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19世紀象征主義詩歌先驅，夏爾·波德萊爾以《惡之花》的驚世駭俗與《巴黎的憂郁》的形式革命在法國文學史刻下永恒印記，其詩學理念更如暗夜燈塔般輻射全球。自1915年被引入中國，這位“惡魔詩人”開啟了百年跨文化旅程，他既是中譯本最豐的法國詩人，也是深度參與中國新文學變革的域外詩魂。這引發我們的雙重叩問：在東西方文明的碰撞中，波德萊爾的詩學何以突破文化屏障形成超時空對話？中國作家又如何將其美學基因融入漢語詩學體系？

《波德萊爾與中國新文學》突破傳統影響研究的單向度模式，通過系統梳理百年來波德萊爾在中國的譯介譜系、傳播軌跡與闡釋維度，完整構建其“中國化”的立體圖景，特別揭示了中國作家在接受過程中展現的主體性智慧——他們并非被動移植波德萊爾的“惡之花”，而是將其嫁接于漢語詩學的根系，催生出兼具現代意識與東方韻味的文學新質。這項跨越時空的詩學對話研究，為理解20世紀中外文學交互影響提供了具有范式意義的個案。

走向一種新接受史研究

（緒論 節選）

法國學者讓·克萊爾在《藝術家的責任》一書中說道：“精神流派、思想運動、形式變遷走的不是純天然的天路。它們是地面的支流，曲折、迂回、阻滯、回流，遭遇種種阻力；任何意外都能截斷它們，或因此改變流向，就像游人們不期遇河臨淵，闖進森林。在這一領域，不能省掉丁點地面的意外。相反，正是這些意外本身使思想成為歷史，凹凸起伏、摩擦不斷卻深富意義。”這段本是針對法國先鋒派藝術做出的評論，也可以看作有關中國新詩對波德萊爾接受狀況的貼切描述。在我們看來，真正重要的問題不是中國知識界對于波德萊爾及其作品的接受是否準確，或是學習的水平高下，而是在這一接受過程中，分析那些絕不僅僅是出自偶然的“意外”，梳理那些看似無意識的選擇、仿佛出于無知的誤用，觀看其中是否存在什么新文學自我成長過程中內部或外部的原因。這些錯誤與意外事實上都成為中國新詩自身的歷史，也是思想史的一種特殊表征。這也就構成了我們計劃中“接受誤差”研究的主體。當然，中國文壇對波德萊爾的接受并非任何時候都存在誤差，“接受誤差”研究的提出只是為了針對其中遭到“雙重誤解”的材料和現象，并不代表我們要將這一方法無限擴展到波德萊爾接受研究的整個領域，比如對于20年代，我們就會著重論述順承式的接受情況。這與我們對三四十年代的許多問題進行的“接受誤差”研究并不構成任何矛盾。需要再次強調的是，雖然使用了“誤差”一詞，但我們并沒有賦予該詞語任何貶義，也無意從是非高下的角度揚西抑中，恰恰相反，我們的目的是要將接受過程中確實存在的錯誤與差異重新轉化為有意義的材料和線索，并對接受方也就是中國文壇展開全面的審視。同時，借助外部的參照系，還可以挖掘中國新文學發展過程中不易直接察覺的某些線索。而運用這一研究方法，首先要對接受研究中現有的“挑戰—回應”模型進行重新認識和反思。

毋庸置疑，“挑戰—回應”之所以能夠成為影響研究的通行模式，必然由于在很大范圍內有它的適用性。譬如在法國19世紀詩歌史中，浪漫派的拉馬丁認為詩歌應該登上希臘眾神所在的帕爾納斯山，而勒貢特·德·李勒則針對拉馬丁的觀點提出詩歌要走下帕爾納斯山。后者反感浪漫派過于充沛的激情，認為寫作應該客觀冷靜。那么，在李勒與拉馬丁之間，或者說在帕爾納斯派與浪漫派之間，這種“挑戰—回應”的關系是完全成立的，也正是在挑戰的過程中，帕爾納斯派逐漸在詩壇取代了浪漫派的主導地位，法國文學史中類似的現象在后來的帕爾納斯派與象征主義之間、在象征主義與超現實主義之間反復上演。從國與國之間來說，在德國浪漫派與法國浪漫派之間、在拜倫的《唐璜》與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之間、在20世紀中葉的美國小說與法國小說之間，后者對前者都非常熟悉，繼而形成了明顯的挑戰與競爭關系，并使“挑戰—回應”成為西方學者在進行比較文學研究時所廣泛采用的模型。甚至在中國文學內部，在唐詩與宋詩之間、在宋詞與清詞之間、在古典文學與新文學之間，“挑戰—回應”的關系也是廣泛存在的。然而，在西方文學與西方文學沖擊下由傳統向現代轉化的中國新文學之間，我們認為這一模型在很多時候并不適用。試舉一例，很難認為李金發試圖以他的詩作挑戰波德萊爾或挑戰魏爾倫，李金發更多的只是學習者、模仿者，波德萊爾、魏爾倫是他的啟示者與可資利用的文學圖騰，彼此之間并不存在“挑戰—回應”的關系，他利用波德萊爾、魏爾倫等西方典范詩人的身份符號去挑戰其他中國文壇上的詩人與作家，為自己不合群、無先例的寫作方式和寫作內容正名。李金發既不想挑戰波德萊爾，也沒有任何需要對其加以回應之處，他更多的是將波德萊爾當作自己的模范與護符。這樣的情況并非現代文學史上的孤例。此外，“挑戰—回應”必然發生在兩個健全的文學主體之間，盡管會有代際先后，但挑戰者/回應者必須具有明確的主體意識，與被挑戰者/被回應者構成成年人之間的游戲。在中國語境中，我們可以說，從新文化運動開始，面對古典文化，當時的中國知識界從一開始就具備一種主體意識，即求新、求變，去創造一種不一樣的語言、不一樣的文學、不一樣的文化，并以此向傳統發起挑戰，于是產生了白話文運動及以白話文為基礎的整個新文學大廈。在古典文學與新文學之間，后者對前者的否定性態度構成了它鮮明的主體性。所以，面對傳統，以顛覆者姿態出現的新文學從一開始就具備了一個強大的否定性主體，并從對傳統的否定中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新出路。胡適1918年發表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就是一個典型事例，在這篇文章中胡適把之前提出的“八不主義”改作肯定的語氣，重新提出了四條意見：有話說的時候才說話，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說自己的話，說本時代的話。可以發現，胡適提出的這四條肯定性的意見其實是對他本人“八不主義”的反向總結，套用尼采在“精神的三種變形”中使用的寓言就是：“攫取自由”的獅子代替了“負重”的駱駝，但離“建立新價值”的孩子的出現還有距離。尼采說道：

創造新的價值——就是獅子也還不能勝任；可是為自己創造自由以便從事新的創造——這是獅子的大力能夠做到的。

給自己創造自由，甚至對應當去做的義務說出神圣的“否”字，我的兄弟們，在這方面就需要獅子。

要獲得建立新價值的權利——對于負重而懷有敬畏心的精神，乃是最可怕的行動。確實，對于精神說來，這無異于劫掠，這乃是進行劫掠的猛獸的行徑。

可是，我的兄弟們，請回答：連獅子都無能為力的，孩子又怎能辦到呢？進行劫掠的獅子，為什么必須變為孩子呢？

孩子是純潔，是遺忘，是一個新的開始，一個游戲，一個自轉的車輪，一個肇始的運動，一個神圣的肯定。

胡適就仿佛尼采筆下的獅子，他打破了重負，創造了自由，獲得了“建立新價值的權利”，但新價值的真正建立獅子無法完成，而有賴于孩子“神圣的肯定”。在整個新文學的理論建設過程中，“獅子”從一開始就占有醒目的地位，而“孩子”的形成則相對顯得緩慢和謹慎。關于這個問題，還可以做出更多更細致的分析。我們在此無意進一步展開，只是想從這個角度提出這樣一個觀點：中國新文學的主體身份在發生階段同時具有雙面性，它雖然擁有一個明確的否定性主體，但尚不具備一個完整的肯定性主體。換句話說，新文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雖然知道要破壞什么，但對于建設的設想卻基本來源于對破壞對象的逆反，新文學除了在大方向上要成為一種不同于古典文學的東西之外，具體如何創作還要在實踐中探索，更具原發性的自覺意識也要在探索中逐漸形成，于是一切都要從胡適式的“嘗試”開始。中國本土的象征主義詩歌運動時期的理論建設雖然相比胡適時期體現出更多的肯定因素，但在本質上依然充滿極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面對19世紀的法國詩歌，或者說面對廣義的西方思潮，由于脫離了古典文學與新文學之間的否定邏輯，誕生與成長中的中國文學對西方思潮的挑戰意識其實是非常微弱甚至幾乎不存在的。此時期的中國新文學面對西方思潮還處在學習和自我尋找階段，沒有也不需要成為一個質詢者向西方文學發起挑戰，更多的是好奇地尋找、打量那塊“他山之石”，兼容并蓄，從各類流派與思想中取己所需，然后為己所用，最終“打破傳統”，“成為自己”。因此，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學尤其是詩學對外來文學的接受過程中，其終極目的總是指向自身的，與外來文學之間不形成競爭關系，當時的作家對外來文學做出的反應在事實上也始終基于新文學自我成長過程中的各種特定需要。如王獨清在《再譚詩——寄給木天伯奇》中所說：“要治中國現在文壇審美薄弱和創作粗糙的弊病，我覺得有倡Poesie pure的必要。——木天！如你所主張的‘詩的統一性’和‘詩的持續性’，我怕也只有Poèsie pure才可以表現充足……以異于常人的趣味制出的詩，才是‘純粹的詩’。Baudelaire底精神，我以為便是真正詩人底精神……我望我們多下苦工夫，努力于藝術的完成，學Baudelaire，學Verlaine，學Rimbaud，做個唯美的詩人罷！”無論是“純詩”的概念還是波德萊爾、蘭波，在此都不是被挑戰者，王獨清所期望的也不是挑戰或者回答什么，而只是獲得靈感、學習取法，從而去完善自身。從周作人1919年第一次在《新青年》上論及波德萊爾開始，其目的就是通過波德萊爾的文學創作為中國的新文學尋找新方向。包括魯迅1930年在《萌芽月刊》上對波德萊爾的批評，其真實意圖也是指責當時中國文壇上他難以認可的寫作風氣，以此表示新文學的未來應該另尋出路。

因此，我們認為，在中國新文學的范圍內討論波德萊爾（以及同時期許多外國作家與流派）的中國接受問題，“挑戰—回應”模型不是有所“不足”或者需要修正，而是在本質上難以適用。因此我們在此提出一個“吸收/改寫—成長”模型，這就是說，關注中國文壇如何將波德萊爾的詩學和美學因素化為己用，自我成長（“吸收—成長”），以及在另一種情況下，中國接受者又如何在特定語境中重構波德萊爾的形象，賦予他與法國原型相比不同的“標簽”，從而使中國的詩人作家得以完成他們自身的文學成長與身份構建（“改寫—成長”）。這一重構過程還可進一步細分為主動過程與被動過程：所謂主動過程是指作家主動地刻意誤讀，其中必然包含該作家自我成長的明確意識；所謂被動過程則是指作家在閱讀過程中不經意形成的誤會，于是從反方向暴露出他一貫的文學觀念與主張。總而言之，通過“吸收/改寫—成長”模型，把重心從中西之間轉到以中國為主的方向上，從“挑戰—回應”的對抗關系轉到以自身發展為主線的角度上，從而在接受研究中真正展開對中國文學主體自覺性的探索。

書籍信息

波德萊爾與中國新文學

韓亮 著

2025年5月出版/128.00元

ISBN 978-7-5228-5286-7

作者簡介

韓亮，1986年生，南京大學海外教育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國際中文教育系副主任。近年來主要從事比較視野中的新詩研究，關注詩歌的跨文化傳播與現代主義詩學理論建構。擔任江蘇省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秘書長、理事，并入選江蘇省第七期“高層次人才培養計劃”（333工程），獲江蘇省首批華文教育專家稱號。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項、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項。學術成果曾獲江蘇省第八屆紫金山文學獎、第二屆江蘇省紫金文藝評論獎、南京大學“育教融合獎”等。

書籍目錄

緒論

一 謬誤與辨析

二 曲解與生成

三 走向一種新接受史研究

第一章 波德萊爾與19世紀的法國詩壇

一 波德萊爾與法國浪漫主義

二 波德萊爾與惡魔主義

三 波德萊爾與帕爾納斯派

四 波德萊爾與頹廢、頹廢派

五 波德萊爾與象征主義

第二章 波德萊爾在中國的早期翻譯與接受

一 波德萊爾在中國的早期翻譯與評介概覽

二 《少年中國》與波德萊爾早期接受歧義的生成

三 徐志摩：音樂性的執迷及其悖論

第三章 波德萊爾與新文學的現代主義選擇

一 20世紀30年代的波德萊爾譯介盛況

二 “歐化”還是“為人生”：魯迅對波德萊爾的態度轉變

三 詩行內外：“東方之鮑特萊”李金發的語言更新與文學運作

第四章 波德萊爾與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文壇

一 時代語境中的波德萊爾譯介境況

二 關于“頹廢”與“不合時宜”的爭論

三 戴望舒：未完成的反思與啟示

第五章 波德萊爾與中國當代先鋒詩的興起

一 關于波德萊爾的翻譯與閱讀

二 形象與形式的雙重賦形

三 對人性的形而上反思

第六章 波德萊爾對第三代詩人的影響

一 閱讀波德萊爾

二 酷烈的生命風景

三 走出焦慮之海

第七章 惡魔主義詩學與當代漢語詩歌

一 從“惡魔”到“摩羅”：詩學譜系的誕生

二 言辭的抵抗

三 律動的暴力詩學

四 死亡作為方法

附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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