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劉 虹 復旦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

張端鴻 同濟大學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在當代美國高等教育的權力坐標中，認證制度曾長期被視為守護質量與自治的制度支柱。然而，自聯邦政府以“價值偏差”為由對認證體系施加政治壓力、并對哈佛大學發出行政傳票以來，美國高教的制度邊界正面臨罕見的動搖。這不僅是個別高校的危機，更是整個制度能否經受政治動員沖擊的系統性考驗。

認證制度之所以被重塑為政治工具，其背景在于政府對大學價值取向的深度不滿。總統及其顧問接連指責高校“被激進分子控制”、“背離美國主流價值”，并以此為依據，質疑認證機構的“中立性”，主張對認證過程進行行政干預。這種干預并未直接廢除認證體系，而是通過對認證機構的資格審批、審查權和財政影響力實施“制度牽引”。從表面上看，仍保留程序正當性；實質上，卻是以行政權主導替代專家治理的制度位移。

美國國土安全部（DHS）周三宣布，將向哈佛大學發出“相關信息”的傳票

而以行政傳票向哈佛索要招生數據、財務信息、外國資金流向及治理結構細節的操作，則構成了另一種制度突破。行政傳票本是基于合理懷疑、為履行監管職責而設。但在此事件中，傳票索取的信息已遠超合理范圍，且具有高度選擇性，意在“證明”高校存在意識形態偏向。這種有罪推定式的政策邏輯，將調查異化為懲罰，使原本中性的監管手段被轉化為政治斗爭的延伸工具。

更具結構性意義的是，這一系列操作背后的基本邏輯，是將高等教育問題簡化為政治對手的意識形態陣地。當政府不再通過政策目標對話，而是借助制度手段“改造”大學，“認證”與“傳票”就不再是程序性技術工具，而成為意識形態的強制分發器。這種動員型政治邏輯，將大學推上價值斗爭的前線，也讓原本以中立為核心精神的高等教育治理體系淪為政治化的實驗場。

一旦這種趨勢被復制、固化，其溢出效應將遠超當下紛爭。首先，學術獨立性將遭到系統侵蝕。認證機構若因政治要求調整標準，最終將失去原有的專業權威和社會信任，使高校在質量控制與國際認可中都雙雙失去應有的地位和信任。其次，大學治理的法治基礎將遭到掏空。當行政干預超越既定邊界，原有以章程、法規、合規審計構建起來的制度體系將被壓縮到無法正常運行的程度，大學將淪為政策波動的被動附屬。

更為嚴重的是，美國高等教育在國際體系中的信譽可能因此遭受重創。長期以來，美國大學的認證結果被各國廣泛接受，是國際學生流動、學術交流與科研合作的重要前提。一旦認證不再公正獨立，而成為政府政策投影的結果，其他國家將開始質疑“美式認證”的合法性，甚至推動建立與之脫鉤的替代評估機制。這將直接影響美國高校在全球的吸引力與學術影響力，形成連鎖反應，撼動全球高教治理格局。

圖片來源：攝圖網

那么，大學該如何守住權力的邊界與制度的底線？首先，高校個體必須主動擁抱法治工具。哈佛等大學不能僅以“學術自由”作為象征性護盾，而應依法反擊，通過公開透明的程序回應公眾關切，以合規框架為依托，捍衛大學治理的正當性。其次，高校系統層面應形成制度聯盟。無論是美國大學協會（AAU）、高等教育委員會（ACE），還是各州大學系統，都應聯合發聲，明確高教治理的紅線與底線，形成合力應對政治干預的制度性防線。

然而，真正的關鍵不在大學本身，而在整個社會是否還能為大學制度提供穩定的信任基礎。政治家的反復攻擊和行政手段的激烈使用，將持續削弱公眾對大學中立性與專業性的信賴。而一旦信任崩塌，即便法院最終裁決有利于大學，其社會功能和象征意義也將受到難以修復的打擊。從根本上說，高等教育的制度韌性不是靠一紙章程維系，而是靠社會各方的共識持續澆筑。當制度共識消解，正當程序將成為擺設，大學將失去其作為真理與價值平臺的基本資格。

美國高等教育的困境，不只是關于認證與傳票的技術博弈，更是關于制度邊界與信任重建的結構性挑戰。如果制度允許行政意志在沒有明確信任基礎與法治邊界的前提下干預大學命運，那么每一所高校都可能成為下一個目標。此時此刻，堅守程序與共識，也許不是為了贏得短期勝負，而是為了保住高等教育仍可被信賴的未來。

來源 | 里瑟奇科教觀察

作者 | 劉虹 張端鴻

排版 | 蒲云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