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月與薔薇——伊朗文明的千年經緯”特展在南京博物院展出。展覽匯聚了來自伊朗境內禮薩·阿巴西博物館、莫格達姆博物館等五家文博機構的151件/套展品，展品種類包含陶器、金屬器、玻璃器、紡織品及細密畫等，時間跨度從公元前3000年至20世紀，涵蓋了伊朗文明的發展歷程，也生動展示了中國與伊朗之間的友好交往歷史。

克爾曼產羊毛地毯

伊朗自古以來便是東西方文明的交匯點。展覽策展人管琳介紹，伊朗高原包容了遠古文明、波斯文明、古希臘文明、阿拉伯文明、突厥文明、蒙古文明、土庫中亞文明等多元文明，這些璀璨的文明火花在這片土地上交匯、碰撞，最終發展出了獨具特色的文明內涵及藝術風格。

展覽以時間為軸，選取了12個伊朗文明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王朝，分為“源遠流長的古代文明”“異彩紛呈的中古時期”“變革與復興的近代篇章”三個部分。

黃金獅首授權環

踏入展廳，獨立展柜中陳列的黃金獅首授權環成了矚目的焦點。“在古代伊朗文化中，環形因形似太陽而被賦予了存在、起源、創造與永恒等多重含義。環形物品，如手環、臂環、指環等，曾被廣泛地制造和使用。”管琳介紹，這件授權環就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的文物，主要用于統治階層中上級對下級的權力授予儀式，象征著雙方對忠誠誓言的相互承諾。儀式中，統治階級的中上級與下級共同握住這個授權環，代表了權力的授予。

伊朗地毯自古在國際上享有盛譽，展覽中就有六幅非常精美的伊朗地毯。其中一件20世紀早期的“克爾曼產羊毛地毯”上繪制了一幅生機盎然的自然畫卷。“我們可以看到地毯的主體圖案是以三根富有生命力的主枝向上延伸出的‘生命樹’，側枝上綴滿了石榴、葡萄等果實，還有鸚鵡、孔雀、火烈鳥等珍禽。”管琳介紹，地毯的主邊則由豐富多樣的生物以及十枚人物圓形紋章環繞。紋章上分別刻畫有身著羅馬、印度、中國、阿拉伯、澳大利亞等地傳統服飾的人物形象。

早在近2000年前，古代中國與古代伊朗的文明之光就因絲綢之路的出現而產生了交集，延續至今。

米納伊彩繪波斯愛情故事碗

碗心描繪了兩位具有突厥特征的青年男女，身著融合伊朗傳統元素的服飾……展覽中的這件“米納伊彩繪波斯愛情故事碗”演繹了一段源自阿拉伯傳統的波斯愛情故事。管琳介紹，這種繪畫風格就起源于我國新疆地區。以繪畫講述故事情節的做法，起源于摩尼教的傳播方式。作為軍事奴隸進入伊朗的突厥人，經過幾代人的戰功積累，地位得以提升。后來，他們掌握了地方政權，成為高檔手工藝品和日用品的主要使用者，他們的形象也逐漸出現在這些工藝品上。

蓮花紋銀盤

展覽中的一件蓮花紋銀盤來自公元前5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的阿契美尼德時期。蓮花紋飾在伊朗歷史的各個時期均被廣泛采用，此類盤具代表了阿契美尼德時期金銀器的典型樣式。而旁邊一同展示的一件南京博物院藏西漢銀盒，造型與漢代及以前中國容器的傳統風格迥異，是用錘鍱法在金屬器上壓印出凸瓣紋。管琳介紹，這種金屬加工技法在阿契美尼德時期興盛起來，可追溯到亞述時期。

西漢銀盒

展覽中，還有兩件玻璃碗被陳列在同一展柜中。“右邊的半球形碗是典型的伊朗薩珊時期玻璃器，器表飾有四排凹點紋飾，雕刻有繁復的花卉圖案。”管琳告訴記者，部分薩珊王朝的玻璃器皿，尤其是飾有典型薩珊風格紋飾的碗類器皿，曾遠銷至中國、日本和朝鮮半島，這在當地的墓葬與寺廟遺址中都有所發現。“其中就可能包括左邊這件出土于江蘇句容劉宋元嘉十六年墓的龜背紋玻璃杯。這個玻璃杯杯腹飾有六排磨花紋飾，整體呈龜甲狀分布，裝飾手法類似于鉆石切割工藝。從藝術風格分析，這種龜甲狀磨花具有鮮明的薩珊風格特征。”管琳介紹。

13世紀，蒙古人將阿拉伯工匠帶入中國，也帶來了銅胎掐絲琺瑯技藝。明代景泰年間，宮廷盛行此類工藝，制作的器型涵蓋陳設品與日用器皿。紋飾也從早期伊斯蘭風格的番蓮紋，漸次發展出動物、花卉及瓜果等本土化圖案。“南京博物院藏的這件清代銅琺瑯蓋碗就體現了當時中國與伊朗文明的交流互鑒。”管琳說。

江南時報記者 錢海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