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1967年1月-2025年7月7日）

傅國涌，1967年，傅國涌生于浙江樂清，歷史學者，自由撰稿人。多年來，先生多關注中國近代史（特別是百年言論史和知識分子）、青少年教育等問題。出版包括《金庸傳》《百年尋夢》《葉公超傳》《追尋失去的傳統》《《尋找中國之美》等多部作品。

文|謝志浩，作者授權發布

2025年7月7日，星期一，旅居日本的趙國君先生通過微信朋友圈極其沉痛地宣告：傅國涌先生于今日凌晨，因心梗發作離世，享年58歲。稍后，又看到丁東先生所寫的《惜別傅國涌》，實在難以想象，一位以柔弱勝剛強的『燃燈者』，就這樣離開了。

我與國涌是同一代人，曾經有過交往，存在一定交集，加以我也罹患心梗，因此，國涌的去世，某種程度上對我來說有非常大的“代入感”。我是1965年10月生人，國涌是1967年1月生人。本人對于同一代人，一直有所注意，也曾寫過與我同歲的魏敦友先生。遙想當年，1999年開始描繪“百年中國學術地圖”時，關注的視線集中在1850至1950年激蕩的百年史中應運而生的知識人。

總的看法，“百年中國，薪火五代”，第一代知識人，嚴復，康有為，蔡元培，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其中，蔡元培、章太炎和王國維三位先生是傅國涌老家——浙江鄉賢，第一代篳路藍縷；陳寅恪，趙元任，胡適，錢穆，第二代發凡起例；張岱年，錢鐘書，費孝通，季羨林，第三代承上啟下；茅于軾、李澤厚、陳樂民、資中筠，第四代沉郁頓挫；周其仁，鄭也夫，秦暉，吳思，第五代『上山下鄉』，我的恩師蕭延中先生也屬于這一代。

65后大體上比第五代差十多歲，這一代的代際特征并不是那么明顯，有點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總覺著這一代還年輕，出水才見兩腿泥，一切還早，來日方長，其實不然，這一代也在漸漸收官。比如，2025年10月份，本人退出“江湖”，正式成為“退休人員”。所以說對于同代人的“出處”，對這同代人的“際遇”，懷有復雜的心緒。我在描繪“百年中國學術地圖”時，多少帶有這一代人的體溫。這一代人的“當身際遇”，這一代人的“學思脈絡”，這一代人的“心路歷程”，可以說感同身受。

國涌的遽然離世，給我強烈的刺激，也可以說傳達一個信號：某種程度上，1965年前后出生的一代學人，即“65后”學人，不僅慢慢進入收官階段，而且，一不留神就會來到生命的盡頭。所以說，就有一種“加速感”，時間和空間對這一代人的擠壓。這個意義上說，國涌的離世，具有一定象征意義。

說一說我心中的傅國涌先生，傅國涌是如何成長的？本人梳理一位學者，往往從三個方面入手，也就是三個“抓手”：第一當身際遇，第二學思脈絡，第三心路歷程。梳理國涌也是如此，第一部分“傳奇的當身際遇”；第二部分“寬闊的學思脈絡”；第三部分“曲折的心路歷程”，我會在第三部分，談一談我與國涌的交游；第四部分“斯人而有斯疾也”。國涌的離世何以對我產生如此之大的刺激？我也曾經罹患心肌梗塞，這就是為什么說有很強烈的“代入感”；第五部分“死后哀榮”。就是我在“朋友圈”或“公眾號”看到學界友人對國涌的追念。

如果沒有丁東先生借《惜別傅國涌》一文獨家披露，自以為頗了解國涌先生的當身際遇，因為彼此都是同代人，也就是說，出生于“文革”，同時，得益于“改革”。某種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各異角色親歷了由“文革”嬗變為“改革”這一波瀾壯闊的過程。歷史是一種合力！國涌不到一甲子的生命歷程，猶如一位懷揣著道義的使徒，全身心地投入到推動文明轉型的行列之中，并為之奉獻出血水，汗水和淚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覺得對65后這一代人應該非常熟悉，因為擁有共同經歷過的『震撼性時刻』（魏敦友教授用語，多用于知識性的“發覆”，這里更傾向于形容那些足以載入史冊的歷史性時刻）。不僅如此，同一代人還有著相近相通的心路歷程，以及型塑同一代人“學思脈絡”的閃亮的名字和光輝的著述。

其實，并不盡然，尤其是國涌，竟然成為“熟悉的陌生人”。一段時間之內，國涌氣場強大，一紙風行，“鋪天蓋地”，著述之勤，不知道一年要出多少本書，當然，這些『立言』的工作，足夠吾輩為之奮斗一生了，國涌并不是只有『立言』這一個人生，還有『立德』和『立功』。古圣先賢貪大求全，總想爭取三不朽！即使占了一項，也非常值得榮耀！

毋庸諱言，國涌『事功』方面，不僅沒有取得任何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而且，還反受其累，屢遭蹭蹬。其實，歷史正是不間斷的接力，前赴后繼，屢起屢仆，屢戰屢敗，雖敗猶榮！

至于『立德』方面，幾乎異口同聲，眾口一詞，國涌流淌著德性的光芒。這在轉型時代，遭遇道德滑坡的中國，簡直是一個異數！

1935年11月23日，愛因斯坦出席在紐約一家博物館舉行的居里夫人的悼念會并發表講演，高度評價居里夫人的一生：

在像居里夫人這樣一位崇高人物結束她的一生的時候，我們不要僅僅滿足于回憶她的工作成果對人類已經做出的貢獻。第一流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后者，它們取決于品格的程度，也遠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熱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歐洲的知識分子中間，歐洲就會面臨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

這里請容許我仿照一下愛因斯坦：傅國涌的品德力量和熱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中國的知識分子中間，中國就會面臨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

一

為什么說是“傳奇的當身際遇”呢？這一代人有什么“傳奇”可言？如何有資格成就“傳奇”？

“65后”不像出生于1930年左右的第四代學人，他們不僅目睹了“舊中國”到“新中國”推陳出新的過程，而且，還感受歷史窾坎鏜鞳，也就是改朝換代；同時，這是一批與新中國『道統』和『學統』相共生的“紅色狙擊手”，他們淋漓盡致體會到了“運動治國”和“學術批判”的體溫和脈動。

同時的話，也不像第五代學人，他們首先是“紅旗下的蛋”，生在紅旗下，長在新社會，其次，接著他們是掀起反潮流紅色狂瀾的“紅衛兵”，再次，由“棍子”變為“棄子”，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成為最重要的當身際遇。更不用說，與百年中國學術地圖上的前三代學人相比較，第一代學人，第二代學人，第三代學人，明顯感到，他們的當身際遇比較厚重。老輩為什么厚重？因為長壽，履歷豐厚，閱人無數，歷經滄桑，百煉成鋼。

某種程度上春秋正富，這一代人還很年輕，沒有經歷過多少事兒。其實，一代有一代的際遇，一代有一代的傳奇，這一代人也有共同經歷或者見證了很多歷史大事件——比方說1976年就是等于說是新中國的三根大柱子——周公朱公和毛公離世，比方說隨之而來的一舉粉碎“四人幫”，這都是當代史上的大事件，比方說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的政治宣言始自這次全會。

1979年后開始推廣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里邊，九號院——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連續起草五個“中央一號文件”，以柔弱勝剛強，中國這艘超級巨輪，撥正航向，通過在農村實行“讓步政策”，成就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1979年費孝通受命重建中國社會學，然后，他的博士生回溯費孝通曾經進行田野調查的吳江，一度連春節都不回家，駐守在調查點，就是為了見證并書寫這場『靜悄悄的革命』。

就是說，在我十八九歲之前，還是人民公社，經常唱“我是公社小社員”，那個時候，春假拾麥穗，秋假摘花生。別看國涌在江南，浙江樂清，但是，全國一盤棋，東西南北中，工農商學兵，黨是領導一切的，也都是人民公社。但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沒有幾年，“人民公社”的牌子就換成“鄉”或“鎮”了，是一種『靜悄悄的革命』。

就可以看，這種類似的事件，經歷的還非常多。包括說“我的1997”，1997年東方之珠香港回歸，1999年澳門回歸，這都是當身際遇中的歷史大事件。所以說，任何一代人既不用妄自尊大，也不用妄自菲薄，這一點非常關鍵。也就是說，這一代人依然可以成為一個傳奇。以后的人在書寫這一代人歷史的時候，完全可以說，這一代人也書寫了屬于他們自己的傳奇，尤其是國涌這樣一位言論“巨子”。

聽到國涌先生遽然離世，腦海中第一時間涌現“巨子”這一詞匯，若有一天要蓋棺定論，不妨稱國涌為言論“巨子”。放在清末民初，傅國涌先生極有可能是和清末民初言論界梁啟超先生相提并論的一代巨擘。國涌先生書寫了屬于自己的傳奇。

當代中國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清末民初如果說有一點不一樣的話，那就是總想跟英雄論出處。有人就說，傅國涌他的那個學歷不是那么特別好啊，先天不足，后天失調。此種謬論，不值一駁，無奈，三人成虎。但是，國涌后天改變了。

我比國涌稍微大一點，1982年初中畢業，有的同學考取正定師范學校，中考的時候人家上的那個師范。“中考”就開始“分流”，我是怎么樣？“摸摸辛中的磚，死了也不冤”，但是，非常穎異，品學兼優，家庭清寒的學友，家長不愿意再接著供了，那怎么辦呢？趕緊掙錢吧。這時候就有可能考“中專”或者“中師”，也就是師范學校。1985年我參加高考，這時候，從“中師”畢業，養家糊口了！

稍有不同的是，國涌高中畢業，考取溫州教育學院中文系，學了一年，開始在鄉村中學教書育人。站在現在的角度，觀察那個時候，一定要有“齊物論”色彩，80年代以及9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專”和“中師”，往往都是品學兼優，家境清寒，家長想讓孩子提早掙錢養家的學子。

我有一位考入中國石油大學東營校區的同學，他父親非常反對孩子上高中。當時，我與這位同學相友善，所以，整天到他家里給他爹磨。“相親輩兒瞎胡論”，其實，若要刨根，還真有親戚關系，我叫他娘“姐姐”，稱呼他爹為“姐夫”。我說：見識別這么短淺，給他個機會，也許掙得更多，他父親勉強同意。這位同學跟我一起考進辛集中學，高中畢業考入位于東營的中國石油大學，畢業以后，接著在中國石油大學北京研究生院攻讀研究生，后來，留校當大學老師。否則的話，哪有這個際遇。話說回來，一段時間內，這個學校因為得到“兩桶油”的加持，福利待遇相當好。

人的一生，一念之差，偶然性非常大。國涌考的什么樣？也許是偏科，也許發揮失常，考的溫州教育學院，約等于現在的溫州大學。后來的院校合并當中，可以想見，溫州教育學院，幼兒師范專科學校，幾所相鄰的師范學校，以及民辦的溫州大學，“關停并轉”，這些學校合到一塊兒，最后，覺得溫州大學的名稱最響亮。

現在的話，國涌等于說是溫州大學的畢業生，但是，他就學了一年，就學了一年，真的是怎么樣？真的是“小師范”。國涌學了一年，86年入讀中文系，學了一年，然后就開始教書育人，成為一位鄉村中學的老師。小時候看過一部電影，好像是外國片兒——《山村女教師》。

這一輩子國涌的本色是什么？“國涌本色是先生”，實際上是“教書先生”，無論早年的“鄉村中學”，還是晚年的“國語書塾”，可以說一以貫之。國涌既然讀的教育學院中文系，畢業以后，大概齊，可以預判一個是語文一個是歷史，當然，如果缺老師，那么，還可以教政治，還可以教地理。鄉村中小學，適宜誕生“全科老師”。恰如“赤腳醫生”，給鄉親看病，總不能指責鄉親不會得病。

大體上幾個科目，都會有所涉獵，國涌“晚年”，編寫《泰山》、《尋找中國之美：少年西安行》、《尋找中國之美：少年雙城記》、《英倫行2017：沿著徐志摩、儲安平的足跡看英國》，學術素養不一定多么精湛，但是，看得出來，流淌著人文地理的視野和眼光。最后，國涌怎么樣，秉持著文史不分家，成為文史通才，絕非偶然，這與他的當身際遇是緊密關聯的。

別看國涌在溫州教育學院，這樣的地方多是教師培訓和進修的機構。往往已經當上老師了，教育局讓你去培訓和進修。教育學院擔負的工作就是教師培訓或者進修。教師培訓某種程度上教師什么什么師資班，等于是這個情況。也可以說，國涌在高考這個方面并不是那么穎異。但是，條條道路通羅馬，各行各業出人才，雖只接受了一年的教育，但是，他接通了這個“氣場”。

傅國涌在少年時，家境清貧，但是，母親一系，頗值得一說。大娘舅在寧波教育系統，小娘舅在中科院數學所，這個所精英薈萃，華羅庚，楊樂，張廣厚，陳景潤，2000年左右，小娘舅成為中科院院士。寧波教育系統的大娘舅，時不時給國涌寄送印刷品，家族的熏陶，耳濡目染，國涌成為文藝青年，后來在溫州教育學院讀中文系，也算水到渠成！

人是時代之子。其實，時代際遇，首先體現為家庭熏陶，其次，體現為單位體溫，再次，體現為社會風尚。當然，家庭，單位和社會大體均等的生態之下，主體精神，個人意志，也非同小可，這一點，國涌非常之突出，很強的使命意識，這是國涌區別于一般學人的地方，隱隱約約，感到國涌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

放到現在，國涌這樣的讀書種子，可能在擴招的大背景之下，考上了某所大學中文系，90年代末期擴招的那種教育生態之中，可能考上了某個大學本三院校。但是，那個時候的話，閱讀的這個含量，閱讀的這個視野，至少在那個時代，我感覺沒有多少區別。現在也沒有多少區別——基本上“零閱讀”。現在都是“刷題”？如果說“高中”刷題，尚情有可原，大學異化為“高中”的一種順延，為那個“考研”、“考公”和“考編”，也是“刷題”，走向了這個“囚徒困境”。

80年代的教育非常有彈性，因為是同一代人，所以關于國涌的當身際遇，我就非常有發言權。按理說，我就讀的那個中學相當不賴，辛集中學當時是全國重點中學。不僅要“學農”，儲運大白菜，下課后，還可以在亞洲最大的中學操場，縱橫捭闔，虎虎生風。最有意思的是，周六的時候，郵局的一位老員工騎著自行車馱著很多報刊雜志，到校內銷售，《讀者文摘》、《遼寧青年》這都是大家喜聞樂見的。所以說，一代人的精神產品，一代人的精神成長，至為關鍵。

國涌說自己見識到了《名作欣賞》，《文史知識》。我覺得他認識到《讀書》可能比較晚。但是，李澤厚先生的《美的歷程》，宗白華先生的《美學散步》，包括說黑格爾的《美學》，康德的《判斷力批判》，這是屬于文藝青年，但，不限于文藝青年最為切實的“供給側”，一脈相承。就是“解鎖”80年代，等于說一位文科生通過閱讀而走上精神成長之路，也就是當身際遇，這是一脈相承的。

只要接觸到李澤厚先生的那個《美的歷程》，肯定有宗白華先生的《美學散步》，宗先生愛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堪稱“散步學派”，是這樣的吧！既然有宗白華先生，那么，肯定會有朱光潛先生的東西——《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再往前倒，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西邊”有黑格爾，有康德，再往前倒，可以找到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同時的話，他有“兩脈”，還有一脈，便是“東邊”，為什么國涌是一位中西匯通的大家？他還有“一脈”就是中國文化的脈絡，再往前倒，他能倒到《文心雕龍》，這就是個80年代的精神生態。我相信，國涌對于周國平的《詩人哲學家》和劉小楓的《拯救與逍遙》，一定耳熟能詳。

這些都是80年代的常見書，尤其是李澤厚先生的《美的歷程》，那簡直是文科大學生的必備讀物。如果說80年代上了大學了，沒聽說過李澤厚先生的《美的歷程》，大家伙兒都會覺得詫異：究竟上沒上過大學。

讀到丁東先生那篇《惜別傅國涌》之前，一度覺得挺清楚國涌的當身際遇。國涌在溫州教育學院學了一年以后，然后在老家樂清一所鄉村中學，開始教書育人的職業生涯。可惜的是，三個學期之后，短暫的職業生涯，因為一場『巨大』的變故戛然而止。這場變故，讓國涌度過了十年左右的另一種人生！

原以為國涌的生活頗簡單，溫州教育學院畢業后開始教書，1999年辭職成為獨立撰稿人，開始寫書，僅此而已！其實，坊間對于國涌的了解，僅僅是其著書立說的一段生涯。一方面由于國涌的低調，另一方面由于時代的禁忌，1989至1999年十年間的當身際遇，變成了朦朧模糊的背景墻，除了至交得悉內情，國涌也不愿輕易回顧所來徑，揭示內心深處的隱秘。這樣，有意無意，就造成了一種誤解，還以為成為獨立撰稿人之前，國涌一直在鄉間教書。

1998至2012年，得益于報刊的興旺，獨立撰稿人一度如過江之鯽，這是當代言論史一段綻放的時光。其實，事實并非如此，成為獨立撰稿人之前，國涌有著極少為人所知的另一面人生，這另一面人生，堪稱“傳奇的當身際遇”。中國文化在我看來，其實，存在著“詩經”和“楚辭”兩大系統，這里，“詩經”代表著北方文化，“楚辭”代表著南方文化，歷史的纖繩蕩悠悠，兩大文化系統長期以來進行對峙，碰撞，交流，融合。尤其是，三百年來，中國的政治中心在北方，但是，文化中心一直在南方。江南文風頗盛，中學老師語文，人家有文史方面相當的閱讀量，同時，閱讀的深度和廣度也是非常可觀的。同時的話，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江南鄉村里面的“秀才”，就像國涌這樣的中學老師，堪稱“文史愛好者”，寫文史小品可以說宛如平常一段歌。

我覺得國涌走的是這條路，沒想到通過丁東先生，包括說通過柳紅大姐在朋友圈發布了國涌書信三封，居然寫自山西太原的勞動教養所，這給了我很大的震撼。自己對國涌的當身際遇才恍然大悟，所以為什么叫“傳奇”的當身際遇？

陰差陽錯有三次，等于說失去自由，而且有一回的話，長達兩年，等于說《獄中書簡》，國涌出來以后，拜見鄉賢許良英先生。中國人民大學讀書期間，見過許良英先生，十分難忘。許良英先生乃中國翻譯愛因斯坦文集的一個權威，也是愛因斯坦的一個知音，可以說是愛因斯坦的“異代同調”，尤其是在公正與良知方面。許良英先生有位公子——許成鋼，也是一位非常卓越的經濟學家，也不是偶然的。許良英先生等于說既作為傅國涌十分崇敬的鄉賢，同時的話，也作為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化長輩，許先生對傅國涌諄諄教誨，不是光膀子蠻干的時代了，最后，國涌聽進去了。

許良英先生規勸傅國涌：現在得進行學術積累，咱們得有底蘊，得有積淀，要把“蠻干”轉化為“學問”，得有學問，腹有詩書氣自華。這番話國涌就聽進去了，所以說，1999年下決心成為自由撰稿人，全力以赴投入到寫作之中，這時候國涌已經32歲了，“三十而立”，32歲了，開始立志，非常非常不容易。為什么？因為“寄生”在體制內，過得雖然不好，但，大體上可以達到溫飽。當然，國涌更愿意稱自己為“獨立撰稿人”，曾經給朋友解釋過，自由屬于外在環境，獨立是內在風骨。

應該體諒國涌的當身際遇——真的是特立獨行，所讀的溫州教育學院跟平常四年制大學不一樣，沒能有更多時間在知識的海洋里優游涵泳，沉潛往復；不過，話說回來，即使接受大學四年教育，年紀跟國涌相當，曾經是風云人物，畢業后與國涌相比，至少還有自由，只是克服不了由于社會摩擦而帶來的巨大失落，多年過后，泯然眾人矣！

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國涌不一樣，經常喪失自由，但，從來不缺少好奇心和想象力，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關鍵是，寫作的時候，還得一手謀求工作，一手讀書創作。還得有工作，養家糊口，用業余時間來進行寫作，想想有多難，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真的是啊，沒有堅韌的毅力，說實在的，堅持不下來，根本不可想象。

大概“獨立”和“自由”，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獨立”鍛造個性，“自由”形成場域。這里應該向太原幾位知識分子致意——高增德、智效民、丁東、謝泳，傅國涌與四位先生之間深沉的精神聯結，譜寫了一個佳話。國涌內心深處一想起山西省會——太原，酸甜苦辣咸，五味雜陳，一種難以言說的復雜心緒，自然涌上心頭，因為，這里既是失去自由的囚禁地，也是重建自信的催化劑。幾位先生對傅國涌幫助之大，用伯樂與千里馬來形容，未必精當，其實，更多的是一種默契，可謂“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當代知識界存在兩位“孟嘗君”，北邊的“孟嘗君”指的是丁東先生，南邊的“孟嘗君”指的是向繼東先生。依我看，不妨稱之為“南北二東”，獨具慧眼，富有熱忱，溫和，溫潤，溫暖，溫煦，可說是“南北二東”的文化品格。

丁東先生很早就從山西社科院辦理了“內退”手續，然后來到了文化中心、學術中心——首都北京，丁東先生如果一直待在山西太原，要成為當代知識界的“孟嘗君”，幾乎沒有可能；丁東到了北京，這是丁先生人生當中最為正確的一次抉擇。眾所周知，北京還是中國的出版中心，丁東先生甘當“二傳手”，不遺余力推動文章和著述問世。丁東推出好多新人，傅國涌就是其中之一，陳遠學友也曾得到丁東先生的力薦。

丁東先生妹妹丁寧，長期服務于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丁寧策劃了“中國現代作家傳記叢書”，該叢書出版過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鄭振鐸、朱自清、徐志摩、冰心、沈從文、丁玲、趙樹理、曹禺、沙汀、孫犁的傳記。丁寧上報選題，覺得胡適不能不寫。開風氣不為師，其實，并不是一位非常卓越的現代作家，他的貢獻另有所在，非要說胡適先生是一位作家，咱也不抬杠，不妨稱之為“書信”作家。毋庸諱言，中國現代史上劃時代的“文學革命”是由兩位安徽人——陳獨秀和胡適之發動的，出版一本胡適先生的傳記，也是合宜的。還有一位就是金庸，金庸先生是一位別開生面的武俠小說家，又有頗高的社會地位，金庸傳記的出版，無論寫的成功與否，都會具有轟動效應。

一個胡適一個金庸，這找誰寫？丁東就跟妹妹說，要找有名望的作者，不一定有時間，不一定慎重對待；若找年輕作者，然后又有心氣兒的，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但，值得一試。結果，胡適找的是陶行知先生創建的曉莊學院一位老師——邵建先生。邵建先生寫東西就像螞蟻搬家，有一種“比慢”的精神，不能在規定的日期之內交稿。邵建先生寫出來后，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這就是《胡適的前半生：瞧，這人！》，爬羅剔抉，條分縷析，日記、書信和年譜中的胡適，這個事兒沒辦成。

丁東的游說之下，《金庸傳》交給傅國涌了。然后，傅國涌具有“傳奇的當身際遇”，這么多年，可以說讀盡天下書，一本是“有字之書”，另一本是“無字之書”。據說在喪失自由之際，國涌最快兩天就能讀完一本書，前后讀了7000多本，沉潛書海，具有療傷的作用，讓國涌不再鉆牛角尖，不僅型塑了和而不同，多元一體的文化品格，而且奠定了雍容大氣，寬厚開闊的“學思脈絡”！“無字之書”讓國涌體會到個人際遇與時代大勢同頻共振，更加深切地體認“政統”之改良，不能采取以卵擊石的辦法，應該統籌兼顧，全面安排。換一句話說，國涌的一生，厚重，飽滿，并非單向度的人，游弋在“政”、“學”兩界，演繹了一部命運交響曲！

國涌曾是一位文藝青年，鄉村中學教書時，頗具“披頭士”風格的照片，就是明證。海闊天空，自由馳騁，因為沒有受到更多的束縛，也就是說，一個人沒能在著名學府“泡”幾年，其實，既留下遺憾，也有好處，就是沒有那么強的“專業”意識。歸根結底，“專業”意識屬于一種“領地”意識。鄭也夫先生在《生物社會學札記》中作過分析，人的“領地”意識，往往得自動物。這個“領地”通常是由“長老”、“泰斗”、“宗師”諸如此類組成，泰斗和宗師通過發凡起例，樹立一個學科的規訓與懲罰，限度與邊界，不就是“領地”嗎！

等于說在這個領地覓食，不能越雷池一步，現在的教育，包括學術，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領地”意識太強，給人感覺：只開『專營店』，不開『雜貨鋪』，誓死不開『雜貨鋪』，堅決捍衛『專營店』。這個是非常可怕的。因為在跨學科、邊緣學科以及科際整合的態勢之中，并不占有優勢。費孝通先生說，一部文明史，呈現農業，工業和信息的梯度發展，『專業』和『領地』與工業文明的生態相匹配，自從進入信息社會，工業文明時代留下的『領地』正在走向跨界，『專業』的藩籬也在破除。一個學科，畫地為牢，自我設限，就會喪失生機和活力，長此以往，氣息奄奄，日薄西山。國涌在人間，讀了一所社會大學。

經過社會的摩擦，國涌具有了非常可貴的『問題意識』，他是帶著鮮活的『問題意識』，思考歷史與現實，社會與人生。國涌具有《中國言論史》這個新穎的視角，從這個視角寫金庸，別開生面，獨出心裁。一般人把金庸視為武俠小說大家，但是，國涌并沒有把金庸先生僅僅當做一個作家，為什么？金庸先生還是個大報人，這不是《明報》社長查良鏞先生嗎！同時的話，別看金庸屬于浙江人眼中的“鄉賢”，但是，國涌沒有『仰視』，而是采用『平視』，用平視的這個角度，非常有意思，一段時間，讀者把國涌與金庸相鏈接，也就是說，他的《金庸傳》取得了成功。

其實，一切僅僅是開始，開弓沒有回頭箭。國涌帶著深刻的問題意識，從建設的眼光出發，追尋逝去的傳統，全方位，多領域，立體化，進行描繪和書寫，珍惜每一次“立言”的機會，前后出版六十多本著述，深深鐫刻在當代中國言論史上，一位十分卓越的言論巨子。

歷史來到2017年，國涌根據變遷大勢，重新調整自己，接著再出發。國涌這一輩子，早年和晚年，畫了一個圓圈。1987年開始鄉村中學老師的職業生涯，三十年為一世，2017年，國涌要成為一位小學生導師，并在家中創辦“國語書塾”，帶著一幫十來歲的孩子前往祖國各地以及世界各地，進行“沉浸式”教學。西安，北京，南京，留下了師生的足跡。足跡所至，遍及世界，莎士比亞的故鄉，托爾斯泰的故鄉，但丁的故鄉，都有“國語書塾”師生的身影。非常有意思，這是“游學”。國涌遽然離世，當年的“游學生”，有情有義，紛紛停下來，寫出心中的傅先生。國涌的心血沒有白費，這是一批生機勃勃的中國少年！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中國的希望！這是最可以告慰國涌的！

這是國涌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國涌既可以寫清通的著述，進行“立言”，同時的話，又能做小事兒，踏踏實實，隱忍精進。每當看到國涌，不禁想到了陶行知先生。王海龍先生曾經寫過一本書《哥大與現代中國》，杜威先生的幾個門生，陶行知、蔣夢麟、胡適之，中國轉型時代不能忘懷的先賢！

陶行知先生當年創辦曉莊學院，白手起家，“干打壘”，非常具有創造性。國涌也是這樣，非常難走的一條路，并不能輕易走通，很多朋友不看好，國涌卻毅然決然，踟躕獨行，匹配的教材也能夠在 2017年之后源源不斷得以出版。國涌通過創辦“國語書塾”，探索母語教育的另一種可能，天不假年，遽然離世，最終，國涌先生將會以教育家而載入史冊！

二

第二個方面是寬闊的學思脈絡。國涌先生遽然離世，因其獨特的人格魅力，引發了潮水般的悼念，可見他在大家心中的份量，懷念文章不約而同稱其為“著名學者”，絕非過譽之詞，而是由來有自。

稍稍平復一下心情，不由自主打開『孔夫子舊書網』，盤點一下這些年國涌都出版了哪些著述，據不完全統計，檢索出57種62冊。其實，本人更愿意視之為“言論巨子”。古代有『三不朽』之說——立德?立功?立言，國涌在『立德』方面，謙遜低調，勇于負責，堅韌不拔；『立功』方面，雖然失敗了，但，無愧于社會，無愧于歷史，以頭撞墻，以卵擊石，匹夫之勇，雖敗猶榮！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傅國涌似乎更多流淌著陳天華的血脈，頗有『蹈海亦英雄』之概；『立言』方面，有目共睹，有口皆碑。2003年出版第一本書——《金庸傳》，到2025年的二十二年間，前后有六十多本著述刊布，不能說國內無出其右，也稱得上鳳毛麟角。

這里不指摘學界存在頗多陳規陋習，反正，多少有一些思維定勢，國涌“獨立撰稿人”的“身份”，第一時間會想到“民科”——民間科學工作者。“民科”的概念，應該從自然科學借用而來，至于人文社會科學界，“普及讀物”大體與“民科”的意思相仿。也就是說，學術的門檻不是來自理性的思考和嚴謹的邏輯，而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習慣。一來二去，國涌那些引人入勝，生動活潑的著述，很容易被貼上“通俗讀物”的標簽。

其實，國涌以其深切的問題意識，高遠的文化理想，深刻的思想自覺，一位“獨立撰稿人”成長為“言論巨子”，遽然離世后，知識界恍然大悟，這是一位富有理想的實干家，滿腹學問的思想者，歷經磨難而癡心不改的文化英雄，終其一生，又是一位深謀遠慮，好“低”騖遠的教書先生。

國涌出生于雁蕩山區的樂清，鐘靈毓秀，底蘊豐厚，這里曾經孕育出中國學術史上影響深遠的“浙東學派”。“浙東學派”到底有什么風格？查一查，共有四條：第一，開拓創新，某種程度上就是新穎，這個地方既有山也有海，寧波更是中國文化史上發揮過很大作用的東方大港，海上絲綢之路帶來異域的物產和信息，極大地拓展了“浙東學派”的胸襟和視野，這里，海洋文明的光芒一度更甚于農耕文明；第二，兼收并蓄，令人不禁想起蔡元培先生主持北京大學提出的“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浙東涵蓋農耕文明和海洋文明，養成了兼收并蓄的文化品格，這對鍛造黃宗羲、章學誠等大史學家，可說是極大的助益，一九四九年后，一套與以往截然不同的道統?政統?學統得以建立，浙東學派的影響日漸式微，但，流風余韻，不絕如縷。靜水深流，自覺不自覺之間，國涌受到濡染熏陶；第三，文史匯通乃“浙東學派”的題中應有之義，文史哲是一家，不僅“文史匯通”，還有“經史匯通”，這就使得國涌的著述，大氣磅礴，頭頭是道；第四，自成體系，也就是獨創性。我發現，國涌與“浙東學派”的風格頗為契合。

國涌眼界非常開闊，臨近大海的地方，眼界就得開闊。我通過梳理國涌的著述，看的出來，非常之新穎，哪怕寫《金庸傳》，除了武俠小說家一面，還注意到金庸先生作為報人的一面，非常不簡單，不把金庸先生定位在“作家”，這種創新的方面，國涌所在多有。百年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教育、法律諸多方面，國涌都有非常獨到的識見。『你問我要去向何方，我指著大海的方向』。這句歌詞非常符合國涌的胸襟和氣魄，國涌梳理近代律師史，近代教育史，近代言論史，近代商業史，總能有獨到的視角，而且，造詣之精深，可以與這個領域的頂尖學人，掰掰手腕。

當代事亦成史，國涌平素致力于近代傳統的追尋，先生境界之超拔，出人意料，他居然對20世紀90年代也頗為留意，也就是說對傳統的追尋啊，并不僅限于民國，他對20世紀90年代新銳刊物——《東方》，《方法》和《書屋》，頗為留意，想第一時間進行梳理和總結，這就是『貫通』。“浙東學派”的文化地標——章學誠老先生主張“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吧！章學誠主張的核心關鍵，就是古今貫通。

中國近現代史，楊奎松先生，馬勇先生，雷頤先生，郭世佑先生，各有貢獻，但是，能夠整合眾多領域，就氣象而言，我覺得國涌與楊天石先生有一拼。楊天石先生最近恰逢90周年誕辰，他出自北大中文系，寫過不少中國哲學史的東西，最后，投身于中國現代史的研究，這樣能夠貫通“文史哲”三個領域，可以說是一代“通人”，確實不簡單。

除了文史之外，國涌還把觸角伸向社會科學的廣闊空間——經濟，法律，文化，教育，縱橫交錯，不僅“縱通”，而且“橫通”，這與秦暉先生和高全喜先生，頗為相像。秦暉和高全喜兩位先生，重心在『立言』，國涌除了『立言』，還有豐富的實踐，可以說在民間秩序和社會重構方面，無疑，起著先導的作用！

國涌先生承續并光大了“浙東學派”。當代中國，尋覓一位比國涌視野更開闊的學人，并不容易。2025年7月7日，一個思想者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一盞智慧的明燈熄滅了。傅先生去世以后，適才發現，他竟然擁有如此開闊的學思脈絡，下面把在孔夫子舊書網搜索到的國涌先生57種計62冊著述，排列出來，僅供參考。

1《金庸傳》；2《葉公超傳》；3《追尋失去的傳統》；4《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5《百年辛亥：親歷者的私人記錄》；6《大商人——影響中國的近代實業家們》（六冊）；7《百年尋夢：傅國涌歷史隨筆》；8《主角與配角：近代中國大轉型的臺前幕后》；9《從龔自珍到司徒雷登》；10《筆底波瀾：百年中國言論簡史》；11《文人的底氣：百年中國言論史剪影》；12《偶像的黃昏》；13《過去的中學》（編）；14《過去的小學》（編）；15《歷史深處的誤會：近現代的大人物小細節》；16《民國年間那人這事》；17《魯迅的聲音：魯迅講演全集》（編）；18《民國商人：追尋中國現代工商文明的起源》；19《遮蔽與記憶：名家文史精品》（傅國涌&向繼東 編）；20《回到啟蒙：〈方法〉文選》；21《直面轉型時代：〈東方〉文選》；22《常識的立場：〈書屋〉文選》；23《尋找語文之美》；24《追尋律師的傳統》（編）；25《蔣廷黻文存》（編）；26《金融的原理：陳光甫言論集》（傅國涌&周振新 編）；27《得寸進寸集》；28《黃興：絕版湖湘講堂》；29《如何培養好公民》；30《給教育燃燈》；31《讓性回歸常識》；32《無語江山有人物》；33《帝國的盡頭是民國》；34《史想錄》；35《問史哪得清如許》；36《大商人：追尋企業家的本土傳統》；37《新學記：中國現代教育起源八講》；38《美的相遇》；39《發現廿八都》；40《開門見山：故鄉雁蕩雜憶》；41《少年誦》；42《尋找中國之美（少年西安行）》43《尋找中國之美：少年雙城記》；44《泰山》；45《英倫行2017：沿著徐志摩、儲安平的足跡看英國》；46《尋找古詩之美》；47《千尋少年·少年日知錄·萬里路》；48《千尋少年·少年日知錄·千卷書》；49《千尋少年·少年日知錄·白話榜》；50《與世界對話·與墻對話》；51《與世界對話·與窗對話》；52《與世界對話·與門對話》；53《與世界對話·與叫賣聲對話》；54《與世界對話·與棗對話》；55《與世界對話·與橘對話》；56《與世界對話·與蘋果對話》；57《尋找母語教育的另一種可能》 。據說還有少量在海外出版，比如《脊梁：中國三代自由知識分子》，《一報一館一大學》等。

傅國涌胸有溝壑，善于描繪“群像”，比如《大商人》描繪的是中國本土商業文明的開拓者——張謇、穆藕初、榮氏兄弟、劉鴻生、盧作孚、范旭東幾位老輩，披荊斬棘，篳路藍縷；同時，他也有人物“個傳”，比如《金庸傳》，見解超群，文字老道，不過，由于沒能對傳主進行口述訪談，更為直接的因素，國涌的《金庸傳》不搞造神，沒有把金庸寫得那么高大上，引起金庸的不適。不禁想起一位老同學，這位老同學給家鄉的老輩寫傳記，獨得之秘便是獲得傳主以及后代的認可。國涌撰寫金庸，盡管沒能得到金庸本人的認可，但是，因為富有個性和識見，擱不住讀者喜愛。這就足夠了。國涌很清楚，《金庸傳》要是獲得『金大俠』的認可，好處多多，卻反其道而行之，并不把傳主認可視為寫作標準。

一般傳記有三種角度——仰視，平視和俯視，金庸先生因為武俠小說而引人注目，同時，還是一位能夠影響輿論的報人，一九九七香港回歸的歷史大背景下，金庸這樣的“社會賢達”，風頭無兩，顧盼自雄。傅國涌這位來自“金大俠”家鄉的晚輩，不到香港“拜山”也就算了，還采用“平視”的角度，很自然，引起金庸先生不快！推原究始，金庸內心深處對于能在大陸出版《金庸傳》寄望甚殷，達到美化甚或神化的作用，該有多好！

四十多萬字的《金庸傳》，讓金庸先生頗為失望。國涌本色是“書生”，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寫出一部符合金庸先生期待的《金庸傳》不會有多難吧，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國涌也曾對金庸寄望甚殷，覺得金庸沒有經過大陸知識分子的“洗澡”，身在多元一體的香港，早就實現了財富自由，最有條件成為獨立知識分子，金庸先生所言所行也讓傅國涌失望了。兩人“隔空”互動，多少有點會錯了意。

國涌另一本個案研究——《葉公超傳》，傳主過世得早，家屬也不計較，就沒有出現《金庸傳》那樣的尷尬。錢鐘書先生當年就讀于水木清華，點評外文系老師，一點都不客氣：陳福田『俗』；葉公超『懶』；吳宓『笨』。世界真奇妙，錢鐘書先生去世以后，吳宓先生的女兒——吳學昭反倒成為與楊絳過從甚密之人，山不轉水轉。

葉公超先生頗有“名士風范”，當得起一個“懶”，無論教學還是著述，似乎都不怎么用心。國涌通過撰寫《葉公超傳》，觸摸到新月派知識分子的“體溫”和“脈搏”。2002年春天，我和陳遠學友前往太原訪問高增德、智效民、謝泳先生，記得在智效民先生客廳提出“百年中國學術地圖”時，智先生提醒我和陳遠注意傅國涌撰寫的《脊梁：中國三代自由知識分子》。

《葉公超傳》于2004年前后面世，國涌在對三代自由知識分子有了整體觀照的基礎上，撰寫葉公超的傳記。當然，民國知識分子經常游弋于“政”、“學”兩界，葉公超先生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離開西南聯合大學邁入政壇，官做得很大，既當過部長，也當過大使，卻并不圓滿。依我看，倒不是由于“懶”，而是，自我認知出現了偏差！

2012年以來，依然可以看到國涌勞作的身影，辛勤的耕耘，總有使不完的勁，這就是獻身精神，天命之所在，知識分子是一個社會的良心，國涌遽然離世，據說是李慎之后，引起廣泛追念的一位知識人，某種意義上，具有“國之殤”的意蘊。屢遭磨難，癡心不改，國涌像陶行知先生一樣積勞成疾，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還有一本《追尋失去的傳統》，不必多說。大家有目共睹，知識界在“追尋失去的傳統”這個方面，所能達到的自覺程度，莫如國涌先生。每當提到傅國涌，大家都知道——追尋失去的傳統；一說“追尋失去的傳統”，第一鏈接即為傅國涌。因此，《追尋失去的傳統》成為國涌身上獨一無二的『標簽』。

《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與《百年辛亥：親歷者的私人記錄》有著相似的間架結構，同樣把場景設定在『立國』這一最具有象征意義的時間節點。中國社會的文明轉型，也就是唐德剛先生所說“跨過歷史的三峽”，國涌念茲在茲。改朝換代往往關涉“道統”、“政統”和“學統”的重新搭建，知識分子在天崩地裂的時代，如何安頓自己，這是兩本“私人記錄”所要表達的主旨吧！

國涌先生的著述，特別巧妙，匠心獨運。腹有詩書氣自華，沉潛多年，再加上有深切的心得和體會，給人感覺，國涌只要動一念，確立一個主題，然后，掌握了相應的材料，一本新書就會應運而生。

每個人都是歷史的推動者，中國文明轉型客觀上存在著“記者”“編輯”“教師”“律師”“法官”“醫師”和“商人”等幾大部類，尤其引起國涌同情之理解和溫情之敬意。“大商人”系列，這就是國涌追尋失去傳統的又一力作，《大商人——影響中國的近代實業家們》，寫的是張謇，穆藕初，榮氏兄弟，劉鴻生，范旭東，盧作孚先生。遙想當年，國難時期——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之所以獲得成功，除了國民政府的精心擘畫，應該說盧作孚先生的鼎力支撐，至關重要。毛潤之不是說近代中國有四個不能忘記嘛？張之洞不能忘記，張謇不能忘記，范旭東不能忘記，盧作孚不能忘記，“四個不能忘記”，大有道理。國涌為此寫了好幾本書，近代中國的商人，堪稱本土商業文明的締造者，值得大書特書。

《得寸進寸集》，這本書好就好在書的名字。國涌仰望星空時，海闊天空，大刀闊斧；一旦俯身耕耘，穩扎穩打，步步為營。國涌樂觀估計，中國文明轉型，可能需要三百年的時光，“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反映的是激進情緒和意圖倫理，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國涌經歷深刻的反省，早就放棄了這種“激進主義”，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漸進主義”。羅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所有這一切，也體現了一種“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的“鋪路石”心態。反省自我，重新出發，從“批判精神”生長為“建設眼光”。“得寸進寸”和“好‘低’騖遠”，就是國涌甘當文明轉型“鋪路石”的一種“夫子自道”。

另外，國涌對當代史，對20世紀90年代的言論史“獨具慧眼”，這體現在《直面轉型時代：〈東方〉文選》《回到啟蒙：〈方法〉文選》《常識的立場：〈書屋〉文選》三本文選的編纂。我想，《東方》《方法》《書屋》三本雜志，主旨鮮明，思想新銳，滋潤著國涌的心田，某種意義上，也蘊涵了國涌的所思所想：二十一世紀中國人文走向和路徑——直面轉型時代，重新回到啟蒙，堅守常識立場。

《新學記：中國現代教育起源八講》體現了國涌寬廣視野和深厚情懷，他對中國教育的淵源與流變，制度與精神，傳統與現實，下過一番切實的功夫，同時，也預示著一個可能的轉型，國涌后來開設“國語書塾”，一方面安頓生活，一方面照拂理想。因為做過中學老師，既有積累，又有愿力。不客氣地說，國涌屬于懂得近代先賢如何辦教育的極少數人，編輯出版過《過去的小學》和《過去的中學》，加以具有現實關懷和問題意識，因而，無論是對中國近現代教育的來龍去脈，還是對當代教育的深層矛盾，皆有真知灼見，不僅如此，國涌坐言起行，很自然成為中國新教育的先行者！

現在中文系學友考教師資格證者多矣，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過去的中學，過去的小學是怎么回事，不要說一九四九年之前，哪怕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年間中小學教育的“當身際遇”，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吧！沒有歷史的縱深感，所以永遠活在表層。

近幾年，國涌從娃娃抓起，創辦“國語書塾”，編寫配套教材，因而有了《與世界對話·與墻對話》、《與世界對話·與窗對話》、《與世界對話·與門對話》，國涌對“墻”、“窗”、“門”有著深切的感受。“墻”意味著隔離，“窗”意味著風景，“門”意味著道路。

2025年7月6日晚上，國涌發布了一個朋友圈，緣起就是發生在浙江金華的火車脫軌事件，國涌簡潔明了，就兩個字：開窗。某種程度上，國涌一生志業之所在，不外乎“開窗”。按照魯迅先生，那是要“破窗”，非正常情況下，“開窗”即是“破窗”。

六十多本著述充分展示了國涌的獨到眼光和開闊胸襟。最新一本，就是2025年4月出版的《尋找母語教育的另一種可能》。據說，海外還有一本《一報一館一大學》，這里的“一報”指的是《大公報》，“一館”指的是商務印書館，“一大學”指的是北京大學。報館、書局和學府，可以說形成一種共生關系，同頻共振，集體發力，極大地促進東方大國的社會轉型。

不難窺見，國涌視野之寬闊，一般人很難達到，那么，到底是怎么煉成的？一方面作為獨立撰稿人，賣文為生，涉筆成趣，方方面面，條條塊塊，皆在視野之內，久而久之成為“多面手”；另一方面，博覽群書，轉益多師，不會自我設限和自我禁錮，廣泛涉獵，可以說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通才”。很多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國涌不是這樣，反其道而行之，展示了另外一種可能，一言以蔽之，也就是“開窗”，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

三

第三個方面是“曲折的心路歷程”。我會在這一部分，追憶與國涌的交游。咱們從國涌的著作目錄，可以看出來，2016年出版的《民國商人：追尋中國現代工商文明的起源》大概是其『民國風』作品的『收官』之作，當年還出版了傅國涌和周振新聯袂編輯的《金融的原理：陳光甫言論集》，此后，國涌“揮手從茲去”，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不再出版『民國風』作品，這種滋味并不好受。巧合的是，2016年本人出版了一本頗具『民國風』的小冊子，之后，雖然，寫的越來越好，但是，再也不好出版了。由此可見，出版戰線同此涼熱！好在我本身在教育界服務，不存在『轉型』之困，如往常一樣，接著教書育人，還照樣可以在自己主持的『席明納』一吐塊壘。

遙想當年，胡適先生曾經指出，有的地方，自由是多少的問題；有的地方，自由則是有無的問題。國涌可以說是“民國風”圖書，最具有指標意義的作者之一。回首來路，以往十七八年，中國的報業和出版生態，涵養了『獨立撰稿人』，而今，撫今追昔，不禁感慨萬千——原有的頻道鎖住了，就要開啟新的賽道。

自從國涌開辦『國語書塾』，一些朋友就沒停止過議論，還聽到一種說法，國涌就是為了“稻粱謀”，依我看，這并不丟人，體制外人員，也不能餓死呀！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這種情況之下，國涌開始進行艱難的轉型，由『獨立撰稿人』變為『獨立教育者』，“65后”信奉——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不僅能接受與時俱進，還要學會接受與時俱退。也許，這就是辯證法所謂的螺旋上升吧！

也許是對形勢變化估計不足吧，沒有想到，一下子被置于近乎“懸置”的狀態，有的甚至處于“倒懸”。比方說，中國人民大學亦師亦友的張姓老兄，偉腰大腹，長相粗獷，因為學問的根底是研究義和團，有趣有料，涉筆成趣，以往出版社搶著出，現在則門庭冷落。無奈之下，開發潛能，于是，寫起小說了，一位歷史學人轉型成為作家，確實稀罕。

還有一位社會學家鄭先生，可以認定，這位是費孝通之后首屈一指的社會學家，接地氣，原生態，文筆老辣，清新可喜。鄭先生也面臨轉型，據此可以判斷，當代確實處于一個轉型的時代，寫了一本《五代九章》，一位卓越的社會學家，正在轉型為歷史學人，搞起了『五代』研究，跨度不小。不過從科際整合的角度，也沒那么大，當時之社會，變成了今天之歷史！

一部分學者在文化轉型時期，可能患上“文化失語癥”，依照王國維先生的說法，要想煉成一位學者，需要經歷三個階段——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沒有五十年的當身際遇，怎么可能呢！好不容易煉成了，結果，天崩地裂，禮崩樂壞，王國維先生慨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傅國涌呢，反其道而行之，『五十之年，只欠一生』。國涌堅韌不拔，創辦國語書塾，進行『自救』，而且，富有活力，生機勃勃。他這個勞碌的身影，一直在我的視野之內，充分顯示了深厚的底蘊，積極的自救能力，轉型很成功，等于說自帶氣場，就是一位“燃燈者”。國涌秉持低調，責任，韌性，因此，具有“小草”的品格，貼近大地母親，并從大地母親那里獲得了無窮的力量。國涌從娃娃抓起，從頭再來，把“書塾”和“游學”結合在一起，帶著孩子們訪問名山大川，跟大自然對話，跟文化名城對話，少年西安行，文化雙城記，而且，總能在合適的地方，談論合宜的話題，給十來歲的孩子，種下一粒種子。國語書塾的孩子，聽到傅先生離世，紛紛撰文追念先生，內容之深刻，文字之清通，娓娓道來，情真意切，真為國涌欣慰，孩子禮送先生到天國休憩的形式，昭示著國語書塾，枝繁葉茂，生生不息。

2017年以后的“文化轉型”，其實牽涉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我覺得國涌的轉型最為成功，既可以“安身”，又能夠“立命”。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推動歷史前進的這個擔當，把歷史使命，文化情懷，化做辛勤的汗水。依照國涌的說法，那就是“好低騖遠”，而非“好高騖遠”。

我在大學里邊有自己的“席明納”，總有一些種子選手，慰藉我那孤獨的心靈。國涌帶的是十歲左右的孩子，很多心事不能跟孩子訴說，即使說了，孩子們也未必理解大人的心事。他要通過國語書塾注入“真”“善”“美”，這是一種創造性的轉化，談何容易！但是，多年以后，回首來路，國涌先著一鞭，是文化轉型時代的先驅，這里邊的心路，想必非常之不平坦。

另一方面，想說一說我與國涌的交往。國涌謙遜低調，具有“小草”的品格，不得不說，“低調”也分兩種，一種是實在高調不起來，不得已而為之，還有一種擁有“小草”品格，比如國涌，低過塵埃，擁抱大地。我也算得上記性好的，一般互加微信的學人，我都清楚明了。國涌遽然離世之際，我卻怎么也想不起來是否加著國涌的微信。我跟太太提起此事，太太說，不是前兩天還提到傅國涌呢，我說7月7日凌晨國涌離世了，跟我一樣的病。

剛才一查，2023年趙誠先生去世后，丁東先生為了追念好友趙誠，建了一個群，發現國涌也在群內，于是加上微信，就有一點互動。記得國涌在群內發布了一張照片，羅家倫先生，還有幾位清華的巨頭——理學院院長吳有訓先生，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先生，法商學院院長陳岱孫先生，圖書館館長潘光旦先生，還有葉企孫先生，一塊在水木清華合影。國涌進行了點評，透露出的意思，當時，羅家倫是清華校長。我跟國涌說，羅家倫先生1930年已經掛冠而去，潘光旦先生1934年入職清華，也就是說，這張照片不會早于1934年。羅家倫走后，清華鬧過一陣子風潮，終于，1931年12月份迎來了新校長——梅貽琦先生。據此判斷，羅家倫先生擔任中央大學校長時到北平出差，故地重游，清華巨頭風輕云淡，過來合影。

這是微信時代，我與國涌之間唯一的一次互動。那么，微信之前又是怎么認識的呢？應該是經過陳遠學友介紹。國涌梳理20世紀90年代的言論史，發現三個刊物非常寶貴，這讓我十分意外。國涌一直格外關注中國言論史，一度以為國涌不會離開民國這個曾經的『舒適區』，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國涌還把觸角伸向了二十世界九十年代。1993年到1996年的《東方》雜志，1997年到1999年的《方法》雜志，1996年到2001年的《書屋》，等于把這幾年的主要文章進行梳理，策劃編輯是經濟科學出版社的王毅，也成為很好的朋友，王毅后來策劃出版了高王凌先生的《乾隆三部曲》。

國涌發現，我曾在《方法》上發表過兩篇文稿，于是，通過陳遠與我取得聯系。應該說，我對自然辯證法這個學科十分親近，1989年大學畢業以來，十年沉潛之后，第一次“浮出水面”，特別有意思的是，皆發表在自然辯證法刊物，比如，《民國大學史之啟迪》發表在《自然辯證法通訊》，《呼喚教育家》和《民國兩位“人口控制論”先賢》發表在《方法》。

當時《方法》已經停刊有年，國涌想跟《方法》編輯部取得聯系，以便獲得雜志資料和出版授權，于是問我能否知會編輯部。巧的是，我有編輯部主任王萍老師的聯系方式。我跟王萍老師說：手頭還有雜志，就給國涌寄一套，文選要是能出版，給《方法》雜志留個念想，這是非常好的事。

盡管《方法》已經停刊，不能接續出版了，但是，王萍大姐一直“留守”，萬一哪一天，上邊想通了，讓《方法》續刊，怎么也要有人手支應著，《方法》雜志不是于光遠老先生的命根子嘛！王萍大姐跟我說，還有《方法》的復本，也給志浩寄一套吧。當時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竟說不麻煩大姐啦！傻傻呼呼，要一套該有多好。

國涌因為編輯《方法》文選，機緣巧合，曾與之有過交游。時光流逝，漸入老境，細節都快忘光了。國涌遽然離世，靈光乍現，歷史復活，雪泥鴻爪，記上一筆，也嘗試著從國涌的當身際遇，窺見他那奇妙而獨特的心路歷程。

四

第四部分是“斯人而有斯疾也”，國涌罹患心肌梗死，也叫心肌梗塞。2022年4月本人罹患心肌梗死，安裝兩個支架，后來依據政策申請“職工一日捐”，文法學院負責幫辦此事的王騰達君，看到我提交的病歷資料，病名不統一，怕因此平添不必要的麻煩，就問我：謝老師，您到底得的什么病？“心肌梗死”還是“心肌梗塞”？一下被問住了，通過咨詢專家，一個是學名，一個是俗名，寫哪個也沒問題。騰達君怕上面說“病名”不一致，不給通過！我說，還是按照主治醫生的意思吧！

2022年本人做了心臟支架手術，遵醫囑把“硝酸甘油”常備身邊，不離左右，這里想給“65后”學人朋友現身說法，分享一下，包括說“90后”、“00后”學友，一定跟家里老人提個醒兒，其實，盡孝沒有那么難，購置一點防范心腦血管疾病的對癥藥品，告知老人『緊急狀態下』如何使用，防患于未然，哪怕十分兇險的心肌梗死，也是可以預防的！

我猜測，國涌身邊的親友以前沒得過這個病，因此，就沒有防范心肌梗死這根弦兒，古人說，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大有道理！中國屬于差序格局，親朋好友罹患心肌梗死，或者搶救無效，或者劫后余生，總會警醒親友，每年常規體檢之外，還要置備家庭藥箱。

心肌供血血管狹小，最后就堵住了，醫生說我堵了99%，命懸一線，若救治不及時，一下子不就完了嗎，是吧！生命之中與死亡離得最近的一次，就是2022年4月26日那一天。真是這樣，差點因為心肌梗死殞命！

大家一定注意，不可輕忽——心血管疾病。我老家，一個人壯得不行，第一天還下地干活，第二天人就沒了，人死如燈滅，確實如此！老年間，哪怕是平原地區，老牛破車，交通不便，一旦有急癥，招呼鄉親幫忙，經常走到半道，人就沒了。那些急癥離世的鄉親，八九不離十，就是心血管病。

這個病兇險的地方在于，一旦發病，就來到生死關頭，所謂猝不及防。國涌要是像我一樣做過支架，那么，就會備著這方面的急救藥。我出門在外，一般背著云飛學友送我的雙肩包，包里一般有兩樣東西：一樣是數據線充電寶，另一樣就是硝酸甘油，一旦出現緊急情況，咱們有藥可以救濟。

知識分子讀書寫作，經常熬夜，子夜還不睡覺，大有人在，這個特別容易造成心腦血管這方面的疾病。咱們愛熬夜，是不是？不熬夜也不行，小朋友寫作業，中學生做卷子，大學生刷視頻，中青年老師搞科研，因此，心腦血管疾病“嚴重”年輕化。年輕人不要麻痹大意：咱們有什么也不要有病，一旦有病，有的會致命。

聽到國涌的噩耗，心里咯噔一下。按說，安裝過支架，應該現身說法，給國涌這樣的朋友提個醒，也許就不會遽然離世了！“65后”一代人，不僅學問底子不大好，身體底子也不是那么好。以后跟朋友聊天，一個主題就是身體保養——老愛熬夜，實乃罹患心肌梗死的要件。

我就是這種情況，飲食和睡眠都不正常，太太屢次規勸，總是聽不進去，每年的“體檢”，總是推脫不去，女兒見狀，“逼著”我去。2021年底查出來“冠狀動脈粥樣硬化”，女兒看到體檢明細，命我趕緊到醫院復查。當時心想哪有這么嚴重，女兒是不是有點小題大做！2022年開春以后，女兒逼著我到醫院手術，我呢，采取拖延戰術，沒能及時到醫院復查。

2019年在距離學校新校區十里地的南三環購置一套房產，2021年裝修完畢，就把藏書先送過去了，暑假開始租住在新校區青年教師公寓，作為中轉過渡，便于就近照看房子。依照原計劃，決定于2022年4月25日從新校區搬到新址。這時候，疫情頗為倔強，太太滯留老房子照看父母，女兒也離開學校住在單位附近，只剩下“孤家寡人”打掃戰場，處理善后，往往要忙到后半夜。更讓人著急的是，搬家公司的車，根據防疫規定，不能到校園之內，張峰老師幫我出主意，這樣，機緣巧合，找到了黍粟超市負責業務的同海老弟，老弟疏通一位送貨的廂式貨車司機，那邊卸貨完畢，然后，開往青年公寓樓前，焦浩楠等學友也把樓上的大包小包搬到樓下，大家齊抓共管，一起搬到廂式貨車，然后，我再帶著出門證，坐在副駕駛位置，出學校東門，順著裕翔街——南三環，十來分鐘就到了，大包小包卸下來，送走司機師傅，我和太太一頓忙累，算是大功告成！

古人愛說，樂極生悲，可謂至理名言！當天晚上出現胸悶氣短，以為累著了，睡一覺，歇一歇，也就好了！第二天，太太前往老房子照看父母，妞妞前往單位上班，只剩下『孤家寡人』。第二天下午五點半，擦著擦著門框，就不行了，心往下墜，平躺在床上輕輕敲打心臟地帶，不僅沒有緩和，反倒更為嚴重。死神在我身邊飄飄蕩蕩，大事不妙，強忍病痛，掙扎著往外走，還想著到小區門口的藥房，吃點救急藥。只走了百十米，泰山壓頂，寸步難行，順勢倚靠在一處臺階上。稍微緩過點勁，一邊打120，一邊報告女兒，這時，緊一陣兒，松一陣兒，緊的時候，話都說不利索。

后來得知，女兒跟120指揮中心據理力爭：雖然住在鹿泉，但離鹿泉醫院四十多里地，就住在南三環附近，離市區的平安醫院也就十多里地。女兒救了我一條命，她是律師，伶牙俐齒，能言善辯，寥寥數語，簡潔有力。最終，120把我拉到最近的平安醫院。去往平安醫院的路上，人倒是清醒，只是力不從心，醫護人員一邊檢測指標，一邊讓我口含硝酸甘油。

人的心氣，人的心情，也很關鍵！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一位正值的知識分子，不會放棄自己肩負的責任，因此，感時憂世，只會令人痛苦。火車脫軌事件，大家能理性看待，但是，悶在沒有冷風的火車內三個小時，車廂溫度高達三十多度，鐵路部門緊急調配十輛120急救車，也不能破窗救濟，一位小伙子。忍無可忍，最后破窗！國涌感同身受，將心比心，一定生氣了。國涌既研究中國百年言論史，同時，試圖接續『文人議政』的光榮傳統。國涌在2025年7月6日的微信朋友圈轉引小伙子『破窗』的視頻，并加了兩個字的評議：開窗。

國涌之殤，也給60后，70后，以至于80后提了個醒，自己的身體別人注意不了，記得疫情解除前夕，石家莊張超超書記提出：每個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我要是及時提醒國涌，雖不定長命百歲，我想，八九十歲應該沒有問題吧！國涌既有學養，又有涵養，上善若水，厚德載物，應該是相當想得開的一個人，但是，只此一回，人就沒了，讓我倍感傷神！國涌是轉型時代不可多得的一位先導，不到六十歲就走了，國有疑難可問誰。

斯人而有斯疾也，一定要注意，少生氣。現在愛聽相聲，包括鼓曲也試著聽一聽，多少起到一點休養身心，調整精神的作用。各位學友不妨給家里老人備上這種藥，有備無患，我身邊常備的是硝酸甘油。病來如山倒，一旦來了，身邊沒有藥，那就很危險。

我覺得國涌如有防范意識，此次劫難應該可以避免。現在看來，2024年旅日期間就有過征兆，只是沒有引起國涌的重視，依然故我，還是那么忙碌。國涌有一句名言——『五十之年，只欠一生』，很明顯，這是針對王國維先生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反映了國涌的樂觀主義精神，令人感佩！

五

2025年7月7日，“七七”抗戰紀念日，一個象征“救亡”的日子，國涌遽然離世，似乎加重了悲愴的意蘊！依照李澤厚先生的說法，啟蒙和救亡的雙重變奏乃百年中國的兩大主題，抵御外辱，國家獨立，屬于“救亡”；開啟民智，個人自由，屬于“啟蒙”。一位卓越的“啟蒙”者——傅國涌先生在具有“救亡”意義的7月7日離開，令人感慨萬千。

傅國涌先生的離世，第一時間，就想到另外一個人——楊小凱先生。楊小凱先生于2004年7月7日在澳洲去世，據說，楊小凱先生是華人經濟學家群體之中距離諾貝爾經濟學獎最近的一位。傅國涌先生與楊小凱先生曲徑通幽，頗有異曲同工之妙，楊小凱先生是經濟學家，晚年，致力于憲政研究，楊小凱看到林毅夫不遺余力地突出“后發優勢”，于是有針對性地提出“后發劣勢”，因為在小凱看來，最大的“后發優勢”應該是真正的制度優勢；傅國涌先生，追尋失去的傳統，直面轉型時代，重新回到啟蒙，堅守常識立場。

傅國涌先生離世后，各種緬懷的訊息不斷在“朋友圈”滾動播出。本人怕受到紛爭的干擾，當即決定進行短暫“閉關”：醞釀如何追念國涌先生。因此，只看到少量信息，咱們“席明納”大師兄——陳遠學友和章大姐聯袂撰寫挽聯——筆下挾風雷，百年尋夢，尋逝去之傳統；心中期民主，今日遺魂，啟后來以山林。山東劉宜慶先生的挽聯，十分精煉地概括了國涌先生的一生志業：百年尋夢，鉤沉歷史，播種啟蒙，追尋失去的傳統；一士立言，燭照未來，躬耕教育，呼吁常識之立場。

中央民族大學趙士林先生，發表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話：傅國涌59歲就去世了，他是真善美文化的勉力踐行者。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很多看法，但他對真善美文化教育的虔誠和獻身，令所有的人感動，包括反對他的人。還有國涌的溫州老鄉——“綠茶”，“綠茶”本名方緒曉，一位純粹的書癡，綠茶那段話沒記下來，大體意思——國涌那么多的著述，唯獨對一本《開門見山》，頗有好感！真的是開門見山，國涌寫他的家鄉情懷。綠茶兄指出，這本書讓人知道，國涌之所以能成為國涌。

最近翻看國涌課童的視頻，悲從中來，每一堂課，不疾不徐，娓娓而談，恰恰在悠悠的敘說中，流淌著一種特別的況味。趙國君先生通過視頻號披露，2024年2月18日，國語書塾在東京開幕，作為國涌的朋友目睹了一切。不期隨手拍的這段幾乎就是他的遺言，信口說到了死。國涌在致辭中說道：應該說我已成功了一大半，現在我死了都沒關系了。五十年后，他們才六十幾歲，全世界都會記住他們的名字，忘記我的名字。我是他們的墊腳石，鋪路石，我也是“清泉石上流”的那一塊石頭，王維的水流過我的身體；我是來自雁蕩山的一塊石頭，這塊石頭無論成為鋪路石還是墊腳石，還是紀念碑，都不重要，重要是這塊石頭曾經化為一個肉體生命，在這個世界上來過。呃，我的前半生寫了很多的書，主要是歷史著作，我的人生的中途又編了寫了幾十本書，都是關于教育，我的未來還會寫很多書，不知道關于什么。寶刀屠龍只有倚天劍可以跟它爭鋒，我手握屠龍刀，所以，我今天很危險，我的金毛獅王的命了，是吧！手拿屠龍刀的人，人人都想搶，但是，搶去沒用的，屠龍刀的秘密不在刀本身，屠龍刀的秘密是用倚天劍把它剖開，里面有岳飛的兵法，有《九陰真經》，這才是密碼，我的屠龍刀也是這樣，是為未來中國重建提供的一些根基性的東西。

國涌在冥冥之中，也許，產生一種天人感應，行將油盡燈枯！重溫國涌的這次講演，禁不住悲從中來，一位中國文明的『燃燈者』，生命能量即將耗盡之際，依然傳達著溫潤，溫和，溫煦，何等的氣象，何等的胸襟，何等的境界！

《南方周末》一位記者，早些年以幽默的口吻跟國涌說起，萬一哪天離開了這個世界，寫幾句感言吧！國涌回家，靜下心來，寫了幾句，可以視為一位『燃燈者』的夫子自道：當我死時，請埋我在桂花樹下，年年秋天，一樹的繁華，就是我在枝頭復活。

（2025年7月17日，文字整理：李云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