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元代學官的升遷路徑來看，整體晉升難度極大。許多學官一生只能停留在教授這一層級，更多則是屈居于不入流的職位，能夠晉升到提舉的幾乎是鳳毛麟角。元代的學官群體極具特殊性，他們的官職普遍較低，掌握的權力有限，但在社會上卻享有較高的聲望和尊敬。

在學官的任命上，制度非常嚴謹，通常只對在學術造詣、科舉成績等方面表現突出的學官授予提舉職位，而能擔任學官的人在全國儒戶整體中所占比例非常有限。通過遼陽行省出土的幾則碑刻，可以看到虞元登于皇慶二年（1313年）被任命為儒學學正，到了至順三年（1332年），他已晉升為遼陽行省理問所知事，并最終致仕，成為國家的流官。元代制度規定，“理問所”設有理問正二員，官品正四品；副理問二員，從五品；知事一員，提控案牘一員。理問所作為地方司法首領機構，主要負責司法事務。

虞元登的仕途清晰反映出元代學官的晉升困境。元朝規定學正和山長在任期滿后必須接受考核，合格者將逐級呈報行省和吏部，最后由集賢院進行考試，合格者方可升任府或上中州教授。未合格者只能繼續在學正、山長職位任職；府州教授需要經過一次考核后方可晉升為路教授；路教授任期結束后則進入流品官體系，通常被授予縣主簿職務。整個升遷過程至少要經過四次嚴格考核，且全部通過才能實現晉升。

這套晉升機制耗時漫長，通常需要十余年才能從學正升至縣主簿。對絕大多數學官來說，終其一生能擔任的最高職務往往也就是府州教授。反觀虞元登，其于皇慶二年任儒學學正，至順三年晉升為遼陽行省理問所知事，仕途相當順利，堪稱元代學官中少有的升遷典范。

馮善主師承名儒，任遼陽儒學教授，因其學識出眾受到遼陽行省平章洪君祥的賞識。洪君祥當時正致力于遼陽義學建設，特聘馮善主為教師，后來馮善主晉升為蔚州安定縣主簿，但未及赴任，于大德十一年九月逝世，最終亦以流官身份致仕。葉瑞則是遼陽儒學教授中較有成就的一員，除任遼陽路儒學教授外，還受聘為洪氏義學教師，對遼陽行省教育發展貢獻顯著，最終以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身份致仕。由此可見，元代學官的晉升之路異常艱難。

在遼陽行省，
還能發現學官遷調中的一些特殊現象。例如至正三年《北寧北鎮廟御香代祀碑記》記載醫學教諭郭伯顏參與祭祀，但到了至正五年的《代祀北鎮碑》，他的職位變更為陰陽教諭。這表明元代廟學多為合一體制，醫學常設于廟中祭祀三皇，而陰陽學無獨立校舍，依附于三皇廟。醫學與陰陽學在教學與祭祀上有一定交叉，因此郭伯顏能在兩種學校之間遷調。

通過對碑刻的考察發現，至正七年《北寧北鎮廟御香碑》中出現了一個較為罕見的官職——學司。學司不屬于元代學官序列，在遼陽行省碑刻中僅見姜羆一人持此職。學司一職在宋代多指提舉學事的官員簡稱，至正七年碑中姜羆名列學司，推測為學校管理人員。碑刻中官員按職級排列，學司排在直學之后。直學是學吏身份，雖非正式學官，但承擔著管理學校財務如錢谷的職責，輔助學官運作。

由此可見，學司權力和地位低于直學，屬于屬吏范疇。元朝規定各級儒學中還設有多種自聘教學和執事人員，如訓導、五經師、賓友、樂師、執禮官、齋長、學吏等，其中部分職位非固定。學司在史料中鮮見，至正四年《重修賢像記》碑陰也載有濟州儒學學司馮誠名字，并列有儒生、禮生、執事生、門生等學生種類。至正十三年《濟寧路重修文廟碑》記載濟寧路前學司柳元亮和學司班時中，亦排在直學之后，表明學司職位在其他地區也存在，但較為罕見，可能為學官自行聘用的屬吏。

元代學校生員制度嚴格，與戶籍相匹配。元朝規定各儒戶達到入學年齡即需送入官學，“在籍儒人不遣子弟入學，別習他業，量事輕重，申各處提舉官究治。”因此，儒戶是官學生員的主要來源，但同時也允許非儒戶子弟旁聽。元朝未對各級官學生員人數做嚴格限定，學校人數通常取決于地方經濟和學校發展水平，因此生員管理較為寬松。學者蕭啟慶認為，儒戶義務僅限于按時入學或年長儒士講授，除此外無更多強制責任。

儒士的主要特權是獲得類似獎學金的廩給，且能免除部分徭役，除地稅與商稅外的雜役多被免除。生員學習期間，還會按時發放錢糧作為生活補助，這些措施保障了儒士安心攻讀學業。進入官學的學生基本生活無憂，其中不乏家境優越者。正如乃賢在《送楊復吉之遼陽學正》中所描寫：“門生衣袂多狐貉，來聽談經絳帳中。”即使遼陽氣候嚴寒，身著狐裘獸皮的也非普通百姓家能負擔的奢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