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的上海車展,豐田汽車官宣“中國首席工程師(RCE)制度”,意在將研發決策權徹底從日本轉移到中國。
豐田簡政放權的同時,上游的Tier 1(一級供應商)也沒有等領導先走,紛紛把研發中心往中國搬。
老牌供應商采埃孚把亞太地區最大的安全氣囊生產線放在了武漢,被動安全系統亞太總部落戶上海。無獨有偶,博世去年初重組智能出行集團,關鍵詞也是放權中國。
一邊在歐洲業務瘦身降本增效,一邊在中國招兵買馬枕戈待旦,對集體陷入利潤下滑的Tier 1來說,中國顯然有他們孤注一擲的理由。
消失的利潤
2023年底,經歷漫長談判,松下把汽車電子業務PAS(Panasonic Automotive Systems)賣給了美國私募基金Apollo,原因是利潤率太低。
PAS主營域控制器、大功率車載充電器等零部件,常年位居全球汽車供應商TOP20,為松下貢獻了近20%的營收,是家電外的第二大業務,但僅貢獻了利潤的5%。
由于利潤率有限,2019年,PAS和能源(動力電池)兩大汽車業務同時被松下劃為“二次挑戰業務”,隱含的意思是“其實我對你是有一些失望的”,需要提高盈利能力。
2021年10月,松下新任社長楠見雄規啟動組織改革,和阿里的1+6+N異曲同工:松下成為控股公司,旗下業務各自獨立發展。
結果動力電池業務揚眉吐氣,利潤率越做越高,汽車電子業務不僅沒實現“躋身汽車零部件供應商前十”的目標,利潤率始終墊底,慘遭末位淘汰。
利潤承壓下的業務重組,是家大業大的Tier 1供應商在電動化時代共同面對的棘手問題。
汽車零部件的低利潤率是行業共識。一臺燃油車有2-3萬個零部件,對應著一家整車廠和各個層級成千上萬家供應商。金字塔結構供應鏈的副產品,是極不平等的上下游關系。
一方面,供應商的收入高度依賴下游車企的訂單,車企要求供應商“年降”也是行業慣例,大家都會發郵件“協商推進”降價10%,區別只有口氣和態度。
另一方面,車企要電動化轉型,供應商也需要在相應技術領域投資。新技術的投資不能停,老業務還得負責賺錢,進一步侵蝕了利潤空間。
換句話說,Tier 1既要積極維護現有業務優勢,保證現金流健康,又要大舉投資新技術,避免屈居人后。
松下近幾年的年度資本開支中,超過一半的預算都義無反顧的投向了動力電池產線。一旦利潤增長跟不上產能投資,集團對各個業務就難免厚此薄彼。事實上,松下出售PAS的另一層原因,就是回籠資金投資動力電池產線。
無獨有偶,德國供應商大陸為了投資自動駕駛,選擇拆分汽車子集團,只保留利潤率最高的輪胎業務。今年,背負百億歐元債務的采埃孚加入群聊,全速推動電驅動部門拆分計劃。
按照羅蘭貝格的數據口徑,2024年,全球汽車零部件行業平均息稅前利潤率約為4.7%。但“中國”和“中國以外”分歧明顯,相比中國供應商5.7%的利潤水平,歐洲供應商平均只有3.6%。
以老牌供應商博世為例,其息稅前利潤率在豐年能達到7%-8%的水平。2024年,博世息稅前利潤率只有3.5%,比上年足足少了1.5個百分點,息稅前利潤減少17億歐元,相當于長城汽車整年的凈利潤。
大多數海外Tier 1都有大同小異的煩惱:要么增收不增利,要么營收利潤雙雙下滑。
下游價格戰固然會傳導到上游,但Tier 1供應商的利潤承壓,更多是電動化轉型帶來的艱難取舍。手心手背都是肉,“大象轉身難”變得無比生動具體。
選客戶就像選股票
Tier 1的蹣跚步履常被視為轉型遲緩的結果,但事實上,面對電動化的趨勢,它們反而是最早開拔的隊伍。
2011年,博世在德美兩地并行組建研發團隊,硅谷的工程師負責功能開發,德國本部主攻系統集成,比特斯拉Autopilot項目的啟動還早兩年。
六年后,博世基于英偉達DRIVE PX2打造的車載計算機亮相,自動駕駛團隊3000名工程師整裝待發。美中不足的是,博世幾乎將自動駕駛研發的全部賭注,押給了老搭檔奔馳。
作為燃油車時代的親密戰友,早在1978年,奔馳的W116 S級就率先使用博世開發的ABS,很大程度上幫助后者站穩了ABS領域的主導地位。雙方在自動駕駛領域的目標非常激進,試圖在2020年實現Robotaxi商業化落地。
結果2019年,戴姆勒內部降低Robotaxi的優先級,反而轉向商用車。巨額投入與渺茫的盈利前景聯系在一起,CEO康林松的回答也很干脆:爭第一名沒有意義[6]。
從事后諸葛亮的角度看,老牌Tier 1全力押注的車企,似乎都沒在電動車市場站穩腳跟。但收回上帝視角,這其實是個相對務實的選擇。
大部分Tier 1的業務中心位于歐美,收入大頭也來自歐美市場。新技術的研發開支需要銷量攤薄,從任何角度看,綁定燃油車企轉型的確定性都更高。
相比之下,國內新能源車在2021年的爆發反而出人意料。大部分海外Tier 1開始電動化研發時,特斯拉屬于分析師都不知道怎么吹的美國新勢力,中國新勢力的定位還是PPT造車。
風險與回報的權衡之外,Tier 1還要面對車企和Tier 2的越權。
電動車采用了更集中的電子電氣架構,其衍生品是車企話語權的空前提高。
燃油車架構中,車企從Tier 1手里拿到的是一個封閉子系統。舉例來說,Tier 1會從更上游Tier 2/3采購大燈原材料和電子元件,自己寫調節亮度和顏色的代碼,并封裝打包成一個車燈交給車企。
但以特斯拉為代表的車企打破了黑箱,將車燈調節功能集成進了自己的軟件系統,在事實上承擔了Tier 1的工作。同時,一些車企直接與芯片廠合作,進一步將Tier 1的角色邊緣化。
這就導致電動車的供應關系中,以“系統集成”為己任的Tier 1很容易失去零部件差異化功能的“定義權”,甚至車企自己會介入零部件的研發設計,讓供應商變成代工廠。
因此,即便Tier 1甘愿面對風險押注新勢力,回報率也未必多高。相比之下,真正占據汽車銷量大盤的,似乎還是那些軟件能力有限的老牌車企。
然而,當奔馳擁抱Momenta,大眾攜手地平線,傳統車企紛紛走向Tier 1中的新勢力,昔日的戰壕接連失守,廣大老字號Tier 1也開始認清現實。
重構核心競爭力
歐美車企移情別戀,出于產業鏈重構下的生存選擇。
按照前任CEO迪斯的規劃,大眾將在2025年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動汽車制造商。然而迪斯斷送職業生涯,也沒能換來大眾的力挽狂瀾。
去年全年,大眾賣了74.5萬輛電動車,較特斯拉少整整100萬輛。其他公開過轉型決心的歐美車企,也集體陷入戰略失焦。通用電動車銷量勉強超過11萬輛,福特不到10萬輛,Stellantis旗下11個品牌共賣出3.9萬輛。
汽車百年歷史中,每一次的性能進步都仰賴零部件技術的創新。歐美日成為燃油車時代霸主背后,離不開強大的供應鏈支持。但時至今日,燃油車企的轉型目標與核心供應鏈優勢,出現了結構性錯配。
過去兩年,海外車企心照不宣的放緩電動化目標,向插混和混動為代表的“過渡路線”傾斜。表面上看是因為電動車賣不動,更接近事實的真相,恐怕是研發不行戰略來湊。
相比之下,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增速連續4年超過30%。成規模的銷量使得中國成為技術迭代最快的市場,海外Tier 1也將中國的定位從消費市場改成了研發中心。
燃油車時代,中國長期扮演生產工廠和消費市場的角色。歐美車企在中國投放的新車大多基于全球車型的“本土化”改良,產品定義和開發的主導權始終攥在海外團隊手中,這也導致零部件技術以從總部“拿到”中國應用居多。
但電動車的變革遠遠不止于改良,而是帶來了全新的供應鏈。采埃孚和愛信可以為變速箱技術爭得你死我活,但再好的變速箱,在大部分電動車上也沒有用武之地。
顛覆式技術出現意味著原本的技術壁壘被打破,也會迫使原本的市場參與者重建自身的核心能力。
智能手機對功能機的替代過程中,智能化體驗的優先級排在了“通信”前面,導致產品的核心附加值從通信技術轉向軟件生態。因此,從功能機到智能機,市場參與者的“屬性”發生了巨大變化:
從諾基亞、愛立信、摩托羅拉,到NEC和西門子(英飛凌),這些功能機品牌的背后都是老牌通信公司。但當下的智能機霸主,除了華為,幾乎都沒有通信領域的經驗。
原因在于,“通信”從手機的核心功能逐漸淪為附屬功能,決定日常體驗的SoC芯片和軟件系統反而越來越重要。因此,蘋果久攻基帶而不下并未影響其市場地位,高通和聯發科反而搖身一變,卡住了附加值的咽喉。
新能源車的故事如出一轍。三電與智能化環節的附加值逐漸轉移到中國,歐美車企和原有供應鏈逐漸解綁,對中國的依賴不斷加深,海外的老牌Tier 1并沒有太多選擇的自由。
按照豐田新任社長佐藤恒治的說法:“中國在智能化、電動化方面處于領先的位置,如果我們的產品能夠受到中國消費者的喜愛,那也一定能夠獲得全球市場的青睞。”
換句話說,想考上985,就得先去重點班。
趁著歐美車企放緩電動化目標的窗口期,在中國市場重建競爭力,或許是Tier 1最好和最后的機會。
參考資料
[1] 2025年全球汽車零部件供應商研究,羅蘭貝格
[2] 松下解析(下)擺脫“背靠大樹好乘涼”的意識,日經中文網
[3] 豐田“低價”政策重大調整,但供應商仍不滿意,Diamond Online
[4] Bosch wants piece of self-drive car market,Financial Times
[5] NVIDIA與Bosch共同發布人工智能自動駕駛車載計算機,英偉達
[6] Daimler takes 'reality check' on robotaxis,Reuters
[7] 放權中國,博世加碼“軟實力”,GeekCar極客汽車
[8] 汽車供應鏈格局生變,新軍崛起,晚點Auto
[9] 國產空氣懸架打開“黑盒”之后,局面正被徹底改寫,觀察者網
[10] 豐田:設立中國首席工程師(RCE)制度,將研發決策權移轉至本土,蓋世汽車
編輯:李墨天
責任編輯:徐珊珊
封面圖片來自ShotD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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