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作為儒家的重要典籍，自問世以來，歷經由子書到經書的變遷，宋代以后，更是成為文人雅士的必讀書，其思想學說對中國兩千年來的政治、思想、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孟子》內涵豐富，性善論、仁政思想、民本論、王霸觀、義利觀等思想觀念被歷代學者吸收發展，成為其安身立命、批判現實、建構理想社會的思想資源。從先秦的荀子到漢代的韓嬰、董仲舒、揚雄、王充、趙岐，從魏晉的徐干、傅玄到唐代的韓愈，宋代的朱熹、陸九淵，再到清代的戴震、焦循、康有為等，都基于其時代感受對《孟子》進行了不同的認識、理解和闡發，構成了一部波瀾壯闊的“中國孟學史”。

開展孟學史研究是當前哲學史、思想史研究的必要補充和深化

孟學史不同于傳統的哲學史和思想史，它不是對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做整體的、一般的介紹、描述和討論，而是立足于《孟子》，探討思想家對孟子思想的認知、理解、詮釋，乃至發揮、改造，從而更好地揭示孟學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和精神價值。所以，有必要從“專門學史”的角度對歷史上源遠流長的孟學傳統進行梳理，展開深入研究，寫出一部高質量、高水平的“中國孟學史”，這無疑是對傳統哲學史、思想史研究的一種補充和深化，也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和挑戰。

孟學史的文獻大致可歸為四類：一是研究《孟子》的專著，如趙岐的《孟子注》、孫奭的《孟子音義》、朱熹的《孟子集注》、焦循的《孟子正義》屬注疏類作品；李覯的《常語》、司馬光的《疑孟》、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康有為的《孟子微》屬義理類作品；程復心的《孟子年譜》、周廣業的《孟子四考》、崔述的《孟子事實錄》屬輯考類作品；林慎思的《續孟子》、熙時子的《孟子外書》、馮休的《刪孟子》、劉三吾的《孟子節文》屬增刪類作品。二是評論孟子其人其書的文字，主要散見于古代學者的文集、書信、序跋及史傳、目錄等文獻。三是對孟子思想的抽象繼承和討論。許多學者雖然沒有寫過專門的孟學著作，甚至極少直接引用《孟子》，但他們借助孟子的思想、概念、命題，通過詮釋、發揮，從而建構起自己的思想體系，如王通對仁政、王道的闡發，王陽明利用《孟子》釋《大學》等。四是歷史上關于孟學的政治事件、文化舉措乃至世風轉變等相關記載，如漢文帝設置《孟子》傳記博士，《宋史·禮志》記載的孟門弟子封爵、配享、從祀，《孟子》與科舉制度，朱元璋時期發生的孟子罷享及《孟子節文》事件等。

開展孟學史研究對于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首先，孟學對士人階層的精神氣質、道德人格具有深刻影響。孟學的沉浮往往與士風的轉變緊密相連。如西漢中期的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大量稱引《孟子》，評議時政，不僅顯示了士人的主體意識，同時也反映了孟學對士人階層的巨大影響。東漢中后期陳蕃、李膺、范滂等士林中的領袖人物，“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他們身上體現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與人格追求，以及在與宦官斗爭中所表現出來的英勇無畏、舍生取義的行為，與對孟子人格的情感認同密切相關。而隨著“黨錮之禍”，有識之士被殘酷鎮壓，孟學因其社會批判精神無法在社會得到貫徹而走向衰微。宋代孟學再度興盛，受到士人垂青，與“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逐漸成為士人階層的普遍信念息息相關。

其次，孟學在歷史上是以“為民眾代言”的身份出現的，與民眾血肉相連、為民請命是孟學的精神實質。孟學誕生于諸侯混戰、民不聊生的戰國后期，孟子是以新興社會階層“士”的身份登上歷史舞臺的，希望以王道、仁政的思想啟發、教導君主。同時，為民眾的利益大聲吶喊、呼吁，對暴君污吏的“殘民”、“害民”等不義之舉進行猛烈抨擊和抗議。對于君，他是“師”也是“臣”；對于民，則是其代言人，是維護其利益的“民之父母”。孟子的民本說、井田說，都是為緩解社會矛盾、站在老百姓立場上提出的解決方案。每當社會矛盾尖銳、緊張的時候，這些方案都會被人們重新提起，賦予新意，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思想傳統。

再次，孟學具有強烈的批判、抗爭精神，孟學史就是一部與王權抗爭的歷史。孟子主張“民為貴，君為輕”，在作為現實政治主體的“君”之上，又設定一個作為道德主體、價值主體的“民”，使“君”不能自有其意志，必以“民”的意志為意志，否則便不配做人君，為仁人志士反抗專制、暴政提供了理論武器。

總之，孟學是中國文化的清流。通過孟學史研究，對孟學的核心價值、思想學說進行分析、總結，了解其在歷史上的發展、流變，探討其在今天的價值和意義，是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

作者：梁濤，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