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漫歷史長河中，諸多珍貴的古籍文獻因戰火、天災或人為因素而失傳，使得我們對古代歷史的認知猶如霧里看花，存在諸多空白與誤解。

然而，1700 多年前西晉時期的一次盜墓事件，卻意外地為我們揭開了一段塵封已久的歷史，一本被深埋地下的奇書重見天日，它所記載的內容，足以顛覆人們對過往歷史的傳統認知，甚至讓秦始皇焚書的真相也逐漸浮出水面。

故事要從西晉太康二年（公元 281 年）說起，在離都城洛陽不遠的汲郡，有個臭名昭著的盜墓者，名叫不準（此處 “不” 作為姓氏，讀音為 biāo 或 fǒu ）。此人長期以盜墓為生，方圓幾十里大大小小的帝王墓幾乎都被他光顧了個遍。

某一天，不準趁著月黑風高，潛入了汲郡城郊一座規模宏大的古墓。進入墓穴后，他在火把的亮光下，瘋狂地將各種金銀財寶、陪葬物品收入囊中。然而，就在這時，意外發生了，不準手中的火把突然熄滅。

在驚嚇之余，他為了繼續尋寶，隨手撿起地上的一些竹簡，將其拆開來，當作火把點燃。一番折騰后，不準滿載而歸。很快，附近的村民們發現了打開的古墓和墓室口散落的竹片，知曉此墓也沒能逃過不準的黑手，便迅速通知了官府。

等官員們趕到時，墓室里的金銀財寶早已被盜得七七八八，只剩下散落一地的竹簡。對于不準來說，這些竹簡一文不值，可官員們看到竹簡上的文字后，卻發現一個都不認識，他們推測此墓或許有著一定的歷史。

此事可大可小，汲郡政府不敢耽擱，立刻上報了朝廷。當時，晉武帝司馬炎剛剛消滅了孫吳政權，統一了天下，中原地區也逐步安定下來。朝廷得知此事后，一面派人緝拿不準，一面調遣多位史官研讀古墓中發現的竹簡。

盡管一些竹簡被不準當作火把燒掉了，還有一些被不明真相的群眾毀壞，但經過整理，古墓中仍然裝了滿滿 10 大車竹簡。經初步分析，這些竹簡來自戰國時期，而墓的主人正是戰國時期魏國第四任國君魏襄王。也就是說，此墓距離西晉時期已經有 500 多年的歷史了，這也就難怪西晉人讀不懂竹簡上的文字。

史官們經過多年的研讀，從竹簡中一共整理出了 75 篇古文獻，合計超過 10 萬字。其中包含《易經》《國語》《瑣語》《大歷》《紀年》等眾多早已失傳的典籍。而在這些典籍中，最為珍貴的當屬《紀年》十三篇。由于它是按照年代記事，且寫在竹簡上，后世便將其稱為《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之所以被稱為奇書，首要原因在于它是戰國時期魏國的史書。眾所周知，東周之前，中國絕大部分史書都未能逃過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厄運。而《竹書紀年》因為被魏襄王帶入陵墓，深埋地下，從而幸運地躲過了這一劫。

公元前 213 年，秦始皇聽從李斯的提議，為了鞏固君主專制集權，統一老百姓的思想和價值觀，下令將秦國以外的各國史書全部燒毀。秦始皇的焚書之舉，讓中國的歷史出現了嚴重的斷代，也因此被史家痛罵了幾千年。

在焚書之后，儒家學士們依據民間流落的一些典籍，整理出了《春秋》《左傳》《國語》等，但這些都難以算得上是正史。而魏王墓中出土的《竹書紀年》，卻是貨真價實的魏國官方史書，且比司馬遷所著的《史記》足足早了 200 多年。

《竹書紀年》的內容與我們所熟知的傳統歷史記載存在著諸多驚人的差異。例如，關于堯舜禹禪讓的故事，在儒家思想中，這一直被視為是賢能之士傳承權力的典范，充滿了和平與美德。

然而，《竹書紀年》卻記載，堯并非自愿將帝位禪讓給舜，而是舜發動政變，囚禁了堯，奪取了帝位，并且還阻止堯的兒子丹朱與堯相見。同樣，舜與禹之間也并非是和平的禪讓，而是禹通過武力逼迫舜退位，最終舜在南巡途中死去。這一記載與儒家所倡導的 “仁義”“禮讓” 等觀念大相徑庭，對儒家的價值觀產生了巨大的沖擊。

再如，關于商朝賢相伊尹，在傳統認知中，他是一位輔佐商湯建立商朝，又盡心輔佐其后繼者的忠臣。但《竹書紀年》中卻記載，伊尹并非是傳統意義上的賢相，他曾將商王太甲囚禁在桐宮，自己奪取了政權，統治了商朝長達七年之久。

后來，太甲逃出桐宮，殺死了伊尹，才重新奪回了王位。這一記載，完全顛覆了人們對伊尹的傳統認知。

這些與傳統歷史記載截然不同的內容，使得《竹書紀年》在史學界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從西晉年間竹簡被解讀之后，由史學家所編著的 “初釋本” 和 “考正本” 便流傳了下來。

然而，不知是否因為其內容過于驚世駭俗，如此重要的一本史書，“初釋本” 和 “考正本” 竟然雙雙失傳。到了唐代末期，《竹書紀年》開始逐漸失散，北宋年間，已經找不到有關紀年的詳細文獻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到了明朝時期，這本遺失的史書又突然出現了。史學家們將元末明初出現的《竹書紀年》稱為 “今本”。但大部分學者一致認為，“今本”《竹書紀年》是明朝人偽造的。難道我們真的再也看不到真正原版的《竹書紀年》了嗎？

其實不然，從西晉開始，到竹簡失傳前的唐朝末期，有眾多古人都看過竹簡，并且在自己的書中引用過《竹書紀年》的內容。

于是，從朱右曾開始，再到王國維、范祥雍等幾位史學家，花費了近百年的時間，翻遍了古籍，尋找竹簡中遺落的文字，最終讓部分《竹書紀年》的原始內容重現人間。他們共同修訂的版本被稱為《古本竹書紀年》。雖然這只是一本殘本，但仍然具有極大的歷史價值。

那么，《竹書紀年》為何會失傳呢？關于這個問題，并沒有任何史料的明確記載，我們只能從其所處的年代和背景進行推測。《竹書》失傳的年代，恰好是儒家學說興盛的時期。而竹書中所記載的 “堯舜禹拼殺上位”“賢相伊尹囚主奪權” 等內容，與儒家思想完全格格不入。

尤其是堯舜禹禪讓的故事，對于儒家的價值而言，甚至不亞于耶穌對于《圣經》的意義。打擊 “堯舜禹” 就等同于打擊儒學，打擊忠君思想，甚至被視為打擊皇權。所以，《竹書》被視為異端也并不難理解。

我們都知道孔子是春秋末期的人物，而《竹書紀年》是戰國時期魏國的史書。如果《竹書》中所記載的歷史是真實的，那么孔子極有可能是知曉這些事情的。也就是說，從孔子作《春秋》開始，他就一直在講述一個被美化過的歷史。

孔子認為兒子做了壞事，老子就應該幫忙隱瞞；同樣，老子做了壞事，兒子也得幫忙隱瞞，他覺得這才是維系和諧社會的正確做法。但這其中的另一層含義，卻不禁讓人細思極恐。

不過，話又說回來，對儒家史籍的質疑，并不能確鑿地證明《竹書紀年》的內容就一定真實。對于春秋戰國時期的記載，由于《竹書紀年》本身就處于這個時代，其準確性可能比《史記》更高一些。

然而，三皇五帝的上古時期與《竹書紀年》所處的時代相距甚遠，其關于上古時期的內容也未必絕對可信。春秋戰國時期，禮樂崩壞，天子的地位不斷受到諸侯的挑戰，“趙魏韓三家分晉” 更是以下克上，完全背離了禮制。

《竹書紀年》作為魏國編寫的史書，他們很可能會借此來宣揚自己的合法性。畢竟，從上古時期就沒有什么舉賢禪讓，有的只是血腥的政變。那么趙魏韓三家分晉，自立為王，也不過是順天下大勢而為，合理合法，根本就無需受到道德的譴責。

到了《紀年》無意中被發掘的西晉時期，得國不正的司馬氏，之所以大力研究解讀竹簡上的文字，或許也是為了強調司馬懿的篡權史，也是順應局勢，并非冒天下之大不韙。

一千多年來，對于《竹書紀年》和儒家史籍誰真誰假，史學家們爭論不休。但說白了，一切的歷史都是思想史，史料的記載也不過是為了服務王權。也許有一天，一個偶然的機會，考古學家們能有更偉大的發現，找到其他被深埋地下的竹簡，從而為我們解開更多歷史的謎團。

而《竹書紀年》的出現，無疑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重新審視歷史的大門，讓我們對秦始皇焚書的真相也有了新的思考。秦始皇焚書，或許不僅僅是為了統一思想，也有可能是為了掩蓋某些對其統治不利的歷史真相，而《竹書紀年》這樣與傳統認知相悖的史書，自然也在他的焚毀之列。

但歷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總會在不經意間給我們帶來驚喜，讓那些被掩埋的真相，有機會重見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