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6日，劉湘在成都發(fā)表《為民族救亡抗戰(zhàn)告四川各界人士書》，其中提到了這樣一段話：

很難想象當時已經(jīng)不聞川外事20余年的四川老兵們，在聽到劉湘這篇慷慨激昂的“請戰(zhàn)書”時，究竟是為出川抗戰(zhàn)而激動？還是為承擔戰(zhàn)略后方而困擾？

要知道，自民國成立以來，四川“群雄并起”，新興的革命派與老派軍官、土豪士紳們水火不容，北洋軍閥和滇、黔地方軍閥紛紛趁火打劫，曾經(jīng)的天府之國在大小470余戰(zhàn)中早已是千瘡百孔、遍地烽火……

在這種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川軍，升官、發(fā)財、爭地盤的思想甚囂塵上，沒有哪個軍閥會將心思花在養(yǎng)將練兵的長期工程上，兵員耗盡就再招一批，去的快來的也快。

此外，川軍人數(shù)雖眾，但卻是出了名的“三差”：紀律差，單兵作戰(zhàn)能力差，整體戰(zhàn)斗力差，加之其中不乏大量愛抽大煙的“雙槍兵”，莫說沖鋒陷陣，平時走路都顯得搖晃不穩(wěn)。

這樣無休止的軍閥混戰(zhàn)狀態(tài)，直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才得以產(chǎn)生質的改變……

出身于四川大邑劉氏家族的劉湘，早年先后在四川武備學堂和四川陸軍講武堂深造。由于能力出眾，混跡軍旅的他如魚得水，僅用了18年時間便從一名新兵一躍而成為川軍的總司令。

有野心，好名利，但卻懂得左右逢源，以退為進，這也是劉湘為何能在龍蛇混雜的川軍之中坐上第一把交椅的關鍵。再加上他主政期間力推改革，整編新軍，讓散亂的川軍第一次有了凝聚力。

西安事變期間，劉湘公開明確支持了張、楊二人用和平手段解決問題的主張，而在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后的第二天，他又是第一個通電全國“請纓抗日”的地方軍閥。

盡管當時的四川屬于西南大后方“偏安一隅”的存在，但劉湘的態(tài)度卻明確而純粹：

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園內人山人海，站在臺上的劉湘再次慷慨激昂的向川中父老和盤托出一番抗日救亡的寄語：

從這一刻起，川中往日軍閥民怨，派系征伐都已不復存在，團結重義的川人開始擰成一股繩兒，同仇敵愾、共赴國難。

值得一提的是，報名參軍的人群中，有一位叫王者成的老人，因年過五旬而被招募處拒之門外。但他并未就此放棄，在將自己唯一的兒子送去參軍的同時，又親手制作了一面帶有斗大一個“死”字的軍旗，旁邊還有幾行引人注目的小字：

一面“死”字軍旗，寄托著川軍的軍魂，也在冥冥之中預示著抗日征途的悲壯。在明知裝備和戰(zhàn)斗力有限的情況下，川軍仍主動選擇了靠前做“炮灰”。

1937年8月，摒棄前嫌的各路川軍匯編為14個師，組建了第22和23兩個集團軍出川抗日，其中的大部分都是10到18歲左右的“娃娃兵”。

而其中最精銳的部隊，裝備也不過是四川造的79步槍、大刀和長矛，唯一的重武器只有土造的輕重機槍和迫擊炮。再加上又是秋涼天氣，這群單兵的后勤只有兩套布軍裝、一副綁腿，遠遠望去像是十足的“乞丐”隊伍。

更尷尬的是，由于沒有配發(fā)軍費，劉湘只得與其他川軍高級將領解囊籌集了近 50萬元，加上民眾募捐的50萬元，才勉強湊齊了出川的路資。

自己造武器，自己湊軍費，這樣的抗日奇聞確屬罕見。但即便川軍上下眾志成城，慷慨赴國難，首次走出四川的他們在一開始并沒有得到任何贊譽，反而口碑急轉直下。

出川抗日前，劉湘曾提出提出能將川軍和滇軍、桂軍放在一起，作為一個方面軍使用，實在不行，至少也要讓川軍保存完整編制的請求。但在當時并沒有得到國軍上層的重視，川軍抵達正面戰(zhàn)場后，很快被以軍和師甚至團和營為單位分散到各個戰(zhàn)區(qū)。

化整為零，沒有依靠，使得川軍瞬間失去了主心骨。22集團軍被調往山西時又適逢太原失守，川軍遭遇日軍機動快速部隊的沖擊后灰頭土臉，匆忙后撤。沿途經(jīng)過晉綏軍軍備庫時，幾個川軍師長、團長就命人破門而入，先解決川軍的草鞋和單衣問題。

這么一來，又無疑觸怒了本就精打細算的閻錫山。獲悉川軍私搶軍備的閻錫山頓時火冒三丈：

另一路的第23集團軍日子也不好過，原定到達武漢后被劃歸一戰(zhàn)區(qū)程潛指揮的他們，又被程潛連連拒絕：“閻老西不要，你給我？這種爛部隊我不要。”

即便面臨著被趕回四川的尷尬局面，但劉湘出川抗日的態(tài)度依舊堅決：

隨后，作為首支出川抗戰(zhàn)隊伍的第20軍趕赴淞滬戰(zhàn)場，在大場與日軍血戰(zhàn)5個晝夜，土槍土炮硬是擋住了日軍主力的輪番進攻，撐到了友軍接防時刻。但此戰(zhàn)過后，20軍傷亡慘重，全軍撤至嘉定整編時只能縮編為兩個旅。

1937年11月，日軍主力直趨安徽，威脅南京側背。川軍145師苦守廣德3晝夜，終因彈盡糧絕丟失一線陣地，師長饒國華率僅剩的一營戰(zhàn)士進行反攻，卻遭遇日軍三面合圍。絕境之下，饒國華留下了最后遺言：

寫下這封絕筆書后，饒國華將軍舉槍自盡殉國。而伴隨著淞滬、廣德兩戰(zhàn)下來，川軍也以一身“蠻性”打掉了所有質疑聲音。1938年1月20日，48歲的劉湘在漢口病逝，年僅48歲。部下在整理他的遺物時，從他的遺囑中發(fā)現(xiàn)了這樣一段話：

不多時，徐州會戰(zhàn)的大幕緩緩拉開，時任第五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的李宗仁主動站出來為川軍解圍，將他們調至自己麾下。殊不知，正是這個在當時飽受爭議的決定，成就了日后川軍抗日的赫赫威名。

1938年3月，為打通津浦路一線，日軍派出精銳部隊第33旅團進攻戰(zhàn)略要地滕縣。

一旦滕縣有失，徐州北面將門戶大開，在二線防御尚未來得及部署的情況下，日軍即可就此長驅直入，一路南下。

形勢危急，來不及集結優(yōu)勢兵力組織防御的李宗仁，一面親自趕往徐州坐鎮(zhèn)指揮，一面急調剛從山西戰(zhàn)場撤下來的川軍第22集團軍趕赴滕縣駐防，并下達了“嚴防死守、以待增援”的命令。

話雖如此，但這也是李宗仁的無奈之舉。畢竟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援軍何時能到，只盼能拖一天是一天。

3月9日，日軍對滕縣發(fā)動了總攻，飛機、大炮狂轟濫炸，滕縣外圍陣地反復易手。川軍雖拼盡全力打退了日軍多方位的數(shù)次進攻，但自身防御消耗也很明顯，一個不起眼的小陣地失守，往往都意味著守軍的全部陣亡。

有人曾勸說時任川軍一線總指揮的122師師長王銘章，滕縣聚攏的各部隊總共不過3000余人，除去傷員后，有戰(zhàn)斗力的更是不足2000人，與其以卵擊石，倒不如撤到城外去開展游擊戰(zhàn)和運動戰(zhàn)。

但王銘章態(tài)度堅決，在明知援軍可能無望的情況下依舊下決心堅守滕縣。他深知川軍一旦撤出滕縣，日軍便會以最快的速度直撲臺兒莊，趁守軍防線尚未構筑完備集中全力突破，到那時后果將不堪設想。

為此，王銘章在最后的作戰(zhàn)會議上說了這樣一段話：

另一邊的日軍怎么都不會想到，他們優(yōu)勢的機械化兵團會被裝備簡陋的川軍死死拖在滕縣寸步難進。日軍最終決定孤注一擲，企圖動用炮火攻勢將滕縣化為一片焦土。

很快，滕縣城墻的幾側都被日軍撕開了口子。戰(zhàn)況越發(fā)危急，城墻失守，被逼入巷戰(zhàn)的川軍幾乎已無險可守，王銘章親臨城中心十字街口指揮作戰(zhàn)，不幸身中數(shù)彈，壯烈殉國。

戰(zhàn)至最后，守城的川軍除200人突圍外，剩余3000余人全部殉難，最后的300名重傷員亦與日軍肉搏至死，或用手榴彈自盡，無一俘虜。

直至3月18日午前，滕縣的槍炮聲才停了下來。一個小小的縣城，竟然頂住了108小時的圍攻，憋了一肚子氣的日軍不敢再耽擱，南下直撲臺兒莊，卻在那里吃到了全面侵華以來最大的一次敗仗。

戰(zhàn)后，李宗仁曾不無感慨的說出這樣一段話：

350多萬川軍出川抗戰(zhàn)，傷亡者高達64萬多人，參戰(zhàn)人數(shù)之多、犧牲之慘烈，居全國之首。

一雙草鞋奔馳全國千萬里路的川軍，連日軍都不得不承認他們是“旁系之有力部隊”，一再避免與之交戰(zhàn)，畢竟這樣不怕苦，不怕死，不后撤的強大對手，即便是他們引以為傲的“武士道”精神，怕是也難與之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