兮，與穉小而同行。魂營營于會稽兮，仿佛先生之容光。為長歌以追吊兮，庶鑒格于窮荒。”[52] 其中深情可讀而得之。王亹去世十幾年后，翁山對這位長自己四十多歲的朋友仍念念不忘。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張杉欲自嶺南返越州，翁山作《送張南士返越州因感舊游有作》十三首。其中第四首專詠王亹：“云門一老(王亹)未龍鐘，七十能登秦望峰。一代遺民在禪寂，袈裟空掛六陵松。”[53]

由蔡均和王亹與翁山的交往，我們可以肯定翁山事實上掌握了大量的記述袁崇煥的資料。翁山不為崇煥立傳，不但有違自己對他的感情和《成仁錄》的體例，而且也嚴重辜負了至交王亹的重托。翁山自云“予則有愧于先生焉”[54]。翁山是不是受當時政治環境的壓力不便為之立傳呢？梁稷“及崇煥以孤忠見法，稷悲憤欲蹈海死事，然思白其冤，姑少全。自以無家室妻子，只身怏怏不樂，歸，遂留寓金陵。時晉江何喬遠主南都社事，一時詞人號為極盛……稷廁其間……未幾，復入都，匿遂球寓，不敢出見客，嘗與遂球共被，遂球責之，稷但流涕不言。會予安舉于鄉，公車北上，與稷時私去相語，予安后為遂球言塞上事，遂球乃深服稷，故出都時，贈別稷詩有‘勉矣千秋事，毋為達者嗔’語……及南都破，稷間關入閩，唐王時，以薦官主政……稷因之遂上疏白崇煥冤，卒得服爵賜葬。”[55]崇禎一朝其冤未雪，從梁稷的隱忍，可知當時談論崇煥事應當有政治正確的壓力。不過，南明隆武帝時，其冤已雪，至翁山晚年，已經入清半個多世紀。顯然所謂的政治壓力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翁山不為之立傳，到底為何呢？

《成仁錄》以時間為經，以地域為緯，以地系人，敘事始于崇禎二年(1629)之《畿輔死事傳》，迄于永歷末年死于國事之人。崇煥恰恰就是因崇禎二年護衛京師被殺的。如若為之立傳，崇煥勢必居是書第一卷，且為該卷最為顯耀之人。《成仁錄》不但紀明末之事，且寓褒貶：斥奸邪、彰忠義，臣為君隱，微言大意存焉，故錢謙益謂之“交廣有《春秋》”。

在翁山筆下，崇禎皇帝勤于國事，是欲有作為的皇帝，也是史所罕見的為社稷而死的皇帝。翁山在詩作當中對崇禎皇帝常有重瞳、軒轅之比。《烈皇帝御琴歌》云：“共工怒觸天壽崩，百神驚走慘無色。先皇龍戰血玄黃，云中徒跣歸文昌。臣尋弓劍煤山旁，淚枯參天雙海棠……伏波馬革裹未遂，軒轅龍髯攀不能。”[56] 《翁山詩外》七言古詩第一卷起首即為《御書歌》和長詩《烈皇帝御琴歌》。這兩首詩皆為歌詠崇禎之作。將此三詩置于卷首，用意顯豁。御書為“烈皇帝御書‘松風’二大字。”《御書歌》云：“先皇昔愛松風吼，時作‘松風’字如斗……日日焚香瞻圣藻，天門龍跳見天威……血淚風吹無盡時，枯枝復似海棠枝。”[57]《翁山文鈔》第二卷《御琴記》載有翁山瞻拜御琴之事。“戊戌之春，草澤臣大均，北走京師，求威宗烈皇帝死社稷所在，故中官吳，指萬歲山壽皇亭之鐵梗海棠樹下。臣大均伏拜而哭失聲。吳感動，留信宿其家。臣大均輒從吳詢問宮中遺事……上勵精圖治，后宮希所游幸……河南淪陷，秦、楚、燕、齊、三晉，戎寇交訌，上宵旰不遑，減膳撤縣。”[58]順治十五年戊戌，翁山至京師，詣萬壽山，至壽皇亭之鐵梗海棠樹下，哭崇禎皇帝。宿故中官吳家，問宮中舊事。旋走濟南，觀李氏家藏翔鳳御琴，并作《烈皇帝御琴歌》。多年后思猶未竟，《天崇宮詞序》曰：“我威宗烈皇帝實為三代時守成之令主。其勵精圖治之勤，方之成康有過無不及焉況于文景，況于后代乎？而究歸于亡國喪身者，天也，非人也。然國君死社稷為人倫之極則，千古無有踐其言者，而一人獨能之，蓋天欲予以立極之名。而若使其生平猶有失德，則人未免有憾焉。賦之以令主之德，全之以成仁之節。自古無不亡之國，天以高皇帝得國之正，而使之亡，亦不失其正。”[59]這段話最好地傳達了翁山對崇禎皇帝的評價。在他看來明朝的滅亡，完全歸咎于朋黨之禍和為臣者未能忠于國事。“嗟國祚之將移兮，而朋黨之禍倡。上有君而下無臣兮，神華之統以亡。”[60]

除了現在可以看到翁山哭頌崇禎皇帝的作品之外，可能還有不少這類作品沒有被保存下來。翁山《與孫無言書》云：“有《三月十九日華山哭先皇帝詩》四章，奉寄足下和焉。”[61]這是康熙五年翁山在華山所作，今不見。從我們能見到的翁山全部作品來看，他對崇禎皇帝極盡頌揚。袁崇煥之所以被冤殺，實因崇禎被欺，而且自崇禎三年被殺，崇禎一朝始終沒有昭雪其冤，若為之立傳將會彰顯皇帝不明。為尊者諱，翁山就不得不委屈袁大司馬了。若于《成仁錄》第一卷《畿輔死事傳》為之立傳，有開宗明義之效，顯然不妥。《畿輔死事傳》僅述及“(滿)桂與崇煥積不平”，“桂泣陳崇煥奸狀。上怒，下崇煥錦衣獄”[62]，而未言及冤殺崇煥。翁山如此，真乃用心良苦。崇煥是翁山敬仰的鄉賢，他的冤殺，著實讓人唏噓，但為之立傳卻又違背臣為君隱的原則。袁崇煥之死，真是讓翁山左右為難，敬之愛之卻不能述之。

朱希祖云：“翁山以目睹所親歷，而又采實事以輯之，可謂詳密者矣。”[63]朱希祖的評價是準確的。如果僅從事實的角度看，不為崇煥立傳，可謂大疏漏，但如果從整部書的敘事與主導思想的關系而言，卻可以說此書又是嚴謹的。雖然現行本《成仁錄》沒有明確的編著凡例，但可以相信翁山此著一定有其明確的主導思想。從其現存的編著來看，翁山皆有明確的主導思想，《成仁錄》作為他最看重的著作之一不可能沒有。謝國楨稱《成仁錄》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本“前有《子目》、《凡例》”[64]。如果所言為實，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翁山撰作此書，是有統一規劃和其主導思想的。不過，翁山不為崇煥立傳，是否因為袁氏死于詔獄、未死疆場，于所謂的“成仁錄”不太適當呢？筆者以為非也。如果出于這一考慮，他完全可以把“袁督師傳”收入其《翁山文外》或《翁山文鈔》之中，但《文外》《文鈔》包括翁山所有的佚文，根本看不到為袁大司馬所作之文。由此，可以看出，在翁山全部的寫作計劃當中，根本就沒有為袁督師立傳之意。另外，《成仁錄》未載袁督師傳，是否寫成后遺失了呢？筆者認為，這一推測也不可能發生。《成仁錄》的體例是紀傳體與紀事本末體的結合，個人傳記嵌套在專題敘事當中，而且同一個專題之中，個人傳記雖然相對獨立，但往往互有補充和關聯。若為袁崇煥立傳，其傳當在卷一《畿輔死事傳》之中，而且袁氏這樣一個關鍵人物，其事、其人一定會在這一專題其他人物的傳記中多次出現。事實上，我們現在能看到的《畿輔死事傳》是完整的，而且其他人物的傳記中也極少出現袁崇煥的影子，僅在滿桂傳中提及二人的矛盾和滿桂對崇煥的誣陷。再綜觀翁山之文，這樣的重要人物，往往不只一處寫及，或以不同文體多次敘述，但袁崇煥的事跡僅在《王予安哀辭 有序》中有較多敘述，他處則難得一見。

翁山雖未遵王亹囑托為袁督師立傳，但亦未將王亹所授有關袁崇煥的疏草遺棄。“王(亹)氏歿后，大均撰《王予安先生哀辭》一文, 略記其為人, 并及王氏述袁崇煥蒙冤事。此文收入傳本至稀的康熙刻本《翁山文鈔》卷十中, 內中記袁氏事有為他書所未及者……袁崇煥遺文以及程、余二氏之申冤疏流傳情況，往昔鮮為人道及、借大均一文傳此消息, 方知伍崇曜刊本《袁督師事跡》一書所收袁氏疏草及程本直《磯聲紀》、余大成《剖肝錄》諸文, 必是自屈大均舊藏本所由出。”[65]

四、結語

能體現翁山明史書寫的作品很多：一是作為史家所撰寫的歷史著作和相關的記人記事之文，如《成仁錄》《永歷遺臣錄》和《翁山文外》《文鈔》中的一些作品；一是作為置身于明末變亂中的詩人，以其所思所感創作的詩詞文，如《翁山詩外》和《文外》《文鈔》的部分作品；一是作為懷抱強烈的使命感和個人觀念的文獻學家所進行了文獻編纂，如《廣東新語》《麥薇集》《閭史》《論語高士傳》等。他心中的明清鼎革史就隱含在他四十多部編纂和撰著當中。

翁山有志著史，亦有志以詩筆詳細記述所見所聞的明末歷史。《成仁錄》是其作為史家對當代歷史的客觀敘述，《翁山詩外》《文外》《文鈔》等則是他作為詩人儒者對其所歷所感的明末歷史的書寫。其明史書寫是那個時代真實的歷史，也是他自己的明清鼎革史，與他人所寫有同有異。其同處是明清易代之際最基本的歷史輪廓，其不同之處則是更詳細、更深入、更個人化的敘述和感慨。不同之處既有更真切的歷史細節，也有更個人化的心靈書寫。其明史書寫，深細宏豐，筆者僅從其嶺南遺民的角度粗略論及，更深入細致的論述，則非此文所能容納。

(本文出自紀德君、曾大興主編：《廣府文化》（第9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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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及參考文獻：

[1]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湯斌年譜長編與文學思想研究”(項目編號：21BZW110)的階段性成果。

[2]（清）屈大均：《翁山文外自序》，《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1頁。

[3]（清）屈大均：《訪錢牧齋宗伯芙蓉莊作》，《屈大均全集》第1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304頁。

[4]（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2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1510頁。

[5]（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129頁。

[6]（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2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1107頁。

[7]（清）屈大均：《季偉公贈我朱子綱目詩以答之》，見《屈大均全集》第1冊，人民文學出版1996年標點本，第187頁。

[8]（清）屈大均：《臨危詩》，見《屈大均全集》第1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110頁。

[9]（清）屈大均：《春秋說》，見《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122頁。

[10]（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37-38頁。

[11]（清）屈大均：《季偉公贈我朱子綱目詩以答之》,見《屈大均全集》第1冊，人民文學出版1996年，標點本第187頁。

[12]（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冊，人民文學出版1996年標點本，第599頁。

[13]（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冊，人民文學出版1996年標點本，第286頁。

[14]見《屈氏族譜》卷11，《屈大均全集》第8冊，人民文學出版1996年標點本，第2114頁。

[15]（清）屈大均：《順德給事巖野陳公傳》，《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1996年標點本，第444-447頁。

[16]吳航：《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編纂考》，《廊坊師范學院學報》2016年6月。

[17]朱希祖：《永歷刻本陳巖野先生集跋》，《明季史料題跋》，中華書局2012年標點本，第83-84頁。

[18]汪宗衍：《記永歷刻本〈陳巖野先生集〉》，《廣東圖書館學刊》1982年8月。

[19]（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屈大均全集》第4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291頁。

[20]汪宗衍：《屈大均年譜》，《屈大均全集》第8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1880頁。

[21]（清）屈大均：《文烈張公行狀》，《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455-456頁。

[22]（清）屈大均：《廣東州縣起義傳》，《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789頁。

[23]吳航：《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的學術價值》，《廊坊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4月。

[24]（清）屈大均：《王予安哀辭 有序》，《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419頁。

[25]朱希祖：《屈大均著述考》，見《屈大均全集》第8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2143頁。

[26]（清）潘耒：《廣東新語序》，見《屈大均全集》第4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2頁。

[27]葉恭綽：《屈翁山先生 <皇明四朝成仁錄> 序》，《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495頁。

[28]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標點本，第416頁。

[29]吳航：《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的學術價值》，《廊坊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4月。

[30]（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906－907頁。

[31]（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855頁。

[32]（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109頁。

[33]（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56－57頁。

[34]（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281頁。

[35]（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2頁。

[36]（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259，中華書局1974年標點本，第6719頁。

[37]（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449頁。

[38]（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460頁。

[39]（清）屈大均輯，陳廣恩點校：《廣東文選》卷33，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標點本，第481頁。

[40]見《屈氏族譜》卷11，《屈大均全集》第8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2116頁。

[41]（清）屈大均：《東莞詩集序》，見《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280頁。

[42]雷夢辰：《清代各省禁書匯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89年標點本，244頁。

[43]（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2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853頁。

[44]（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418頁。

[45]王貴忱：《袁崇煥畫像及其疏稿》，《廣州師院學報》，1996年第3期。

[46]朝滿：《云門十子——王雨謙》.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f9b3310100t5g0.html

[47]黃涌泉：《陳洪綬年譜》，人民美術出版社1960年標點本，第93頁。

[48]（清）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標點本，第275頁。

[49]（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139頁。

[50]（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66頁。

[51]（清）屈大均：《王予安哀辭 有序》，《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419頁。

[52]（清）屈大均：《王予安哀辭 有序》，《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420頁。

[53]（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2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1211頁。

[54]（清）屈大均：《王予安哀辭 有序》，《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419頁。

[55]（清）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標點本，第274-275頁。

[56]（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112頁。

[57]（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111頁。

[58]（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300頁。

[59]（清）《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30頁。

[60]（清）屈大均：《王予安哀辭》，《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419頁。

[61]（清）《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243頁。

[62]（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標點本，第524、525頁。

[63]朱希祖：《皇明四朝成仁錄補編跋》，《明季史料題跋》，中華書局2012年標點本，第73頁。

[64]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標點本，第415頁。

[65]王貴忱：《袁崇煥畫像及其疏稿》，《廣州師院學報》1996年第3期。

排 版 編 輯 ： 張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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