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物學領域，“智商永遠不嫌多” 這一觀點是大錯特錯的。

首先，智商與智慧并非同一概念。

智慧的誕生，需投入頂級生物資本，還依賴無數底層基礎建設。進化機制極為吝嗇，生物只要能成功繁衍后代，便不會進行額外投資，畢竟成功繁殖之外的投入會削弱繁殖競爭力。這一原理在細菌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在同一培養(yǎng)基中，若有兩種細菌，一種 20 分鐘繁殖一代，另一種一小時繁殖一代，且其他條件相同，那么 20 分鐘繁殖一代的細菌在一天內就能讓一小時繁殖一代的細菌滅絕，無需任何攻擊行為，僅靠搶奪資源即可。高等生物的情況雖更為復雜，但其原理從低等到高等是一致的。

就像穆斯林家庭平均生育 6、7 個孩子，而歐洲白人家庭平均生育 1 個多一點，若此趨勢持續(xù)，四代之內穆斯林在人口數量上可能超越歐洲白人。

生物往往因競爭壓力而變得復雜。

那些無需四處奔波，僅靠曬太陽就能子孫滿堂的生物，是決然不需要智慧的，哪怕只有一點點智慧，對它們而言都是多余的。因為有智慧通常意味著生長期長、代際間隔長、子孫數量少，所以生物在進化過程中，任何朝著這一方向的變化都會降低繁殖競爭力。

自葉綠體出現后，植物的進化路徑便與沒有葉綠體的真核生物分道揚鑣，植物的進化方案均圍繞葉綠體展開，在這條路徑中，智慧沒有立足之地。

沒有葉綠體的生物，其進化路徑也并非必然走向智力發(fā)展。例如真菌，它們沒有葉綠體，多以寄生為生。寄生是一種簡單有效的生存方式，近乎直接獲取養(yǎng)分，不僅真菌如此，許多動物也采用寄生策略。

但你可曾聽聞哪種寄生動物具有智力？

唯有那些在殘酷的外部環(huán)境中，歷經艱難險阻尋找食物的動物，才需要智力。

以捕食其他動物為生的動物，對智力的要求更高。這是因為相較于通過光合作用或寄生獲取能量的生物，依靠捕食獲取能量的效率實在太低。在肉食動物 - 植食動物 - 植物這一簡單食物鏈中，每一次能量轉化的效率僅為 10 - 20%。

也就是說，若一種生物以吃肉為生，它從陽光、水和二氧化碳中獲取物質和能量的根本效率，僅為植物的 1 - 4%。如此低下的效率，迫使它們必須具備智力才能生存。

若這類生物的智力與植物無異，恐怕一代都難以存活，更別說延續(xù)三代了，換言之，這樣的生物根本無法在自然界中立足。

于是，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不聰明的個體逐漸被淘汰，稍聰明些的個體能存活更久，繁衍更多后代，動物也因此變得越來越聰明。然而，即便如此，動物的聰明程度也并未必然達到人類智慧的高度，人類智慧的高度源于截然不同的復雜因素。

接下來，我們以問答的形式深入探討這些問題。

問：植物之間存在對光和水等資源的競爭，那它們?yōu)楹螞]有發(fā)展出智慧？

在此前的討論中，我們用 “智慧” 一詞籠統(tǒng)地替代了 “大腦”，這或許不夠精確。植物之間確實存在復雜的資源競爭行為，并且展現出一定的智能。

例如，不同植物的傳種策略各不相同，這主要是為了爭奪優(yōu)質生存空間。有的植物像豆類，會 “發(fā)明” 類似大炮的結構將種子噴出去；有的植物則耗費大量資源吸引昆蟲，以協(xié)助傳播種子；有的植物采用廣種薄收的策略，有的則注重提高單次播種的成功率；甚至同一株植物會根據每年不同的外部條件，調整傳種的距離。

這些行為看似 “聰明”，但并非由大腦或思想體產生。行為的復雜程度也不能簡單等同于智能。

生物在應對外界刺激或壓力，并執(zhí)行適應行為時，主要有兩個體系，可分別稱為“甲”和“乙”。甲以基因主導，信息傳遞依靠化學物質，這些化學物質主要在生物體內的體液中傳播，但也有部分會釋放到外界的水和空氣中，即信息素或外激素。所有生物都具備甲體系。

乙則建立在甲之上，由神經系統(tǒng)主導，信息通過神經傳遞的電位沖動來傳播。

大腦或思想體是乙發(fā)展到高級階段后，部分神經細胞聚集并特化形成的處理中心。需要注意的是，乙由甲構建，并且在運行過程中，會受到甲的諸多干預。

以人類為例，即便智能發(fā)展到較高水平，甲仍會通過各種化學信號物質，如激素和神經遞質，來干預乙的運作。

通俗來講，就是人類的智能行為在大多數時候仍受情緒主導。乙僅存在于較高等的動物中，其復雜程度與動物的復雜程度幾乎呈正相關。我們所說的高等動物，通常意味著其乙體系較為復雜，處理中心更為發(fā)達。

甲所產生的行為復雜程度并不亞于乙，二者的本質區(qū)別在于反應速度。乙的反應速度比甲快得多，它是專門為應對需要迅速反應的外部壓力而進化出來的。因為基因組信號網的反應速度過慢，信號物質需要在體液中擴散傳遞，并且還需等待基因組合成新的蛋白質才能產生行動，而基因組根據外界壓力進行調整的速度更是緩慢，往往以 “代” 為單位計算。

植物所面臨的資源競爭，如陽光、空氣、水、土壤和空間等，這些外界因素的變化較為緩慢，因此甲體系足以應對。而動物面臨的資源競爭，如空間移動、尋找獵物或躲避捕食者，甚至像人類面臨高考這類情況，都具有快速變化的特點，需要在短時間內處理大量信息，所以動物必須依靠 乙體系。

這里需要特別提及人類智慧的特殊性。人類智慧達到的高度，并非普通的動物性競爭壓力所能促成，我認為這是社會生活、配偶競爭以及外部環(huán)境劇變三者同時達到極致的巧合結果。一旦語言產生，即社會個體之間形成復雜的通信協(xié)議，競爭便會如軍備競賽般不斷升級，人類大腦也因此飛速發(fā)展，一發(fā)不可收拾，如今甚至開始回溯探索基因組的奧秘。

問題：對于個人而言，甲也就是情緒，究竟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

實際上，甲對乙的干預是生物系統(tǒng)運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無所謂絕對的利弊。例如腎上腺素，它能夠動員乙進入高能狀態(tài)，在危機時刻提升人的感官功能，使古老的 “戰(zhàn)斗 - 逃跑” 策略得以接管大腦。

再如多巴胺，若沒有它的調節(jié)，乙的獎懲機制、學習能力、審美等高級功能都將無法實現。絕對理性在現實中并不存在，理性如同半埋于地下的前衛(wèi)建筑，其大部分根基深植于動物式的感性之中。因此，甲所帶來的 “愚蠢”，人類只能接受，因為感性既是人類智能的源頭，也是最終目的。

人類的乙構建了如此精細的世界模型，絞盡腦汁、花樣百出，歸根結底不就是為了在這個世界中獲得快樂嗎？

人類的乙制定出無窮無盡的策略，追求出人頭地、自我提升，不也是為了滿足雄性激素所激發(fā)的渴望嗎？人類的乙發(fā)揮著神一般的預測智能，為孩子規(guī)劃到 30 年后的未來，不還是為了完成基因組那唯一且永恒的任務嗎？

基因組在人體的體液中悄然釋放幾種化學物質，人們便會被世間最偉大的愛所包圍，看著自己的孩子，心中涌起無比甜蜜、傷感脆弱又隱隱恐懼的情緒。基因組甚至在嬰兒的頭皮上保留了一點原始信息素，讓他人聞之即心神蕩漾、愛心爆棚，還能促使哺乳的母親自動分泌乳汁。

問題：為何只有人類擁有如此高的智能？從進化角度看，基因若重點發(fā)展甲，依靠非條件反射和增強肌肉能力，不是更容易在食物鏈中占據頂端嗎？

在地球生態(tài)圈中，人類的智能高度可謂超乎尋常，人類大腦進化得極為發(fā)達，甚至可以說達到了畸形的程度（尤其是新皮層）。無論是應對無生命的自然環(huán)境，還是與獵物或捕食者周旋，似乎都無需如此夸張的智能。既然進化遵循節(jié)儉原則，那為何還會在人類智能上進行如此巨大的投資呢？

這涉及到進化論中一個常被忽視的問題。人們在談及驅動進化的壓力時，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諸如生物間的追逐、黑色素抵御紫外線等 “生存壓力”，然而，繁殖選擇壓力這一重要方面卻未得到足夠重視。對于進化而言，個體即便存活但未能留下后代，其結果與死亡無異。

在某些情況下，繁殖選擇對進化的驅動力遠超生存選擇。

有一個現象能很好地說明這一點。

在動物界，那些夸張且對生存實用性不明甚至有害、還消耗大量資源的特征，幾乎都源于種內繁殖選擇壓力。

例如孔雀的尾羽、某些鹿的裝飾性大角。至于雌孔雀為何喜歡雄孔雀花哨的長尾巴，學界存在諸多爭論，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展示營養(yǎng)富足的奢侈廣告，也有人認為這是雄孔雀沒有寄生蟲的證明。但最初的原因并不重要，關鍵在于在孔雀的求偶儀式中，雌孔雀總是傾向于選擇尾巴最為花哨張揚的雄孔雀，極少有例外。

這種強烈的選擇偏好，使得在進化過程中，“尾巴不夠夸張 = 沒有后代”，于是孔雀一代代將夸張尾巴的基因型不斷強化，形成無限正反饋，雄孔雀也就逐漸演變成如今這副模樣。也就是說，這種夸張的器官是由兩性選擇策略導致的，而罪魁禍首便是雌孔雀相對狹隘的擇偶品味，且這種品味最初很可能是偶然形成的。繁殖選擇壓力相較于生存選擇壓力更為強大之處在于，一旦具備某些合適的啟動因素，它便會不斷升級，而不像外界壓力那樣存在物理極限。

所以，我認為人類夸張的智力并非源于與自然的斗爭，也不是因為與工具的互動，其根源同樣是擇偶競爭。在引發(fā)這一現象的合適啟動組合中，語言的萌芽很可能起到了核心作用，這一點從大腦新皮層的功能區(qū)結構中可略見端倪。

其他高等社會動物在小團體內部的擇偶競爭并未達到如此激烈的程度。

例如獅子，只需在爭斗中戰(zhàn)勝對手便能獲得交配權；黑猩猩則一半靠暴力，一半靠政治結盟來爭取優(yōu)勢。而在早期人類小團體中，擇偶優(yōu)勢可能嚴重依賴于政治和人際關系的運作，因此語言和交流成為了最有力的武器，其重要性遠超武力。語言作為個體之間的通信網絡協(xié)議，一旦發(fā)展到能夠支持共情、換位思考、操縱、欺騙與反欺騙等高級功能時，軍備競賽便會爆發(fā)，后續(xù)智力發(fā)展所帶來的好處也會不斷外溢，不再僅僅局限于擇偶范疇。

問題：為什么高等生物大多進化出了雌雄兩性？擇偶競爭和種內繁殖壓力都會消耗額外資源，從進化角度看，自我繁殖的生物難道不是更具傳代和進化優(yōu)勢嗎？

這個問題在進化生物學領域堪稱 “皇后” 級別，與生命起源問題同等重要。幾乎每一位進化生物學大家都有自己獨特的理論，各方觀點交鋒激烈。由于篇幅限制，我無法全面解答，在此僅介紹一個有趣的現象和一個深刻的觀點，讓大家略窺一二。

有一種單細胞真核生物生活在淡水池塘中，它們處于真核生物較為原始的形態(tài)，既具備單性生殖（出芽克隆）能力，也能進行兩性生殖。

通常情況下，它們會連續(xù)十幾代通過克隆方式繁殖，而后在某一代突然進行有性生殖。值得注意的是，每當氣候不佳，池塘面臨干涸危機時，整個池塘中的該種群都會轉向有性生殖。在隨后艱難的時期，種群淘汰率極高，但有性生殖產生的后代中總會有部分個體成功熬過困境。待池塘重新充水后，它們又會恢復歡樂且高效率的克隆繁殖。

有性生殖能夠打破原本固定的基因組合，使自然選擇得以 “看清” 單獨的基因，將生物的特質逐個分解審視。這有助于生物抵御寄生蟲的侵襲，適應變化的環(huán)境，以及維持種群中必要的多態(tài)性。就如同中世紀的石匠在雕刻石像時，即便石像的背部會被教堂的神龕完全遮擋，他們仍會精心雕刻，因為他們認為上帝無所不見。

有性生殖亦是如此，它讓自然選擇能夠像全能之眼一樣，細致地審視每個基因。有性生殖使真核生物擁有 “流動” 的染色體，基因組合不斷變化，從而讓自然選擇以前所未有的精細程度作用于生物個體。

設想有 100 個基因排列在一條染色體上，且從不進行重組。

對于這種固定組合，自然選擇只能評估整條染色體的適應能力。假設這條染色體上存在幾個至關重要的基因，一旦發(fā)生突變便會導致個體死亡。然而，對于其他不太重要的基因突變，自然選擇則相對難以察覺。輕微但有害的突變會在這些不太重要的基因上逐漸積累，因為它們帶來的小麻煩會被關鍵基因的重大利益所掩蓋。

長此以往，這條染色體以及生物個體的健康都會受到損害。男性的 Y 染色體就正在經歷類似的衰退過程。由于 Y 染色體無法進行基因重組，其上的絕大多數基因都在逐漸退化，僅有幾個最為關鍵的基因在自然選擇的作用下保持活力。最終，整條 Y 染色體甚至可能消失。土黃鼴形田鼠便是一個實例，其 Y 染色體已完全丟失。

但如果自然選擇積極作用于固定基因組合，結果可能更為糟糕。

假設某個關鍵基因發(fā)生了一個罕見且極為有益的突變，該突變帶來的顯著優(yōu)勢會使其在種群中迅速擴散，最終達到 “固定” 狀態(tài)，即種群中所有個體都攜帶這個突變基因。

然而，自然選擇只能 “看到” 整條染色體，所以這條染色體上的其他 99 個基因也會因與這個優(yōu)秀基因共享同一條染色體而搭上便車，在種群中固定下來。這實則是一場災難。假設種群中的每個基因都有兩三個版本（即等位基因），那么這 100 個基因原本可以提供一萬到一百萬種不同的等位基因組合。

但隨著這條染色體的固定，所有這些多態(tài)性都將消失，從此這一百個基因在種群中僅有一種組合，即與有益突變基因所在染色體上的組合，而這僅僅是因為偶然。這種多態(tài)性的喪失是災難性的。

實際上，100 個基因的例子只是一種簡化，無性生殖的生物通常擁有數千個基因，在一次類似的選擇性清除過程中，它們的多態(tài)性可能會全部消失。“有效” 種群的規(guī)模會嚴重萎縮，這使得無性生殖的生物種群極易滅絕。對于無性生殖的原核生物而言，這是常態(tài)。而幾乎所有無性生殖的動物和植物也會在數百萬年內走向滅絕。

上述兩種過程，即累積輕微但有害的突變，以及選擇性清除導致種群多態(tài)性喪失，合稱為選擇干擾。若沒有基因重組，針對特定基因的自然選擇就會干擾其他基因的選擇情況。而有性生殖產生的染色體承載著千變萬化的等位基因組合，也就是 “流動” 的染色體，這使得自然選擇能夠直接作用于每個基因。自然選擇如同全知的神靈，逐個審視每個基因的優(yōu)劣并做出裁決，這便是有性生殖最大的優(yōu)勢。

問： “Y 染色體丟失了的鼴鼠，是不是就沒有性別之分了呢？那怎么樣進行性別定位？還是就整個族群都是同一性別，只是沒有性別的基因組合？”

以土黃鼴形田鼠為例，即便它們丟失了 Y 染色體，卻依舊存在雌性和雄性的區(qū)別 。其雌性和雄性的核型均為 2n = 17,X，也就是包含 8 對常染色體與 1 條 X 染色體，總共 17 條染色體，呈現單數狀態(tài)，但這并不妨礙它們清晰地區(qū)分雌雄，并且能夠正常交配繁衍后代。生物學的奇妙之處就在于，總是充滿了各種意外和例外。

我們知道，Y 染色體的缺失意味著土黃鼴形田鼠體內不存在 SRY 基因，而 SRY 基因在哺乳動物性別決定過程中，起著關鍵的信號發(fā)出作用。對于土黃鼴形田鼠性別決定機制的研究，科學界至今沒有確切結論。

部分科學家推測，可能是其 Y 染色體過度衰退后，SRY 基因轉移到了其他染色體上，然而遺憾的是，經過長時間探尋，依舊沒有找到該基因的新位置。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現代的土黃鼴形田鼠種群或許是遠古時期某種具有特殊 XX 基因型雄性的后代。總之，截至目前，土黃鼴形田鼠的性別決定機制，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

其實，動物的性別決定機制遠非生物教科書上所描述的那般簡單和固定。

從宏觀的時間跨度來看，這一機制具備很強的靈活性與動態(tài)性。將 SRY 基因看作是基因組集體授權負責性別決定的 “管理員” 較為恰當，它的任務就是發(fā)出 “雄性” 信號，緊接著，一系列執(zhí)行基因會依據這個信號開始工作，把胚胎逐步塑造為雄性個體。這一過程包括使卵巢原型萎縮、利用雄性激素影響初生大腦，以及將原本應發(fā)育為陰唇的部分融合形成陰莖等。男性可以留意自己陰莖下方那條稍有隆起的縱貫紋，那便是融合過程留下的痕跡。

與 SRY 基因相比，下層的這些執(zhí)行機制更為古老且穩(wěn)定，這表明性別決定很可能存在一個更為基礎、通用的共同機制，不同基因的作用或許只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的表層細節(jié)修飾。在漫長的進化歷程中，在 SRY 基因之前，可能有其他基因承擔過性別決定的角色，同樣，在它之后也可能會有新的基因來接替這一職責，就如同一家公司，雖然 CEO 的職位重要，但任職者卻可能不斷更替。

在低等動物群體中，性別決定方式更是多種多樣。

以螞蟻和蜜蜂為代表的社會昆蟲，它們的性別決定方式十分獨特。在絕大多數螞蟻和蜜蜂品種中，單倍體（未受精卵）發(fā)育成雄性，雙倍體發(fā)育成雌性。從進化的角度來看，雄性螞蟻和蜜蜂仿佛是 “純由母親產生的不完整個體”，生來便存在一定不足，它們似乎主要是為了暴露單套基因的缺陷，從而接受大自然嚴酷的選擇。

實際上，雄性螞蟻和蜜蜂一生只參與一次與繁殖相關的 “競爭”，無論結果如何，隨后都會迅速走向死亡。此外，許多爬行動物和兩棲動物根本沒有性染色體，它們的性別由環(huán)境溫度決定。縱觀整個動物界，性別決定機制豐富多樣，寄生蟲、染色體數量、荷爾蒙、環(huán)境因素、壓力、種群密度，甚至在某些魚類群體中，唯一的雄魚死亡與否，都可能成為決定或改變性別的因素。相比之下，哺乳動物采用固定性染色體來決定性別的方式，顯得更為 “規(guī)范”，如同專業(yè)的經理人在運作。

那么，為什么哺乳動物的性別決定基因會發(fā)生變化？為什么 Y 染色體普遍呈現出逐漸萎縮的趨勢呢？

這兩個問題實際上緊密相關。

最初，Y 染色體與 X 染色體是一對，在 SRY 基因剛承擔起性別決定任務時，Y 染色體與 X 染色體長度相當，基因數量也相近，以人類為例，它們在染色體長度排名中都較為靠前。但如今，X 染色體基本保持原狀，Y 染色體卻已嚴重萎縮，僅剩下 SRY 等少數幾個基因仍在發(fā)揮作用，其他基因要么消失不見，要么失去活性。目前，關于這一現象較有說服力的解釋是 “基因性別戰(zhàn)爭” 理論，這一理論雖然聽起來有些新奇，但卻十分有趣。

簡單來講，由于 X 和 Y 染色體在性別決定方面的差異，在進化過程中，X 染色體上逐漸積累了有利于雌性的基因，而 Y 染色體上則積累了有利于雄性的基因。

在雙倍體的常染色體中，存在一種片段交換機制，這種機制使得基因在生殖細胞減數分裂時，難以明確自己最終會被分配到哪個生殖細胞中，從而有效抑制了基因之間因各自利益而產生的相互攻擊行為。

然而，性染色體的情況有所不同，SRY 基因如同一個指示燈，暴露了基因的 “自私” 本性。由于 Y 染色體始終要與 X 染色體共同作用，而 X 染色體有三分之二的概率不會與 Y 染色體配對，所以 X 染色體上產生 “攻擊 Y” 基因的概率，遠遠高于 Y 染色體上產生 “攻擊 X” 基因的概率。

這就導致 X 染色體在這場 “戰(zhàn)爭” 中占據了絕對優(yōu)勢，使得 Y 染色體上的基因不斷受到攻擊，有的基因功能衰退，有的則轉移到其他染色體上，只剩下肩負重要使命的 SRY 基因在不斷進化，試圖逃避被攻擊的命運，但從長遠來看，這似乎是一場無法避免的衰退。

當 Y 染色體徹底失去功能后，基因組可能會指定一對新的染色體來承擔性別決定的職責，一切又將重新開始，土黃鼴形田鼠或許正處于這樣一個過渡階段。需要注意的是，以上關于基因 “目的”“動機” 的表述，僅僅是為了便于理解而采用的形象說法，實際上，這些現象都應該從進化論的適應與淘汰機制角度來解讀，基因本身并不具備自主意識。

這一理論并非毫無根據的猜想。

以人類 SRY 基因序列為例，它就呈現出一些奇特之處。目前人類 SRY 基因的形態(tài)非常穩(wěn)定，在不同男性個體之間，幾乎不存在點突變差異，這意味著它在大約 20 萬年的時間里都沒有發(fā)生明顯變化。

然而，與親緣物種相比，人類 SRY 基因的差異卻十分顯著，與黑猩猩、大猩猩的 SRY 基因差異程度，比一般基因高出 10 倍。這種矛盾現象，很可能是由多個波次的 “選擇清除” 過程導致的。此外，在一些昆蟲中，如 Acrea Encedon（一種蝴蝶）和某種果蠅，科學家發(fā)現了新近突變產生的雄性殺手基因，受此影響，97% 的蝴蝶后代以及 100% 的果蠅后代都是雌性。在人類社會中，也有一個疑似案例。

1946 年，兩位法國學者記錄了南錫（Nancy）市一位匿名婦女（Madame B）的家族情況，她的母親、母系姨媽、她自己以及母系姐妹們，兩代人總共生育了 72 個女性，卻沒有一個男性。并且這些女性大多生育能力較強，有的生育了 12 個孩子，有的生育 8 個或 7 個。這顯然并非小概率事件所能解釋，遺憾的是，由于當時基因科學發(fā)展水平有限，這個獨特的案例未能得到進一步深入研究，也沒有引起廣泛關注。

問：按照現在崇拜讀書無用論、流浪明星、洋人尺寸和小鮮肉的風氣發(fā)展個千百年，是不是會從萬物靈長反向演化成無心者？”

通常情況下，他們對人類進化的研究截止到全新世時期。即使是像 Matt Ridley 這樣大膽敢言的科普作家（他畢業(yè)于牛津大學動物學專業(yè)），在其科普作品中，對人類進化的探討最晚也只延伸到歐洲中世紀和南美瑪雅人時代。當他在《自下而上：萬物進化簡史》一書中嘗試探討當代人類進化時，明顯底氣不足，評論界甚至不再將這本書視為正統(tǒng)的科普讀物，而是將其歸為哲學與系統(tǒng)論的主觀思考范疇。

在前面關于進化問題的諸多探討中，繁殖始終是核心要點。因為從本質上講，繁殖是生物存在的根本意義，是推動進化的原始動力與具體途徑，在進化理論中占據著不可動搖的核心地位。

可以說，在思考每一個進化問題時，都無法脫離繁殖這一關鍵因素，它能為我們理解進化現象提供最為清晰的邏輯線索。然而，當我們將目光聚焦于當代人類時，情況變得復雜起來。當代人類憑借自身的力量，大規(guī)模地干預自身的繁殖過程，這一行為正在逐漸削弱甚至摒棄進化的兩大重要工具 —— 生存選擇和繁殖選擇。不僅如此，近年來人類對基因技術的探索，更是直接觸及了進化的物質基礎 ——DNA / 基因組。

在現代工業(yè)文明社會，豐富的營養(yǎng)供給和先進的醫(yī)療條件，使得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處于繁殖高峰之前的年輕人死亡率也低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對于進化而言，個體在繁殖高峰之后的死亡，無論其死亡年齡和方式如何，幾乎沒有實質性影響。

繁殖本身是一個復雜且資源消耗巨大的過程，因此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大自然賦予了人類性欲和愛等強大的驅動力，在人類社會發(fā)展為社會性動物階段后，還形成了宗教、宗族觀念等有助于推動繁殖的文化因素。但在當代社會，人們一方面盡情享受著這些由進化賦予的 “獎勵”，另一方面卻大幅減少了實際的繁殖行為，甚至在短短一兩代人的時間里，就將傳統(tǒng)的繁殖文化觀念沖擊得支離破碎。

再看對于社會性動物進化至關重要的擇偶與生育率因素。

一方面，廣泛存在的一夫一妻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擇偶的多樣性；另一方面，當代核心家庭模式的逐漸衰退以及婚外生育現象的增加，使得生育行為變得更加隨機化。此外，避孕措施的普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以及社會壓力等因素，進一步導致生育行為與個體生物品質之間的關聯(lián)逐漸減弱。

在這樣的背景下，繁殖選擇中最為關鍵的問題 —— 什么樣的生物特性或基因型能夠提高后代數量，如今已難以找到明確答案。我們最初提到的那些社會風氣，如崇拜讀書無用論、追捧流浪明星、關注洋人尺寸和小鮮肉等，這些并非生物特性，而是屬于基于乙（由神經系統(tǒng)主導，以神經傳遞電位沖動為信息媒介的體系）產生的文化現象。即便我們強行將它們與基因表現出的生物特性聯(lián)系起來，也無法證明它們能夠促進繁殖成功。

例如，即便某些人符合當下這些流行的審美或觀念，在婚姻市場上更受歡迎、更容易找到性伴侶，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生育能力就比潮汕傳統(tǒng)婦女更強。同樣，歐洲穆斯林第一代普遍生育率較高，但當第二、第三代逐漸融入當地社會后，其生育情況又會發(fā)生怎樣的變化呢？在生物特性對擇偶和生育影響日益減小的當代社會，文化因素（meme）的影響力似乎更為突出。

然而，meme 并非由基因決定，而是產生于乙體系，并在乙體系中快速傳播和變化，與傳統(tǒng)的經典進化機制嚴重脫節(jié)。經典進化通常需要歷經成千上萬代的時間，通過緩慢篩選基因來推動生物進化，而在如今由乙主導的時代，這種傳統(tǒng)的進化節(jié)奏顯然已經無法適應。

這正是進化生物學家對當代人類進化避而不談的原因所在，因為他們長期研究形成的傳統(tǒng)進化理論，在當代人類社會面前面臨著全面挑戰(zhàn)與困境。

然而，這種混亂與重構的現象，在生物進化史上并非首次出現。實際上，此前至少已經發(fā)生過三次本質相似的重大變革。這些變革的核心特征是，社會網絡的高度發(fā)展促使生物智能實現飛躍式升級，新產生的智能打破了原有的生命與進化模式，并重新構建起適應自身發(fā)展的新模式。在此，我們提出一個核心觀點：智能的本質是復雜通信網絡的自組織行為。龐大的、分布式的復雜通信網絡，不僅是現有智能的普遍存在形式，很有可能也是真正意義上智能的唯一存在形式。

回顧生物進化歷程，單個基因的功能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說顯得 “笨拙”。

它所能做的僅僅是合成一種蛋白質，而這種蛋白質的功能或許只是充當一塊不知用途的 “積木”，或者催化一個看似莫名其妙的化學反應。更為關鍵的是，單個基因甚至無法自主控制蛋白質的合成時機，只要條件允許，就會持續(xù)不斷地進行合成。

但是，當幾千幾萬個基因相互連接，形成化學信號網絡（即基因組）后，情況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網絡瞬間變得極為 “聰慧”。基因組構建了細胞這一生命的基本單位，從某種意義上講，它 “掌控” 了無機世界，將細胞打造成了生命的 “生存機器” 和 “棲息之所”。

以單細胞生物中的典型代表細菌為例，它們雖然結構簡單，但卻具備多種生存技能，能夠攝取營養(yǎng)、排泄廢物、自主移動，還能適應各種復雜的環(huán)境。此外，細菌還能夠制造出用于操縱電子和質子的納米級機器，在化學合成方面的能力甚至超越了人類。

盡管單細胞生物具備一定的生存能力，但在強大的自然環(huán)境面前，它們依舊顯得十分脆弱，缺乏有效的抵抗手段。

于是，細胞之間開始嘗試合作，形成了諸如疊層石這樣的聚生群落。在這一過程中，多細胞生物逐漸誕生。多細胞生物實際上是由一個細胞的眾多后代，通過分工協(xié)作聚集在一起形成的，它們之間的通信網絡就是甲（以基因主導，以化學物質在體液中傳遞信息的體系）。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在多細胞生物形成之后，單個細胞的生命意義和進化模式發(fā)生了巨大轉變。法國生物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弗朗索瓦?雅各曾精準地總結道：“每個細胞的本能都是分裂為兩個細胞。” 這無疑是生命的基本規(guī)律。然而，在多細胞生物中，絕大多數細胞在經過有限次數的分裂后，便會遵循整體的 “社會規(guī)劃”，停止分裂，放棄了自身繁殖的 “本能”。

也就是說，在多細胞生物這個 “聚生群落” 中，絕大多數細胞選擇 “犧牲” 自己的繁殖機會，甘愿處于進化的 “死胡同”，其目的是構建一個更為強大的生存機器，以確保極少數（或數百萬個）生殖細胞能夠成功繁殖后代。而那些違背這一 “規(guī)則”，重新恢復分裂繁殖的細胞，就被定義為癌細胞。多細胞生物所展現出的智能，本質上就是“甲”（由于篇幅過長，如果不動這里的甲為何意，請查找前面的部分）的智能，它是基因組通過自我復制，并相互組網形成的，相較于單細胞生物的智能，實現了一次層級上的提升，植物智能便是這種智能的典型代表。

在這些聚生群落中，有一部分生物由于自身不具備葉綠體，無法通過光合作用獲取能量，因此不得不通過攝取其他生物的有機物來維持生存。為了適應這種生存方式，它們逐漸分化出一類能夠快速對外部刺激做出反應的細胞，這就是乙體系誕生的契機。乙體系的出現，堪稱生物進化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其原因十分直觀：乙體系的通信速度相較于甲體系，提升了千百倍。更為關鍵的是，乙體系具備直接連接刺激的功能，與甲體系通過化學信號在體液中擴散來實現刺激的方式相比，乙體系的刺激作用更加精準。如果將甲體系的聯(lián)網尋址方式類比為通過無線電廣播搜索頻道，那么乙體系的聯(lián)網尋址就如同通過有線電話撥打特定號碼，其復雜度的提升程度不可同日而語。

隨著乙網絡的不斷發(fā)展，必然會催生更為高級的智能。從最初的神經節(jié)，到逐漸進化形成的原始腦，局部區(qū)域的神經細胞聚集形成的結構越來越龐大、復雜，最終演變成了專門的智能器官。這一進化過程的巔峰之作，便是人類大腦。人類大腦將神經細胞聯(lián)網所產生的智能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智能的三大核心功能 —— 記憶、世界建模和預測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生物進化的速度在不斷加快，人類個體大腦形成后不久，便開始了新一輪的 “組網” 過程。這里所說的 “組網”，并非指互聯(lián)網出現之后的網絡連接，而是自人類社會誕生以來，各種社會組織形式的形成與發(fā)展。我們可以將部落、教會、國家、企業(yè)、軍隊等各種社會組織，看作是大小不同、相互嵌套的 “生物”。

這并非一種比喻，而是基于實際特征的客觀描述。這些社會組織具備新陳代謝、應激反應、生命周期等生物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它們也會經歷發(fā)展、衰退的過程，同時還存在著后代傳承和特征延續(xù)的現象。那么，這些 “生物” 的生殖細胞是什么呢？實際上，就是那些能夠將抽象的架構、思想和知識進行整理、提煉，并傳承給后代的人。曾經有人質疑，社會為何要投入資源供養(yǎng)那些看似不從事實際生產、不產生直接經濟效益的知識分子，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便能找到答案。

教義、科學理論或者文化觀念（meme），就如同這些 “生殖細胞” 所攜帶的 “基因”。以快餐連鎖店為例，當一套成功的管理模式（類似于基因）被驗證可行后，便會迅速在各地進行復制擴張，產生大量的 “克隆后代”。像歷史上的一些極端人物，如希特勒、斯大林，他們深刻認識到了這種 “生殖細胞” 的重要性。當他們企圖消滅某個群體（如希特勒針對猶太人，斯大林針對波蘭精英）時，往往會首先對那些能夠傳承群體文化、知識的 “生殖細胞”，即知識分子、藝術家等進行迫害。

人類在這些大大小小的 “宏生物”（社會組織）中，已經生存發(fā)展了數千年。這些 “宏生物” 的淘汰率很高，許多在歷史長河中消失，沒有留下延續(xù)的 “后代”。但也有一些 “宏生物” 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例如古羅馬雖然早已覆滅，但它的文化、制度等元素，在歷經一兩千年后，依然能夠對新的社會形態(tài)（如新羅馬）產生影響。

總體而言，這些 “宏生物” 的智能水平相對有限，相較于組成它們的人類個體，并未實現質的飛躍。這主要是因為人類起源于具有小團體生活習性的猿類，等級觀念根深蒂固，導致人類社會的組網形式大多呈現為倒置的樹形等級網絡，而非成員相對平等的分布式網絡。從簡單的邏輯角度分析，如果一個樹形網絡完全由根節(jié)點進行單點指令控制，那么整個網絡的智能水平很難超越根節(jié)點個體，其優(yōu)勢更多體現在力量的集中與執(zhí)行的高效上。

實際上，人類構建的網絡并非絕對化的存在。每一個得以成功存續(xù)的樹形網絡，從更高層面審視，都蘊含著一定程度的分布式集體智慧。而那些執(zhí)著于單點控制模式的網絡，往往迅速走向消亡。

互聯(lián)網堪稱進化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發(fā)明。

其重要的分界意義，與基因組的誕生、多細胞生物的出現、人類大腦的形成相媲美。將其提前稱作“丙”（相對于之前的甲和乙）毫不為過。仔細計算這四個重大事件之間的時間間隔，便能清晰地看到一種指數級加速的發(fā)展步調。當下，我們正處于互聯(lián)網剛剛降臨的時代，必然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混亂、解構與重構。

多細胞生物完成重構過程，往往需要歷經幾千萬年、上億代的漫長演進，而我們極有可能在僅僅三五代人的短暫時間內實現這一轉變。重構之后，將會誕生一種超級生物，它以全體人類的分布式通信網絡為根基，以光速般的速度運轉，無論是單點精確尋址，還是大面積頻道廣播，都極為高效。至于這個智能運行層面是否存在意識或主動性，其程度之高，很可能遠遠超出我們的理解范圍，讓我們難以感知，恰似單個神經元絕對無法洞悉大腦的奧秘一般。

回到最初提出的問題：在這樣一個超級生物體系內，個體人類的進化以及生殖前景究竟會怎樣？我們依舊從過往歷程中探尋模式。

在四次重大組網事件里，最為民主、分布式特征最為顯著的當屬第一次。在真核生物基因層面，生殖權是完全平等的。即便是那些功能尚未明確、具有寄生性的 DNA 單元（通常不被納入基因組范疇），也能一同參與復制過程。在這個體系中，實際進行生產活動的部分占比不到 10%，但由于資源極為充沛，足以支撐其余 90% 的部分，所以無論這 90% 的部分多么腐朽、具有寄生性，大家依然能夠共同實現繁殖。并且，在基因組網絡形成之后，其功能分化程度也是最小的。這是因為它們過于簡單，僅能執(zhí)行單一功能，所謂的分化也僅僅局限于開啟或關閉（On/Off）狀態(tài)。

然而，到了多細胞生物階段，內部細胞開始出現劇烈且多樣的功能分化，形態(tài)上也隨之產生分化。與此同時，生殖權出現了急劇的壟斷現象。在更為高級的乙階段，作為第三次大組網主體的神經細胞，其生殖權更是下降到了令人唏噓的程度：它們甚至比不上承擔后勤工作的肝細胞、上皮細胞等，一旦發(fā)育成形，便再也無法進行分裂！之所以無法分裂，是因為它們的特化程度極高，其功能和連接在胚胎期就已被精準規(guī)劃完畢，后期進行分裂已毫無意義。

以螞蟻、蜜蜂、白蟻等為代表的社會昆蟲，它們的組網智能模式與人類的互聯(lián)網大組網極為相似。同樣存在劇烈的形態(tài)與功能分化，生殖壟斷現象也同樣突出。

由此可見，越是處于高級階段，分化程度越高，生殖壟斷現象就越明顯。沒有任何依據表明，未來的人類社會能夠成為例外。若想要實現類似基因組時代的公平，除非未來社會能夠創(chuàng)造出源源不斷、取之不盡的資源，從而養(yǎng)活絕大多數不從事生產性活動的個體。但這里存在著一線不確定性，我們無法判斷這究竟是一絲希望的曙光，還是隱藏著更為深沉的黑暗：在我們之上，極有可能存在一種超越人類理解范疇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