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于湖湘文化的特點，人們有很多表述，如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經世致用、堅忍不拔等。這些當然都是湖湘文化中有目共睹的特點，但這些特點，在別的地域文化里也有明顯的體現。比如一向被湖南人津津樂道的敢為人先，廣東人似乎更認為這是嶺南文化的最大亮點。又比如堅忍不拔，這又更像是我們整個民族的特性。所以，我們需要對湖湘文化的這些特點有一個清晰的認識。我認為，湖湘文化的這些特點，都依附在一種精神底色上。在這種精神底色上的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經世致用、堅忍不拔，等等，才真正屬于湖湘一帶的文化特色。我個人以為，至少有一個色彩，可以稱為湖湘文化精神底色中的重要元素，那就是拙誠。

古時，相對中原地區而言，湖南地處偏僻，貧瘠落后，民生艱苦，民風倔強霸蠻。湖湘學術樸厚篤重，務本務實。千百年來，正是這種民風與學術孕育了湖南人的拙誠群體品質，并且深深浸潤著湖湘文化的方方面面。

最先以堅定自信的態度向世間公開宣示拙的理念的，是周敦頤。

周敦頤為人實在，別人說他拙。他說，不錯，我就是拙，我不喜歡巧，而且我也為世俗太巧而憂慮。他為此專門寫了一篇《拙賦》：“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兇，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倍潭趟氖畟€字，從言論、行為、道德、結果四個方面，贊揚拙而貶斥巧。最后總結：拙能使社會風清氣正，天下安順。

周敦頤的《拙賦》與他的《愛蓮說》一道，是影響中華民族世道人心的兩篇重要文學作品。作為他的同鄉，湖南人更深受他的影響，也更容易接受他以拙為特色的誠的理念。

王船山說他一生的為人是“養拙自守”。魏源認為“或拙之而反得”，并引蘇轍的話來表明自己“雖拙而巧”的觀點。

王船山隱居山林四十年，在物資匱乏、一無名二無利的困境中，苦心孤詣，著書立說，以最笨最拙的方式彰顯他對信仰對學術的忠誠。魏源在二十年的幕僚生涯中，就像他的字默深那樣，將自己默默地深潛于書冊史料中，協助林則徐、陶澍、賀長齡編輯《皇朝經世文編》《海國圖志》，以拙誠的心態艱苦地探索國家的富強之路。

為近代湖南提供最大的思想資源與精神力量的這兩位先賢，他們拙誠的理念與行動，深刻地影響了憂國憂民的湖湘志士。

在近代，由于各種機緣際會，湖湘文化的巨大能量得到最好的爆發。近代湖南最大的一件事情，自然是湘軍運動。曾國藩曾為這場湘軍運動作過一番總結，他說湘軍之所以能成事，靠的就是拙誠：“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群倫，歷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與？”拙誠在軍事上的體現，就是著名的“扎硬寨，打死仗”。曾國藩還認為拙誠更重要的是可以塑造人的品性，所以他說：“能常葆此拙且誠者，出而濟世，入而表里，群材之興也，不可量矣，又豈僅以武節彪炳寰區也乎！”有了拙誠的品性，什么事都可以辦好，又豈止是贏得武功而已！正因為這樣，他主張以拙勝巧，以誠勝偽，甚至認為“天下之至拙可勝天下之至巧，天下之至誠可勝天下之至偽”。

有人會質疑：誠好，偽不好，這當然是對的，但你能說巧不好，拙還好些嗎？

是的，巧本身并非不好。巧妙、巧思、靈巧、巧匠等，都是好的意思，但“巧”有時會導人于歧途，這就是王船山所說的沒有“以道御巧”的緣故。我們常常看到下面這些字眼：乖巧、討巧、機巧、巧詐、巧言令色、使乖弄巧……這些都嚴重背離了“誠”，也就是背離了人類社會最為看重與珍惜的品德。于是，與“巧”相對應的“拙”，便這樣勝出了。

這里的“拙”，當然不是指智商低，而是指不投機取巧，不欺蒙拐騙，不偷懶?；?，不走小道抄近路，是勤勤懇懇、老老實實、盈科后進、一步一個腳印，遵守自然法則，相信只有付出勤勞血汗得到的成果才是長久的。它與人們所倡導的精神專注、持之以恒、實實在在、不假不二、表里一致、不背諾言、不忘初心、目標堅定、矢志不渝等誠的理念完美對接，融為一體。

曾國藩又將這種拙誠比之為愚公移山。他在給湘軍高層的信中常常提到愚公移山。如同治二年十月二十日在給郭崑燾的信中說：“舍弟募勇太多，鄙人深以為慮。渠銳意合圍，亦頗有愚公移山之苦衷，屢次規責，誡其智小而謀大，而亦未嘗不諒其拙誠也。”在曾氏看來，愚公移山與拙誠，遵奉的是同一理念，踐行的是同一方式。

湘軍的最大特色是書生領山農。湖南書生接受的是以篤誠務實為宗旨的湘學教育，且尚未進入官場，還來不及沾染官場中的浮滑習氣。山農則更為樸倔。于是，拙誠二字，較為容易被湘軍軍營上下認同。當這支部隊成了勝利之師的時候，拙誠或愚公移山，便以一種共識被接受，又經深層累積，遂成為近代湖湘文化中一層抹不掉的濃厚精神底色。

深受湖湘文化熏陶的毛澤東也經常以愚公移山這個詞，來表述他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奮斗精神。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會議閉幕報告中，他向代表們動情地講述了愚公移山的古老故事，號召全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搬掉壓在中華民族頭上的大山。他說，只要我們共產黨人真心實意這樣做，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就是中國人民。

拙看起來像是愚笨，其實不是。這一點，老子早就指出過，他說“大巧若拙”。所以，拙實際上才是真正的巧，而且是大巧。

值得注意的是，中紀委網站在鄭重推出《拙賦》時，以《崇拙去巧，點明為官之道》作為標題。拙誠，既是為官之道，也是為人之道、辦事之道。對這一湖湘文化的精神底色，我們要深刻認識，從而更好地繼承與弘揚。

二

說起近代湖湘人才，大家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從曾、左、胡之后，人才輩出，燦若群星。為什么從曾、左、胡之后，會有這樣一個奇特的人文景觀呢？研究者大多認為，是源遠流長的湖湘文化在近代與一個特殊的社會劇變相撞擊而產生出來的美麗結果。這當然不錯，但是忽略了一個重要的近因，那就是在這個社會劇變之前，有一批頂層湘籍精英，他們好比春江水中的鴨子，比一般人更早地看出時代的重大弊病。他們憑借自己敏銳的眼光見識、很高的社會地位、杰出的實干才能，思索并踐行挽救的方法。他們結成團隊，形成氣候，對于稍后的曾、左、胡等人起了引領與榜樣的作用。

這批前行者的領袖就是陶澍。

一百四十多年前，也就是陶澍去世整整四十年的時候，有兩個人在飯后閑聊時談到一個共同的觀點。他們一致認為，道光以來，中國的第一人才是陶澍，并把陶澍比作黃河的源頭昆侖山、長江的源頭岷山，這是對陶澍的最高評價。

這兩個人，一個叫張之洞，一個叫張佩綸，他們都是當時頂級聰明的人，是清議派的領袖。何謂清議派？晚清時，有一批人喜歡議論朝廷政治，品評當政人物，這批人大多是清閑職務上的人，不握實權，所以被稱為清議派。清議派的頭面人物大都自命清高、目空一切，上下五千年，沒有幾個人能入他們的法眼，要他們佩服哪一個人，是很不容易的事。這兩個清議派的領袖能把昆侖、岷山的桂冠戴在陶澍的頭上，足見他們對陶澍的敬重，也足見陶澍在那時官場士林中的地位。

二張的談話，被張佩綸記錄在當天的日記里：“道光以來人才，當以陶文毅為第一。其源約分三派。講求吏事，考訂掌故，得之在上者則賀耦耕，在下則魏默深諸子，而曾文正總其成。綜核名實，堅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蔣礪堂相國，而琦善竊其緒以自矜。以天下為己任，包羅萬象，則胡、曾、左直湊單微，而陶實黃河之昆侖、大江之岷也。今左恪靖雖大功告成，而論才太刻，相度未宏，絕無傳衍衣缽者。閻丹初得其精，而規模太狹。李少荃學其大，而舉措未公。不知將來孰作嗣音也?！边@一段話，文字雖不多，內涵卻很豐富。

第一層意思是，自道光朝以來，中國的人才，應當以陶澍為第一人。也就是說，從道光元年到張佩綸寫日記的光緒五年這六十年里，無人可與陶澍相比。

第二層意思是說，陶澍的學問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注重官員職事的研究，對前代治國理政的成敗得失胸中有數。這是屬于行政管理方面的學問，實際上是中國傳統的政治學、帝王學。關于這門學問，得陶澍真傳、處高位的是賀長齡。賀長齡官至云貴總督。處低位的是魏源等人，魏源先后做過賀長齡、林則徐、陶澍的幕僚，而曾國藩則是集大成者。

二是全面考核名與實的符合程度。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學問，又稱為名教。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儒家看重名分、名義，且循名責實，所謂名實相符，即人的名分要與這個名分所盡責任相匹配。比如一個縣令，就必須要做好縣令的分內工作，要安定一境、造福一方，如果沒有做到這一點，這個縣令就不合格，要撤掉他的職務。所謂堅卓不回，是指遇到困難，要堅毅頑強，百折不屈，這里所說的是一個官員的敬業態度和執行能力。二張認為得到這方面真傳的是林則徐。林則徐禁煙的強硬與銷煙的決絕，為大家所敬佩。蔣礪堂做過總督與大學士，二張認為他在敬業這方面也表現不錯。至于當時受到朝廷稱贊的琦善，二張認為，只是得陶之皮毛而已，但他卻自我炫耀。琦善是滿人，做過總督、大學士，后來又以欽差大臣身份組建江北大營，最后病死在軍營中。

第三層意思，說的是將天下的興與亡當作自己的分內事，同時又有寬闊的胸襟、自覺的擔當，以及掌控、統領全局的才能。這是領袖群倫的學問。二張認為在這些方面，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與陶澍很接近。

總之，陶澍好比昆侖山、岷山，賀長齡、魏源、林則徐、蔣礪堂、琦善、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好比是出自他腳下的黃河、長江。

二張接下來感嘆：眼下海內最負名望的三個人都還不完美。左宗棠雖然平定西北、收復新疆，大功告成，但作為宰相，他對人太苛刻，度量欠寬宏，絕不可能傳陶澍的衣缽。閻敬銘得到陶澍辦事的精細，但事業上的規模太狹窄。李鴻章固然是在步陶澍的大格局，但辦事不夠公允。二張也不知將來誰能成為陶澍的繼承人。

張之洞、張佩綸酒后恣意臧否人物，興致高漲，一口氣在陶澍之下列舉了十個人物——賀長齡、魏源、林則徐、蔣礪堂、琦善、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閻敬銘、李鴻章，幾乎將六十年來中國的風云人物囊括一盡。值得注意的是，這十個人中有五個為湖湘之士?？紤]到閻敬銘是胡林翼從朝廷挖到身邊的助手、李鴻章曾是曾國藩的學生兼幕僚，那么這些人中便有七個屬于湖湘系統，可見陶澍對近代湖湘的影響之大。

那么，我們要問，陶澍為何能有如此大的影響力呢？先來看看陶澍的生平行事。

陶澍，清乾隆四十三年（1779）出生于安化小淹陶家灣，十八歲中秀才，二十三歲中舉人，二十五歲中進士點翰林，二十七歲進京供職翰林院，二十九至三十歲兩年多在家守父喪。從三十一歲到四十一歲這段時期在北京為官，主要擔任監察、紀檢方面的職務。四十二歲開始外放，歷任四川川東兵備道、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撫、江蘇巡撫、兩江總督。六十二歲時病逝于兩江總督任上，被朝廷追贈太子太保銜，謚“文毅”。

陶澍一生有兩個鮮明的特色。

一是熱心倡導并努力踐行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為京官時不尚空談、注重實務，為外官時注重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尤其是在長達十三年的江蘇巡撫、兩江總督任期上，興修水利、改綱鹽為票鹽、發展海運，為國計民生作出了重大貢獻。陶澍在河工、鹽政、海運三個領域的政績，可以說從道光之后的整個晚清時期，無人能及。張之洞、張佩綸說陶是道光以來的第一人才，首先是立足在這一點上的。

二是熱心引薦同道，培育人才。在他的身邊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者，他自然而然地成為晚清社會轉型時期的一代領袖。這個轉型，可以概括為由古代傳統的經世致用轉變為近代學習西方的洋務維新。

正是在這樣兩個方面，陶澍深遠地影響了近代湖湘士人。在他的周圍活躍著一大批湖湘官場士林的俊杰之士，如賀長齡、賀熙齡、魏源、唐鑒、湯鵬、何紹基、李星沅，等等。此外，由陶澍倡議、賀長齡經辦、魏源執筆編撰的《皇朝經世文編》《海國圖志》風靡一時，在開啟心志、解放思想方面，可謂功高天下。

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年輕一輩的曾、左、胡以及羅澤南、劉蓉、郭嵩燾、王錱、李續賓兄弟等人立下壯志，要以實學報國，以拯救蒼生為己任。

這中間最感人的故事，莫過于陶澍對左宗棠的知遇之恩。一百多年來，它溫暖著成千上萬的三湘士子之心。道光十年（1830），胸懷大志的十九歲書生左宗棠，在長沙拜見因母喪回籍的賀長齡、賀熙齡兄弟。一番長談下來，賀氏兄弟十分看重這個年輕人。賀氏兄弟將家中的藏書向左宗棠敞開，左因此而一頭扎進實學領域。數年后，賀長齡去福建供職，臨行前將一部《皇朝經世文編》送給左。賀熙齡此時在城南書院做山長，又將左招進書院深造。

賀長齡多次向陶澍推薦這個湖湘新秀，左因此而進入了陶的視野。

道光十七年（1837），陶澍從江西取道醴陵回籍祭祖，左奉縣令之命為陶撰楹聯，掛在陶的下榻處。這副楹聯氣概非凡。上聯為：“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毕侣摓椋骸按蠼魅找梗酥葑拥埽N首公歸?！碧珍春?，激賞不已，立即請左來見。左拜見陶時，在抬頭過程中不小心將陶澍掛在胸前的朝珠線弄斷，朝珠掉落一地。他一邊不慌不忙地拾起地上的朝珠，一邊從容與陶對話。一個年輕的舉人，在威風八面的總督面前，居然能有如此膽量與氣度，令陶驚訝不已，陶由此認定左乃國士。

當左第三次進京會試時，陶托人轉告左，不管中與不中，都請他在回湖南時繞道南京會面，陶有大事相托。兩人見面后，六十歲的陶握著二十七歲的左的手說：“我已重病在身，不久人世，我把獨子陶桄托付于你，一做你的女婿，二做你的學生。我死之后，望你將陶桄教育成才?！?/p>

左大為吃驚，在世俗的眼光里，無論是從年齡來說，還是從地位來說，兩家結兒女之親都是不相稱的。左一再推辭，陶急切地說：“你不要說我們之間年齡上相差太大，只要小兒女年歲相當即可；你也不要說地位相差太大，你今后的官位一定在我之上。請不要推辭，就算你在幫我的忙，幫陶家的忙?！弊笤僖膊荒芡妻o了，只得答應。

兩年后，陶去世，左去南京將陶桄接回小淹，自己也搬到小淹來，一住八年，直到陶桄與他的女兒孝瑜成親。這八年里，左在授課之余，將陶家的藏書全部讀完，為日后帶兵打仗、經世濟民打下了堅實的學問基礎。

至于胡林翼，陶是他一生的偶像。陶對胡的影響就更大了。

陶的父親必銓與胡的祖父顯韶是岳麓書院的同學，兩家是世交。嘉慶二十四年（1819），陶赴任川東兵備道時，取道益陽以便省親，其間去胡家看望胡的祖父。此時胡八歲，站在祖父旁邊。陶見胡虎頭虎腦、機靈可愛，便伸手去摸了摸胡的小光頭。不料胡一本正經地說：“你知不知道，男人的頭是不能隨便摸的。”祖父正要申斥孫子，陶卻哈哈大笑起來，說此兒可嘉，長大后必是人才，并當場與胡家結為兒女親家，把他的第五個女兒靜娟許配給胡林翼。

胡聰明絕頂，但青年時期卻放蕩不羈。傳說成親的當天，他還在朋友家中喝得大醉，家里急死了，四處找不到人。陶夫人為此流淚，嘆惜女兒命苦。陶卻安慰夫人：“此子乃瑚璉之器，今后為國家擔當大任時，想玩都沒有時間。趁這個時候空閑，讓他放松放松吧！”胡二十五歲中進士點翰林，陶把自己的平生所學傳授給胡，胡一輩子感激陶。以后幾十年里，凡提起陶來，他都畢恭畢敬地稱先岳文毅公。從胡對世事的洞達、帶兵的強硬，以及巡撫湖北的干練中，都可以看到陶的影子。陶影響了胡一輩子。

從左、胡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陶澍是一個心胸遼闊、慧眼識人的領袖型人物。他這方面的才能，絕不亞于曾國藩，甚至要超過曾。曾五個女兒，四個嫁得不如意，即便是較為滿意的五女婿，也遠不如胡。

說到曾國藩，由于種種原因，他沒有與陶見過面。道光十六年（1836），曾第二次考進士失利，繞道南京回湖南，本可以與陶見一面，卻也失之交臂。但曾與陶朋友圈中的兩個重要人物有著不一般的交往，曾可以說受陶間接影響極大。

大家都知道，曾在翰林院時，拜太常寺正卿唐鑒為師。唐在修身養性與經濟實學方面對曾一生影響巨大，無人能及。唐鑒比陶澍大一歲，早年與陶同在監察部門做京官，晚年任江寧糧儲道、江寧布政使。那時陶澍為兩江總督，兩人有很深的交誼。

唐不僅是理學大師，更注重實學，著有《畿輔水利備覽》。當曾向唐請教經濟之學時，唐明確告訴他，經濟全在史中?！痘食浭牢木帯贰逗鴪D志》因此成為曾氏案頭上的常備書。太平天國事起，唐向咸豐帝推薦曾，同時也對咸豐說：“曾未做過外官，不熟悉地方政事，開頭會有些不利，要給他時間，日久必成大功?！碧剖钦嬲私庠娜?。

還有一個人物那就是賀長齡。曾供職翰林院時，就與年齡為長輩的賀長齡有交往。那時賀為云貴總督，從遙遠的昆明給京師中的曾寫長信，稱贊他年輕有為。后來曾的兒子紀澤娶賀的女兒為妻，兩家結為兒女親家，這與陶、左結兒女親家極為相似。往后的歲月里，曾的幾個弟弟與長沙賀府一直往來密切。

我們從咸豐十年（1860）曾所上的奏折“將來師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遠之利”中，可以非常明顯看到“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繼承與發揚，更可以清晰地看到從陶澍到賀長齡到魏源到曾國藩，由經世到洋務的賡續與遞進。

陶澍就是這樣，通過他實實在在的政績以及他的經世理念，又通過他的直接推薦、結交與培育年輕人的作為，有力地聚合近代湖湘士人，同時也通過他龐大的朋友圈，間接影響著湖湘士人。

所以，陶澍在近代湖湘有著他人不可替代的影響力，成為從經世到洋務時期中承先啟后的關鍵人物。他的歷史功績像昆侖山、岷山一樣，永遠矗立在近代中國的史冊上。

三

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活躍在中國東南廣大地區的湘軍集團，對改變中國近代歷史的走向、開啟湖南風氣有著重大的作用。百余年來，湘軍聲威震天下。在湖南，凡有成就的團隊都被冠以“湘軍”之名。當今，電視湘軍、出版湘軍、傳媒湘軍、體育湘軍等名滿海內。“湘軍”于是成了實力強大的團隊、成功的團隊、勝利的團隊的代名詞。

作為與“湘軍”打了近三十年交道的《曾國藩》一書的作者，許多人都會問我：湘軍為什么會崛起于湖南？當時別的省份為什么不能出現這種軍隊？

太平軍1851年初在廣西金田村起義后，第二年沖出廣西，由湖南到湖北，再到江西、安徽，1853年3月打下南京。一路軍威凌厲，所向披靡，令清朝廷膽戰心驚。從1852年12月下旬到1853年3月上旬兩個多月的時間里，清朝廷先后任命了四十三個團練大臣，其中第一個任命的便是回籍守喪的曾國藩。在后來長達十一年多的歲月里，這些團練大臣各自都在自己負責的地區里協助政府辦事，但最終其他四十二個團練大臣都少有成績，唯獨以曾國藩為統帥的湘軍能擔負起扭轉乾坤的大任。

湘軍為什么能成事？我以為，第一是強悍的湖湘民風為湘軍的崛起夯實了最為堅固的基礎。

湖湘這塊地方，八分山水二分田。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貧瘠，民生眾多而困苦。越人、濮人、蠻人等主要族群長期生活在三湘四水之間。艱難的環境，煉就了他們倔強的性格。他們這種質樸倔強的生存方式，一向被文明的北人稱為“野”和“蠻”。即便后來荊楚的官吏軍人及中原南遷的難民大量流入湖湘，由于地勢的封閉，也難以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習俗。

這種“野”與“蠻”便如同基因遺傳似的頑固扎根于湖湘大地，影響生活在這方水土上的人們。直到唐宋，中央朝廷仍將湖湘地區視為蠻夷之地。至今，湖南人仍習慣說“霸蠻”?！鞍孕U”這個詞包括兩個內涵：一指強梁，不講道理，有點不文明的味道；一指倔強得有點犟拗。這兩個方面即“野”與“蠻”的后遺癥。

史冊對湖湘“野蠻”有具體的描述，如好斗尚武、喜用劍、輕死、剽輕、易于激發等，這些話用今天的語言表達，即喜愛打斗、剽悍、敏捷、血性旺烈、視死如歸等。屈原在《離騷》《國殤》《卜居》《漁父》里，以文學的筆法為我們窺視遠古湘人提供了一幅生動形象的畫卷。湘人的這些特征，讓我們強烈地感受到，這正是軍人所最需要的潛質。湖湘這塊地方，最適宜辦的團隊就是軍隊。千萬年來，培育著準備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的最好的兵源！

那個年頭里，為什么湖南能“城中一下招兵令，鄉間共道從軍樂”？為什么“父死無尸兒更往，弟魂未返兄愈烈”成為湖南許多家庭中的常態？為什么“蠻字為主，打字當頭”能得到湘軍上下共同的擁護？為什么“屢敗屢戰”“打脫牙齒和血吞”能變成湘軍的集體行為？所有這些，我們都可以從湖湘“霸蠻”民風中找到合理的解釋。

“霸蠻”這個湖南人所特有的性格，也在戰爭歲月中得到充分發揮的機會。王錱提出“扎硬寨、打死仗”，曾國藩自稱有“十八條挺經”，羅澤南留下“亂極時站得定，才是真正的學問”的遺囑。他們所倡導的“死、硬、挺、定”，則是將傳統的“霸蠻”予以升華。這就是五四時期陳獨秀在《新青年》雜志上向全國大力鼓吹的“堅忍不拔的湖南精神”。

第二是經世致用的湖湘學風，為湘軍的崛起儲備了充足的領導干部。湘軍的最大特點是書生領兵。從湘軍集團的最高層面如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到各個軍營的統領、營官、哨官如江忠源、羅澤南、王錱、李續賓、劉錦棠等，全是書生。這批四書五經爛熟于胸的讀書人，與其他地方的學子最大的不同點，在于他們都是充滿血性的獻身社會的胸懷大志者。

血性旺烈是因為他們是湖南人，是天生的、祖傳下來的。明中葉辣椒傳入中國，在湖南最受歡迎，更加刺激了湖南人的血性。獻身社會是他們人生價值的最終取向，這種取向是湖湘之學對他們教育的結果。宋代以來，人們對流傳在湖南境內的學問，習慣以湖湘學派或湘學來稱呼。

宋代之前，湖南沒有本土的學問大師，更沒有本土的學術研究。在漫長的歲月里，湖南接受的是流寓在瀟湘大地的那些大知識分子如屈原、賈誼、李白、杜甫、韓愈、劉禹錫、王昌齡、柳宗元、元結等人所帶來的文化影響，可以“流寓學問”來稱呼。

北宋中期出生在道州的周敦頤是湖南本土出現的第一位大學問家。他早年在湖南接受教育。成年后，在河南一帶做官講學，周敦頤在《易傳》《中庸》及道家思想基礎上，提出一個以“太極”為中心的世界創成說，還提出理、性、命等哲學概念，創立濂溪學派，擁有程顥、程頤等一大群優秀弟子。周敦頤不僅因此而成為影響后期中國封建社會最為深遠的理學鼻祖，而且有力地推動了湖南學術的繁榮。

二程的弟子即周敦頤的再傳弟子楊時后來在瀏陽創辦文靖書院，將周的學問帶回湖南。楊時的高足即湖湘學派的創始人胡宏。胡宏及其父胡安國對弘揚周、程的學問起著重要的作用。胡宏的高足張栻亦是湖湘文化中的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促進湖南學術的繁榮和傳承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湖南有著一批教育水平很高的書院，如石鼓書院、城南書院、淥江書院等，其中最為有名的便是岳麓書院。湖南教育學術的最大特點，一是注重心性培植，一是倡導經世致用。

心性培植的教育，將旺烈血性引向為真理正義而敢于擔當，不顧生死。經世致用的倡導，則讓一代代湖湘學子從來都把治理天下視為己任。越是多事之秋，越是時局危亂，越見湖湘士人這種異于他地的鮮明特色。

為抵抗元兵入侵，岳麓書院數百名學子登上城墻，與軍民一道守城，最后全部戰死，便是突出的例子。吳獵、趙方、王夫之、陶澍、彭浚、賀長齡、魏源、羅繞典等一大批名宦重臣，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

羅澤南窮困潦倒，十年間連喪十一位親人，然濟世之志不稍屈。左宗棠一個教書匠，“身無半文”卻“心憂天下”。王錱十四歲時候能“置身于萬物之表，俯視一切”，“凡死生禍福，皆所不計”。這就是太平天國事起前夕的湖南讀書人！一旦風云突變，就是這些人呼朋喚友，聯袂奮起，走出書齋，組建軍營，奔赴沙場，萬死不辭。彭玉麟的兩句詩足以道出這批血性士人的精神風采，詩曰：“戎馬書生少智略，全憑忠憤格蒼穹?！?/p>

第三，結團練勇的傳統，特別是現成的湘西苗屯，為湘軍崛起樹立成功的榜樣。

湖湘之地民風勇悍，故而鄉間歷來有組團練勇、自救自保的傳統。嘉慶初年，鑒于湘西苗漢嚴重對立，熟知湖南民風的鳳凰廳同知傅鼐，提出以苗田養苗勇、以苗勇制苗民的“苗屯”之策。這個策劃得到清朝廷的同意。傅鼐利用七萬多畝苗田供養五千苗勇，依靠這支苗勇鎮撫苗民，果然收到較好的效果。

因為有田稅的保障，這支苗勇遂得以長期留存，并取得合法地位。無論是對湖南各地政府而言，還是對廣大基層民眾而言，“苗屯”的成功，都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維穩的范例。

當太平軍在廣西鬧騰，清朝廷費盡心思而無濟于事時，湖南一批素懷康濟時艱之志的士人，已敏銳地覺察到風雨來臨大亂將至，紛紛在自己的家鄉辦起了保鄉安民的團練組織。其中，湘鄉縣辦團最為積極熱鬧。

太平軍尚未進湖南，城南書院的教授羅澤南帶領他的得意弟子王錱、李續賓在家鄉辦起了團練。待到太平軍進入湖南后，湘鄉已經是四十七都坊處處辦團練勇。太平軍攻打長沙時，湘鄉縣令朱孫貽即委托羅澤南正式組編湘鄉團練，縣團練的掛名總頭領乃頭號鄉紳、曾家老爺子曾麟書?！跋孳姟边@個名詞，最先指的便是湘鄉縣的團練，后來才演變為泛指全湖南省的團練隊伍。

第四，曾國藩的出現，為湘軍崛起準備了一個卓越的領袖。

任何團隊的成功，都需要有一個優秀的領頭人在其間起著重要作用?？v觀歷史，凡是一個大的政治勢力，一支強盛的軍事團隊，其領袖必定非比一般。湘軍的崛起亦不例外。曾國藩之所以能成為湘軍集團的第一號人物，是由他對湘軍作出別人不可替代的貢獻所決定的。

被清朝廷任命為第一個團練大臣的曾國藩，此時有著后來四十二個團練大臣都難以全盤復制的背景與身份。

他出身農家，在家鄉度過三十年歲月，對湖南的各方情勢有著深入的了解。他擁有完整的功名履歷，在湖南讀書人中有著崇高的聲望。他有過十二年的京官經歷，遍兼五部侍郎，有著豐富的政治經驗和廣泛的上層人脈。

他年已四十二歲，正當閱盡滄桑而又精力充沛的中年，是做大事業的黃金年齡段。

盡管當時湖南體制外的人才濟濟一堂，個個能干而又心性高邁，但在這樣一個人物的面前，大家都心悅誠服地接受他的領導。

作為公認的湘軍領袖，曾國藩為湘軍崛起作了哪些重要的貢獻呢？

其一，他用打“擦邊球”的辦法，以團練的名義在省城構造了一支軍隊的雛形。

其二，他抓住機會，大刀闊斧地把大團發展成為一支水陸軍俱全的大軍。

其三，他以政治家的眼光，高舉“勤王”與“衛道”兩面大旗，凝聚各方力量，尤其是取得知識界的真心支持。

其四，他以德識為主，為湘軍物色一大批能當重任的將領。

其五，他為湘軍制定“軍民一家”的建軍宗旨，《愛民歌》：“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薄暗谝辉鸂I不要懶，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踹禾苗壞田產。”“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莫進城市占鋪店，莫向鄉間借村莊?！薄暗谌柫钜獓烂?，兵勇不許亂出營。走出營來就學壞，總是百姓來受害?；蜃叽蠹矣炲X文，或走小家調婦人?！薄败娛颗c民如一家，千萬不可欺負他?！?/p>

其六，身處危難時期，他以保衛桑梓的“血性”為號召，以身作則，為湘軍將士做出“不愛錢，不怕死”的表率。

其七，他以自身的人格魅力，贏得天下英才的輔助，集五湖四海之力，使得湘軍終成大事。湘軍雖是湖南人的軍隊，但并非沒有外省人參加，早期的重要將領塔齊布、鮑超等都不是湘人。到了后來，湘軍名揚天下，前來會盟的人自然更多，最著名的莫過于安徽人李鴻章。至于曾國藩身邊的幕僚，他所開創的洋務事業的重要參與者，更是外省人居多。

勇悍的湖南民風是湘軍崛起的根本。若沒有多達三四十萬敢斗敢拼、不怕苦、不怕死、前赴后繼的勇丁，湘軍的崛起無從談起。經世致用的學風，造就了一大批肯干能干的社會團體管理人才，在那個特定的時代，這批人中的大部分進入本省體制外的軍隊，借助軍營來施展自己的才干，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沒有這樣一群有文化有擔當的高素質的干部隊伍，湘軍不可能成為一支有持久戰斗力的軍隊。

至于苗屯，則是誘發將團練辦成軍隊的最現成的直接因素，若缺乏這個因素，一開始便有意識地借練團建軍這一設想，就難以成為湖南政界和士人的共識。

作為一個德才學識四者兼備的團隊領袖，曾國藩在風雨飄搖、險象環生的惡劣環境中，成功地將湘軍引上坦途，他的作用自然至關重要。一個領袖的境界，決定了一個團隊的境界。在那時的中國，曾國藩可謂進入最高境界的人，所以湘軍能成為當時的第一流軍隊，湘軍中能涌現出一大批第一流的人才。

打下南京時的湘軍，達到它自建軍以來的巔峰。光緒二年（1876），左宗棠收復新疆，光緒十年，彭玉麟駐守南國，則是湘軍在近代史上最為豪邁的時期。他們收復疆土、抵御外侮，典型地體現中華兒女的英雄氣概。到甲午海戰時，劉坤一在遼東前線的全軍慘敗，則意味湘軍從歷史舞臺上悄然退出。

從1852年誕生于長沙，到1895年兵敗牛莊，湘軍走過四十多年的不平凡道路，為中華大地，為三湘四水留下濃墨重彩！

一百多年前的湘軍運動，歷時四十多載，轉戰十余省，前前后后有數十萬人參加。其參與人數之多，影響面之廣，自有湖湘以來從未有過。它大力張揚和提升湖湘文化的固有品質，為湖湘文化增添了時代新內涵，全方位地增強湖南的實力，使湖南成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最有生氣的省份。

從此湖南人才輩出，群星燦爛。從此，湖湘文化走出洞庭湖，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從此，堅忍不拔的湖南精神鼓舞著全國千千萬萬的志士仁人，共同書寫轟轟烈烈的中國近代歷史。

湘軍的崛起，是我們湖南先輩共同創造的人間奇跡，是前人留給我們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重溫這段歷史，為的是借助近代湖南這個最為成功團隊的范例，來更好地認識湖湘文化，認識湖南人，將前人的心血化為今人的智慧。

四

同治三年（1864）六月中旬，湘軍打下了南京。面臨大勝后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六朝古都，湘軍統帥曾國藩卻做了一樁在許多人看來并非急務的事情，那就是在南京創辦金陵書局，專門刻印《船山遺書》。

沒有經費，他跟九弟兩人自掏腰包，拿出三萬兩銀子。沒有人手，他讓身邊的幕僚充當編輯。又把自己的好朋友、道光年間便印過船山著作的王船山研究專家歐陽兆熊請來做總編輯，自己親自做總?？?，并為金陵版《船山遺書》親筆寫了一篇高質量的序言。

在曾氏的全力督促下，多達三百余卷的鴻篇巨制在同治四年十月便刻印完畢。曾氏一次便要去三十部，廣為分送朋友。

曾氏這一舉動，引發各界人士評說紛紛。在一片贊頌聲中也有一些議論，令今人很覺意外。

有人認為，曾氏此舉是為了悔過，悔的是鎮壓漢人而保護滿人之過。因為洪秀全、楊秀清代表的是漢人心愿，而清朝是滿人建立的政權。洪、楊行的是民族大義，滿人的政權理應推翻，故而曾氏有大過，甚至有罪。王船山堅決不與滿人為伍，他的著作中充滿著夷夏之辨。故而在鎮壓太平天國之后，曾氏要急切刻印船山的書來為自己悔過贖罪。

也有人說，曾氏印船山書不是為了悔過贖罪，而是向天下表明他一生的志向。他的一生志向就是反滿排滿，只是他的方式與洪、楊不同。洪、楊采取激烈的暴力的方式，真刀真槍地推翻滿人朝廷。曾氏用的是“兩面派”的方式，打的旗號是保護朝廷，實際上是通過他的行為大力扶持漢人上臺架空滿人，使得滿人的朝廷虛有其名，實權則掌握在漢人手中。成功之后，他大印船山書，正是向全社會公開表明，他才是反滿排滿的祖師爺王船山的繼承者。

在這些批評言論中，要數章太炎的抨擊最為有名，也最為激烈。章太炎是一個大學問家，也是一個大革命家。他的批評立足在排滿反滿的革命立場上，故而斥責起曾國藩來，更是尖刻銳利，更帶有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也更能迎合時代的需求，引起讀者的關注。

實事求是地說，這些議論都不對。曾氏既不會悔過，也不會把自己算作船山先生的傳人，因為他從來就沒有排滿反滿的意識，他是大清王朝的絕對忠臣。

那么，曾氏為什么要用如此熱烈的心情來刻印船山之書呢？他的用意，在他的序言里其實就已經說得很清楚明白了。他說：“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禮?！薄按较壬ⅰ墩伞窋等f言，注《禮記》數十萬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顯以綱維萬事，弭世亂于未形。其于古昔明體達用、盈科后進之旨，往往近之。”

曾氏的意思是：平衡世間萬物與自身的矛盾，息滅人世間的紛爭，古時圣賢用的什么辦法呢？對于個人內心而言，沒有比樹立仁愛更大的事；對于社會群體而言，沒有比建立禮儀更重要的事。王船山用數萬言來注釋張載的《正蒙》，用數十萬言來注釋《禮記》。他的用意，從理論層面上說是在探究人類與萬物的源起，從實踐層面上說是在約束調整各種關系，而其宗旨是將混亂在未成形之前清除。王船山的思想與古圣賢關于主體與功用以及循序漸進等人類社會的治理學說很接近。

曾氏在這里，用深刻嚴謹的語言告訴我們，國家的管理需要依靠仁與禮兩只手，兩手都要硬。仁，指向人心的化育；禮，指向群體的約束。社會之所以出現動亂，就是因為這兩個方面出了問題。問題出得越大，動亂就越大，平定起來就越不容易：國家耗無窮資源，百姓受無窮災難。如果將動亂清除在未發生之前，則一切苦痛都將免除。

帶兵打仗十多年的曾氏，切身體會到船山對世道人心研究的深邃，以及船山學說對當時社會指導的根本性意義。所以，他毅然決然放下許多要務，而將刻印船山著作擺在重建戰后江南秩序的首要地位。這正好彰顯了他作為一代政治家的遠見卓識。

對于仁與禮的創造性的闡述，是船山學說的精髓。船山的仁禮理念，也是打造新時代湖湘文化的重要理論基礎。

仁就是仁厚博愛，它是人類一切善良之心、友愛之舉的原動力。人之所以為人，或者說與別的一切生靈的根本區別也在這里。如果人類泯滅仁愛，人類就將自我異化。比方說，我們今天物資發達，但我們要當心食物中毒、藥品造假、空氣污染、飲水有毒，還要提防別人的算計、欺詐、陷害。這樣的生活環境，再多的物資能給我們帶來幸福嗎？

禮就是法規制度，它是社會和諧有序的根本保證。人類社會如果沒有禮，也就是說沒有法規制度，則一天也不能存在。

種種與仁、禮背道而馳的現象，尚普遍存在于我們的生活中，令人焦慮，使人擔憂，所以我們要大力提倡仁與禮，這才是將國家社會引入長治久安的正途。船山用畢生精力，正是在這兩個方面，基于古圣賢的教導而做了許多新的闡發。

自從曾氏刻印《船山遺書》之后，船山學說在海內大昌，湖湘士林更是大力推崇，從而深遠地影響著湖湘大地。一百多年來的湖南，無論是經世派還是洋務派，無論是維新派還是革命派，都從船山著作中獲取了無窮無盡的思想啟迪與精神力量。

船山的思想光芒穿透歲月風塵，至今仍然熠熠生輝。弘揚船山學說，對于當今的湖湘文化來說仍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在繼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新時代潮流中，當代湖湘子弟要立在船山這座堅石之上，重振先正雄風，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

五

咸豐九年（1859）正月，曾國藩駐軍江西建昌府。在風雪交加的十九、二十、二十一日三天時間里，他寫了一篇大文章。兩天后，他在給諸弟的信中談及此事，要兒子紀澤去尋覓文章中所提到的三十多位圣哲的畫像，同時道明寫作此文的目的：“吾生平讀書百無一成，而于古人為學之津途，實已窺見其大，故以此略示端緒?！痹掚m然說得謙虛，其心愿卻很遠大。

這是古文大家曾國藩文集中極重要的一篇，文章的題目曰《圣哲畫像記》。

他所列舉的圣哲共三十四人，分為八組。

第一組：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曾氏說，周文王演繹的《周易》，是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經典。因為有周公與孔子，六經才得以彰顯，師道才得以確立，功勞偉大。孟子是孔子之后最卓越的人物。他的《孟子》一書可與《論語》并列。在曾氏看來，三十四個圣哲中可以稱為“圣”的就是這四個人，其他的七組三十人則為“哲”。哲者，通達明智之士也。

第二組：左丘明、莊周、司馬遷、班固。這四人皆著作大才。他們所寫的《左傳》《莊子》《史記》《漢書》，堪稱中華文化經典書籍中的精粹。

第三組：三國時的蜀國丞相諸葛亮、唐德宗時的宰相陸贄、宋仁宗時的宰相范仲淹、宋哲宗時的宰相司馬光。這四個人屬于政治家。他們以軍政方面的實在業績，以及個人品德上的崇高，受到歷史的敬重。

第四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這五個人都是宋代的大學問家，后世稱之為宋學的代表人物。曾氏為學，看重宋學，但不輕視漢學；崇尚程朱，又不廢陸王。周程張朱，歸之于程朱理學一派，恰是曾氏的精神家園。曾氏認為此門學問“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也就是說承繼了孔孟之學。

第五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這四個人是古文大家，前兩位是唐代古文復興運動的領袖，后兩位是宋代的文壇祭酒。曾氏認為，漢代文學，以揚雄、司馬相如為代表，包含著雄偉遒勁的陽剛之美，體現的是天地之間的義勇之氣。以劉向、匡衡為代表，包含著淵懿溫厚的陰柔之美，體現的是天地之間的仁愛之氣。東漢后，文章在廣博文雅方面不亞于西漢，而在風骨方面卻稍遜之。到了唐代古文復興，韓柳承繼著陽剛之骨，歐曾接續著陰柔之風。

第六組：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這是唐宋間四位杰出詩人。曾氏有一部著名的詩選，叫做《十八家詩鈔》，選了曹植、阮籍、陶潛、謝靈運、鮑照、謝朓、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李商隱、杜牧、王維、孟浩然、蘇軾、黃庭堅、陸游、元好問的部分詩作，共六千五百九十九首。曾氏認為，好詩很多，但不必通讀，只需要熟讀這些詩就夠了。其中他又格外喜歡李、杜、蘇、黃四家的詩。

第七組：許慎、鄭玄、杜佑、馬端臨。這是四位學問家。東漢許慎著《說文解字》，東漢鄭玄遍注群經，唐代杜佑著《通典》，宋代馬端臨著《文獻通考》。曾氏認為，許、鄭考查先王制作的源頭，杜、馬辨析后世因革的要點，他們都是屬于“實事求是”的漢學一派。

第八組：顧炎武、秦惠田、姚鼐、王念孫、王引之。曾氏說，先王之道，可用一個字來概括，即禮。什么是禮？禮就是治理社會的制度規則。清朝學者顧炎武在這方面的研究成就最大，其次是乾隆朝的尚書秦惠田的《五禮通考》一書，體大思精，燭幽顯微。此外，姚對文章學的貢獻，王氏父子對文字學的鉆研，都有集大成的功勞。

在將這八組三十四人介紹完后，曾氏對所選的圣哲作了一番歸納：文、周、孔、孟是大圣，左、莊、馬（司馬遷）、班是大才，他們都是籠罩全局的人物，不能從某一方面來論說。至于諸葛、陸、范、馬（司馬光），可以列于孔子門下的德行兼政事科；周、程、張、朱，可列于德行之科；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可列于言語之科；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可列于文學之科。這“三十二子”（三十四人），值得世人終身任取一人為師、一書為誦，受用無窮。

最后，曾氏指出，讀書求學不是為名，也不是為利。它真正的最大目的，在于滋養心性、明憂明樂。在這一點上，所列三十四人都堪稱典范。

這不是一般的散文，而是一篇極簡極精的學術史論。通過這篇精簡的論文，我們既可以感知曾氏的學問素養，也能看出他的求學旨趣。到了知天命之時，曾氏已完全擺脫對學問的功利之心與門戶之見，進入“古之學者為己”的治學化境。

然而，當我們仔細地讀完這篇文章后，不禁產生一個巨大的疑惑。曾氏所開列的圣哲名單里，竟然沒有軍事家！

或許有人會說，這個名單里不是有諸葛亮嗎？諸葛亮可是一直被視為軍事家的呀！自從劉備三顧茅廬之后，諸葛亮便一直在帶兵打仗，以至于出師未捷身先死，最后倒在征戰途中。他難道不算軍事家嗎？

不是的，至少曾氏不是這樣看的。他是這樣評議諸葛亮的：“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痹鴩f，諸葛亮生在紛爭動蕩的亂世，遵循儒家學說的理念，以動靜得宜的中庸之道處理軍國大事。在他的眼中，諸葛亮不是職業軍人，而是有著“寧靜而致遠”高蹈品性的大政治家。他是以這個身份進入圣哲人選的。

事實上，在幾千年的中國文明史上，職業軍人中的杰出軍事家，是有很高地位的，他們中的特別卓越者也是被視為圣哲的?！度龂萘x》中張松譏諷曹操，說曹“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達孫吳之機”。在張松那里，軍事家孫武、吳起與圣人孔子、孟子是相提并論的。在民間，老百姓普遍認為關羽、岳飛就是武圣人。通常情況下，如果要開列中國歷史上幾十位圣哲的話，孫武、吳起、關羽、岳飛，乃至曾氏本人所景仰的郭子儀、李光弼、戚繼光等人都可以入選。

以曾氏的博學，不列這些人，決不是無意遺漏，而是有意不收錄。這里透露的是對軍事家，更準確地說，是對軍事對戰爭的看法，體現的是對圣賢事業與豪杰事業的輕重態度，即他在這方面所持的價值觀。

從咸豐三年到同治六年，長達十五年的歲月里，曾氏在血與火的前線上度過。他目睹戰爭的恐怖與慘烈。十五年的內戰造成什么樣的后果呢？曾氏在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中記錄當時的實況：“皖南到處食人，人肉始賣三十文一斤，近聞增至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荒亂如此，今年若再兇歉，蒼生將無噍類矣！”

句容與二溧（溧水、溧陽）本是富庶的江南之地，現在居然到處食人，而且人肉還在不停地漲價，這真是曠世慘聞。為什么會有如此悲劇，當然是連年戰亂帶來的惡果。安徽、江蘇、浙江一帶更是受苦最重的地區。一個好端端的魚米之鄉，就這樣淪為人間地獄。

據學者考證，十多年的戰爭下來，中國東南一帶減少人口高達一億一千二百萬。這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绱丝磥?，戰爭能是一件好事嗎？在戰爭中居于重要位置的軍事家，能稱得上圣哲嗎？

對于曾氏來說，更為悲哀的是，他本人也是這個人間地獄的制造者。

他自己對待對手的態度也很殘酷。他下令對那些頑抗到底的太平軍一律剜目凌遲。對李鴻章違背諾言大批殺降之事，他不但不譴責，還大加贊揚。對剛帶兵打仗的老九說，不能心軟，既然上了戰場，就應該以多殺為主。

正因為此，他不要兩個兒子從軍。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三日，他在給二子的信中說：“爾等長大之后，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于見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詒萬世口實?！?/p>

知道自己做的是造孽之事，這也是曾氏頭腦清醒之處。正因為有這樣清醒的認識，他在南京戰后為修復城墻而立的紀念碑上，不書寫戰功是如何輝煌，也不說勝利者是如何崇高，而是以沉痛的語氣題寫：“窮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

窮盡天下人力財力，終于收回這座歷史名城。苦了那些流血舍命的將士們，后來者切莫忘記他們。所謂勿忘，純粹是一種廉價的撫慰。除了自家親人，還有誰會記得他們！一將功成萬骨枯。時至今日，人們只知道曾氏兄弟打下南京，死在南京城下數萬名將士還有誰能記得起？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他們以及他們的對手數十萬太平軍，都是血肉之軀，都是父母之子、婦人之夫、子女之父！

于是，我們也終于明白，打下南京立下當時稱之為“天下第一功”的曾氏，為何一直到死都從來不提這件事，仿佛這個“功勞”已從人間蒸發，仿佛這個功勞與他本人毫不相干。其中的原因，主要還不是他大功不居，而是這個所謂的“功勞”，在他的眼里根本就不是功勞，反而是造孽，他恥于提及。

正因為此，他不認為軍事家是圣哲，所以他的《圣哲畫像記》中不收錄任何一個軍事家。當然，不列入圣哲，并不意味著貶低軍事家。在曾氏的心目中，關羽、岳飛、郭子儀、李光弼、戚繼光這些軍事家，仍然有很高的地位，只是他們不是圣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