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10日早八點，電話那頭傳來一句半帶笑意的話：‘時輪同志，序寫好了嗎？’”這聲疑問自西山元帥府打到軍事科學院，話筒里是葉劍英。電話另一端卻只剩嘟嘟聲，宋時輪沒接。掛下聽筒，葉帥望著窗外杏花，搖頭輕嘆：“老伙計，現在真指揮不動了。”

葉、宋之間并無隔閡，反而情同戰友。拒寫“序”不過是宋時輪對史實的固執——他認定傳記應由檔案和事實說話，任何“前言”都可能被誤讀為拔高個人。葉劍英理解，卻仍想給讀者一個溫暖開場。短暫的“失聯”，恰好成了兩位老兵多年默契的別樣注腳。

追根溯源，二人第一次并肩，要回到1946年初的北平談判。那時軍調處里人影攢動，外頭石獅子都被冷風吹得生硬。葉劍英需要一位能說會打、能忍亦能沖的助手。宋時輪到位僅三天，便在會上遞出一份厚厚材料，羅列國民黨破壞停戰證據，條理清晰，還附了突發事件處置預案。葉劍英合上文件，對身邊人低聲一句：“此人靠得住。”多年后，他一直記得這個瞬間。

戰場再次把兩人拉近是長津湖。第九兵團倉促北上，御寒棉衣還是哈軍工士兵臨時脫下塞進車皮的。志愿軍總部催得緊，宋時輪只能“帶病開局”。零下三十度，槍膛油凝固，戰士指甲凍裂。有人事后將兵團減員歸咎于宋時輪，忽視了當時的客觀條件。對錯，毛澤東一句“特別嘉獎”已給出答案。葉劍英后來同人談起，說宋時輪那仗打得“兇狠、穩當、有章法”，只是天太冷，物資太缺，這賬不能全記在兵團司令身上。

1952年，宋時輪離開野戰部隊，走進高級步校當校長。表面是從前線到講臺的轉身，實則是中央看中他“會打仗更會教書”的長處。五年后，葉劍英奉命籌建軍事科學院，再次點名宋時輪出山。翻譯蘇軍條令、編撰我軍首部系統作戰條例，宋時輪常凌晨兩點仍對著手稿改逗號。蘇聯顧問彼得羅夫偷偷感慨：“這位中國將軍，比我們自己人還較真。”

六十年代的風云突變，讓一批老同志遭遇誤解。有人逼宋時輪寫批陳、批葉的發言稿，他抬頭一句：“我批不出來，他們都是功臣。”說完被罰掃廁所。年輕警衛見他端著木桶往返，卻從未聽到一句抱怨。李際均后來憶起那段日子，只說：“他骨頭硬，卻心平。”

1972年，國家需要重整學術與條令，宋時輪被請回擔任軍事科學院院長。機關大院里常見他騎著舊自行車往返圖書館，腳上一雙解放膠鞋，后跟磨出白邊。他主持的《步兵戰術學》直到今天仍是基層指揮員案頭常備。

1981年，中央決定為開國元帥立傳。除了朱德由中央文獻室負責，其余八位分配給軍隊各部門。葉帥傳記落到軍事科學院，葉劍英略帶玩笑：“寫我，就你們院長最合適。”宋時輪卻連連擺手：“怕寫不好，歷史來不得半點虛詞。”葉帥笑道：“你一輩子寫教材，都沒虛過。”一句話，讓他無法再推。

從1982年春起，兩位老人隔三差五在玉泉山邊散步談話。記錄本上最終留下56次交流筆記，密密麻麻，幾乎沒用形容詞。宋時輪堅持所有事件須核對兩家以上檔案，甚至親自跑到廣東興寧，核實葉帥少年投身護國運動的時間點。有人問他為啥如此執拗，他瞇眼笑：“核對是尊重，也省得后人罵咱糊涂。”

時間來到1984年春，傳記正文已全部鎖定。葉劍英突然興起讓宋時輪寫序，只給三天期限。宋時輪心里盤算：寫了恐又被夸大，不寫怕辜負老友。思來想去，他干脆“閉門謝客”。電話沒接，葉帥笑著搖頭，卻也理解那股“犟勁”。幾天后，宋時輪提交一篇《后記》而非“序”。文章只兩千余字，開頭寫道：“史書當如山，豈能以序點綴。”葉劍英翻完，默默簽字，沒有再提序文的事。

當年秋天，傳記付梓。葉劍英未能等到面世便溘然長逝。送別儀式上，宋時輪站在靈柩旁，軍禮打得筆直，袖口里卻攥著那份后記原件，紙角皺折，卻干凈無淚痕。有人說，他晚年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葉帥讓我明白，做事講擔當，做人重情義。”這句話聽來平常，卻是兩個老兵半個世紀硝煙與紙墨交織的濃縮。

今天再看那張攝于1978年的握手照，葉劍英握著粟裕與宋時輪的手，笑得開懷。三位宿將早知山河已定，卻依舊惦記如何讓后輩少走彎路。照片靜止，情義流動。宋時輪拒絕寫序的小插曲，也在無聲之間告訴我們：原則與情誼，不必對立；堅持史實，同樣是對戰友的最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