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與中唐的“詩圣”杜甫與南宋四大詩人之首的陸游同屬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詩人，他們的詩歌反映了民生疾苦，充滿了仁民愛物的情懷。二人均在歷經官場或干謁失敗后仍然在創作中矢志不渝地書寫著體恤民生和砥礪忠義。

南宋時，陸游便常與杜甫類比，陸游的好友楊萬里在《跋陸務觀劍南詩稿二首》中便贊揚陸游“重尋子美行程舊，盡拾靈均怨句新”，與陸游友善的劉應時在《讀放翁劍南集》一詩中直接說“放翁前身少陵老”。

可見，杜甫與陸游不僅一生際遇相似，從詩歌的主題到藝術也有眾多相近之處，而陸游又在汲取杜甫詩歌養分的基礎上深化了杜甫憂國憂民詩篇的文化價值。

杜甫這位銜接盛唐與中唐的偉大詩人，被后世尊稱為 “詩圣”。

他三十五歲時困守長安十年，滿心期望能在仕途上有所作為，實現自己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的宏偉抱負，然而現實卻給了他沉重一擊，科舉之路屢屢受挫。

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741）秋，黃河泛濫，河南河北二十四郡遭受水害。

杜甫之弟杜穎為主簿，適遭洪水之害，便去信給杜甫陳述災情。

杜甫寫了《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此詩是杜甫反映現實情況最早的詩歌。

詩中對黃河水災作了較為形象生動的描繪，但此時杜甫還沒有深入展示災民的具體苦難，也看不出他關懷災民的強烈感情色彩。

后面四句，詩人只是用制平息水患這種神語傳說來勉勵弟弟，顯得空泛無力。

而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寶十三年秋（754 年），長安霖雨為災，杜甫寫的《秋雨嘆》這一組詩，便充分體現了他對人民苦難的深切同情。

“禾頭生耳素穂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綢，相許寧論兩相值。” 前面兩句寫出莊稼受到澇災，農夫田父生死存亡無人過問，因為當時奸相楊國忠報喜不報憂，隱瞞災情。

后兩句則揭露了官吏們利用所謂 “救濟” 之機剝削人民，進行不等價交換，人民為了活命，根本不考慮交換是否等值。

此時的杜甫，已經能夠將個人際遇和社會現實緊密聯系起來，他的眼光不再僅僅局限于山川草木，而是更多地投向了飽受苦難的百姓。

南宋的陸游，與杜甫有著極為相似的人生軌跡。他出生于兩宋之交，成長于偏安一隅的南宋。

陸游對杜甫極為崇敬，一生寫過不少仰慕杜甫、歌頌杜甫的詩。淳熙四年（1177）陸游在離開南鄭回成都時在東歸途中路過四川忠州賦《龍興寺吊少陵先生寓居》。

當時陸游官職被取消、恢復中原計劃落空，他對杜甫晚年流落兩川、壯志未酬的不幸遭遇有著十分真切的體會與感動。

寫杜甫不遇于世的憤怒，其實也是詩人自身不平之氣的發泄，這些都讓陸游對杜甫的思想和創作有更深一層的理解和共鳴。

晚年閑居的陸游，“蹉跎悲櫪驥，感會失云龍”，人生失意，杜詩成為了他重要的精神支柱。

再看他的《書憤》，“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

這首詩寫于宋孝宗十三年，此時陸游已 61 歲，在山陰閑居了 5 年，少年時的志向眼看就要化為泡影，在悲憤中他揮毫寫下了這首詩。

詩中回顧了自己早年的壯志豪情，以及曾經在戰場上的經歷，“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 濃縮了他八個月身臨前線從軍生涯的寶貴時光，然而如今卻只能看著自己兩鬢斑白，壯志難酬，心中的憤懣之情躍然紙上。

與杜甫的《蜀相》相比，二者都作于動亂年代，都表達了對諸葛亮的緬懷與仰慕，也都蘊含著詩人憂國憂民的思想情感。

杜甫在《蜀相》中為諸葛亮未竟之業而流淚，為自己漂泊孤苦、壯志未酬而流淚；陸游在《書憤》中則抒發了建功立業之愿難以實現、人生易老的憂愁。

陸游在汲取杜甫詩歌養分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憂國憂民詩篇的文化價值。他的詩歌語言明朗瑰麗，情調奔放磊落，從戎巴蜀之后境界大變。

杜詩并無大量直抒胸臆的詩句，而是展示廣闊細微、形象生動的場景畫面，寫出生活原態，因而具有了 “詩史” 的性質。

而陸游的詩較少具體鋪敘和細致刻畫，故事性薄弱，多把現實內容高度濃縮到一首詩中，甚至一首詩的一兩句中，來抒發其主觀感受。

這與他所處的黑暗時代有關，陸游兩次因主張抗金而被罷職免官，1178 年，五十四歲的陸游回到家鄉山陰寫了《沁園春?孤鶴歸飛》，詞中有云 “躲盡危機，消殘壯志”，對時事不得不刻意回避。

這種用典型事物來概括現實的風格恰好印證了宋詩以意勝于 “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 的特點。

此外，陸游在繼承杜甫史詩描寫的同時又兼具了李白的飄逸豪放而自成一家。入蜀之初，他便做七古七篇，以雄奇浪漫的想象而著稱。

他想象南宋已盡收失地，國勢再次復興，敵人已震懾拜服，中華聲威如太陽般東升：“群陰伏，太陽升；胡無人，宋中興”。

即便在老病僵臥之時，他也把壯志豪情借夢境一吐為快：“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如夢來”，“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破驛夢回燈欲死，枕上屢揮憂國淚” 等等。

“夢” 在陸游詩歌中反復出現，他堅持夙志，在夢境中抒發早日收復山河的報國壯志，也在夢境中暫時得到放松與解脫。

不過陸游的豪放與李白的灑脫截然不同，偏安一隅的南宋始終無法與盛唐氣象相提并論，李白的游俠和神仙氣度也是陸游無法企及的，李白歌罷掉頭徑去，陸游曲終卻無法擺脫一 “悲” 字。

總的來說，杜甫與陸游不僅一生際遇相似，從詩歌的主題到藝術也有眾多相近之處。

他們都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用自己的詩歌反映了民生疾苦，充滿了仁民愛物的情懷。

陸游在杜甫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憂國憂民詩篇的文化價值，他的詩歌猶如一面鏡子，清晰地映照出南宋那個特殊時代的社會風貌和人民的苦難，也展現了他矢志不渝的愛國精神，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