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上海的多個藝術館美術館中，先后開幕建筑題材展覽：“貝聿銘：人生如建筑”（簡稱貝聿銘展，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建造上海：1949年以來的建筑、城市與文化”（簡稱建造上海展，在西岸美術館）、“棟梁——梁思成林徽因學術文獻展”（簡稱棟梁展，在趣看美術館）。這一系列展覽都面向公眾開放，獲得了積極熱烈的反響，也引發對“觀展門檻”的討論。雖然建筑本身就是技術與藝術的結合，被譽為“凝固的音樂”“石頭寫成的書”，并天然存在于公眾的日常生活之中，但建筑藝術確實具有獨立于其他藝術形式的特殊性質，這既構成了建筑學和建筑師作為獨立學科和職業領域的基礎，也導致了建筑展覽與其他藝術題材展覽的差異。不妨從建筑師的角度，簡要地談一談建筑展覽的兩個基本方法。

“逆生長”——品讀建筑師的人生

建筑藝術與其他藝術形式的本質區別在于，不僅可以在外部欣賞，還可以進入內部體驗。建造這種容納人類活動的空間，需要耗費巨大的資源，因而建筑也是一種極其昂貴的藝術，難以獨自完成。品味建筑需要先品讀建筑師的人生，這是一個“逆生長”的方法。此次貝聿銘展的題目就是“人生如建筑”，展覽的開篇就介紹貝聿銘及其家族與上海的淵源，這也成為觀眾津津樂道的話題之一。

人生的發展歷程理論上可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身體的成長、技能的培養、社會關系的發展。對照而言，貝聿銘的第一個人生階段有很大部分在上海度過，第二個階段則在美國開啟。他的科班之旅由結構工程起步，一段時間之后才轉為建筑學。這樣的人生印記在貝聿銘的職業生涯中愈發顯著，他的許多作品都是結構工程的杰作，又富有獨特的藝術魅力，他最鮮明的設計語言“三角形”就是如此。格構化的結構形式具有優越的力學性能，最優解的三角形也會自然成為建筑主基調，也就是貝聿銘建筑藝術的母題。閃耀著三角形切面的香港中銀大廈是貝聿銘技術含量最高的代表作之一。他的諸多建筑藝術杰作都是技術優勢與社會關系的結晶，如肯尼迪圖書館、華盛頓國家藝術館東館、盧浮宮玻璃金字塔等，這些建筑都是三角形母題的，也都是社會關系的總和。

貝聿銘的職業生涯橫跨大洋。“建造上海：1949年以來的建筑、城市與文化”試圖梳理內在線索。有別于貝聿銘的“個展”，上海展里的建筑師多為群體，如設計院。當前在國內，“負責制”的“建筑師”實際上就是設計院。不同的建筑師會創作出不同的建筑藝術作品。

國內的建筑學學科是西方舶來品，最早期的建筑學引進者和國內建筑學學科的奠基人中，包括梁思成、林徽因。從“棟梁展”中梁林的學術文獻可以看出他們的重大貢獻在于——將西方建立的建筑學學科應用于中國古代建筑的科學化，進而奠基了國內的建筑歷史學科（建筑學一級學科下設建筑歷史二級學科）。在此之前，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雖然曾經達到了人類木藝的頂峰，但并未成為“科學”。“棟梁”一詞，既是指代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稟賦，更是頌揚梁林在該領域科學化的開創性貢獻。

梁林的職業主要在于建筑科研，因而他們留存于世的成果主要是學術文獻而非建筑作品。換言之，在建筑師之外，梁林更是學者，而他們研究的中國古代建筑的創作者們，則是工匠。東西方古代都有建筑匠人，但中國建筑領域的科學化進程長期落后于西方。西方在古代希臘時期已經出現了建筑領域的科學化（如用三角函數明確神廟建筑的立面形制）并持續發展完善；而中國直至宋朝晚期才出現較為系統的建筑技術規程《營造法式》，但后朝對其只事抄錄而無傳揚，至20世紀初期再版時，已猶如天書。

科學的缺位，導致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在經歷技藝上的輝煌后，又險些失傳，這也從一個方面顯示了建筑領域中科學與藝術的攸關。梁林的建筑師人生可以說就是一條“打撈”中國建筑木藝的道路，最初的指路人與最有力的支持者則是梁父啟超。梁啟超選擇將建筑歷史納入其“新史學”的范疇，巧妙地突破了古代中國知識分子研習科技的社會觀念芥蒂。

“逆設計”——解析建筑師的作品

技術與藝術有一個本質區別，前者從物的客觀性質出發追求效能，后者則從人的主觀感受出發觀照冷暖。技術與藝術在建筑中的融合，不僅在建筑落成之后呈現，還貫穿在建筑設計的過程之中。由于建筑藝術獨特的空間性，建筑展覽在某種程度上又很類似于建筑設計，就是都在脫離建筑物本身的場景中呈現建筑，使用著相同的媒介（如圖紙、模型、影像）去轉呈建筑。兩者的區別在于，建筑設計時，內容是從想象到實體、從發散到收斂、從微縮模型到實際大小……而展覽呈現時則相反，這就是“逆設計”。解讀剖析建筑師的作品就是逆設計的過程，也是建筑專業科班教學的一個重要方法。

貝聿銘展和上海展都調用很大篇幅再現建筑作品的設計過程，梁林的學術研究本身也正是對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設計的還原分析。精彩建筑的設計過程往往也很精彩，使得對其分析還原富于趣味，也體現了從人的主觀感受出發的藝術性特征——相較而言，另有一類技術性的建筑展覽則主要展現成品的參數指標，運用的是工具理性的方法論。

貝聿銘展中的一段影像演示了建筑師最初在一段方尖碑形狀的模型上剖切推移，構思出大樓形體雛形的過程。這種以造型啟動的設計流程，也體現出雖然當時香港中銀大廈面臨嚴峻的資金和技術挑戰，但建筑形象仍是首要的因素，反映出藝術性對劃時代建筑事件的特殊意義。這種建筑藝術性意義在東方明珠塔電視塔的設計過程中亦然，也在上海展中被生動再現。東方明珠的名稱是在電視塔造型方案定稿后才確定的，本身就是對建筑形象的生動描繪。

棟梁展中的學術文獻，有很大部分本身就是“逆設計”——分析還原中國古建筑的設計。其最基礎成果是對古建筑的測繪圖紙，精美細致，本身就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并且，這些測繪圖紙是從實物到紙面的，與從紙面到實物的設計圖紙相反。梁林系統性地還原出這些古建筑的設計原理，還總結出中國古建筑尤其是“大木作”的美學機理，如立柱的“側角”、橫梁的“升起”、屋頂的“反宇向陽”等經典造型手法，都有相應的工程技術原因，闡釋了中國古建筑藝術的理性基礎。

“逆設計”不僅是時序上的，還是表象與內在上的。建筑的現場是難以替代的，但也是混合的、表象的，建筑展覽則可以更有條理地“劃重點”。為此，建筑展覽在文獻之外，通常還會使用模型更直觀地揭示視覺藝術與形式美學后面的設計邏輯，包括用沙盤模型展示超視距尺度上的相關要素，以及用拆解式的模型去透視內部空間組合的構思等。貝聿銘展在后者上有一個比較激進的案例，將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模型，依照建筑師的空間布局“妙手”，拆解為兩個獨立的模型及展臺，用“分席而坐”的方式強調建筑作品最關鍵的設計策略。

在這幾個建筑展覽中，“逆設計”的專業門檻相對更高，例如不少觀眾未能體會到貝聿銘展上“分席而坐”模型的意圖。葡萄牙建筑師“阿爾瓦羅·西扎的檔案”展覽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開幕，與尚未結束的貝聿銘展相遇。希望本文對觀看這一建筑展覽也有所幫助。

原標題：《新民藝評丨廖方：“逆生長”“逆設計”——建筑展覽的兩個基本方法》

欄目編輯：華心怡 文字編輯：沈毓燁

來源：作者：廖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