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民初的變局開始，中國知識分子面臨的整體問題是，以“四部之學”為框架的經(jīng)史傳統(tǒng)如何應對西學的沖擊。“七科之學”東漸既是大勢所趨，經(jīng)史傳統(tǒng)遭到猛烈的肢解，不得不分立于文學、哲學和史學學科。而反過來說，在“七科之學”中，至少文、法、商諸學，即所謂人文社會科學，面對中華文明長達數(shù)千年的學術(shù)體系，亦必有水土不服的遭際。學科專業(yè)化造成的問題，絕不是今日學者才意識到的。

當此新舊并立、民智開啟之時，嚴復、梁啟超、章太炎開辟播種，而竟以社會學譯述為首功，然后諸說紛起、激蕩思想，有似戰(zhàn)國百家之局面。據(jù)黃克武之說，嚴、章二人之所取舍，正代表了清末兩種社會學傳統(tǒng)：一種是“調(diào)適”的生物社會學和單線歷史觀，另一種則是“苦樂俱進，有進有退”的社會學。章太炎更有民族主義傾向的文化自主意圖，此后又基于革命立場撰文以辟嚴復（黃克武，“晚清社會學翻譯中的思想分途”，《文匯報》2011年8月22日）。若將時間更往后拉長，這種取向與趣味的差異，實則也正可以作為一條主線，理解清末至1949年半個世紀的社會學譯介及其所反映的社會思潮。

若自1903年算起，至1920年前后，將近二十年間，西方社會學著作的譯介相當零散。究其原因，與中國社會學學科的成立有關(guān)。而待到胡適等人歸國，才真正帶動了系統(tǒng)的譯介工作。1920年可以算作一個大致的節(jié)點，西方社會學著作的成規(guī)模譯介大概始于此時。陶孟和等人開始有意識地推動翻譯，較早的譯著有美國社會學家愛爾烏德著的《社會學及現(xiàn)代社會問題》（1920年）等。從1930年左右開始，至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毫不夸張地說，這是西方社會學譯介的一段黃金時期。

在半個世紀之間，中國學人譯出的社會學著作無慮數(shù)百，既有學科意義上的嚴肅著作，也有面對大眾的通俗讀物。面對這些知識的遺產(chǎn)，確有下功夫整理的必要，如此方可重燃故紙之余燼。而沙汰之標準，不能全然以今日學科標準強加于前人，故在以社會學為主的情況下，不完全拘于狹義的社會學學科。

本次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近代西方社會學文獻叢刊》共分為四輯：第一輯主要包括社會學原理及構(gòu)成；第二輯以社會學史及社會思想史為主；第三輯以人類學為主；第四輯的主題是社會改造與建設，共計60部。在各輯的編次原則上，大致按編譯時間之先后，又考慮國別、流派和主題分類，而其間不免偶有雜錯者。這是一套涵蓋了中國近代西方社會學領(lǐng)域歷史史料、學術(shù)觀點及理論應用等內(nèi)容的叢書，系統(tǒng)編選中國近代西方金融學文獻，綜述社會學領(lǐng)域中各核心理論研究的來龍去脈等，為讀者全方位地展現(xiàn)了西方社會學研究的重要理論及思想變化。

第一輯

第二輯

第三輯

第四輯

思想文化的擺渡者，在東西方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