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左傳》《國語》中所記載的筮法例子，不僅是先秦易學研究的重要內容，而且為中國古代邏輯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貴史料，極具重要價值。有必要從邏輯的角度對這些筮法例子進行分析梳理，以期展示古筮法中蘊含的邏輯理論與意義。

關鍵詞:古筮法 語法 語義 語用 推類

先秦筮法的實際例子以 《左傳》《國語》中的記載最為確實和有實際價值，后世治 《易》 者對此十分重視，紛紛循此窺覓古筮蹤跡而著述不絕。中國邏輯史視域下對筮法的分析，主要是是探尋其推理的邏輯理論與意義。

中國邏輯史的發展到后期墨家總結出了邏輯推理理論，指出推理是在類與類之間進行的，即 “推類”，并以 “推類” 概括出中國邏輯的核心特點。如 《墨子·小取》中所說“以類取，以類予”①，《大取》中所說“夫 辭，以類行者也”②，就是對推類的概括與說明。此外，主要是名墨兩家，還總結出一些推類要遵守的原則，如 推 理 要 “依 類 相 推”，即“以 類 度類”③ “類不悖，雖久同理”④( 《荀子·非相》) 等等，同時也注意到了推類中的注意事項，如“異類不比”⑤，“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 《墨子·經下》) ⑥，強調推類要“以名舉實” ( 《墨子·小取》)⑦，指出“狂舉不可以知異”(《墨子·經下》) ⑧，否則不能保證推類的正確性。針對推類的復雜性，《呂氏春秋·似順論》曾明確指出:“類固不必可推知也”⑨，《淮南子·說山訓》則進一步指出:“類不可必推”10.，豐富了推類的邏輯思想。易學中的邏輯推理與理論，是中國邏輯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周易》中的邏輯理論在 《易傳》 中說得較明確，是對早期 《周易》 推理的總結，諸如“方以類聚、物以群分”( 《系辭》) ，“以類族辨物” ( 《象傳》)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 ( 《系辭》) ，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 《系辭》) ， “與類行” ( 《彖傳》)等等都是對推類的理論說明。《左傳》 《國語》中遺留筮法的實際例子也都循此推類的邏輯推理規則。

《左傳·閔公二年》中一筮例: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 “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 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 又筮之，遇 《大有》 ( 棴) 之 《乾》 ( 棤) 。曰: “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及生，有文在其手曰 ‘友’，遂以命之。11.

此筮例周山將之列為“據象推類”。12.筮例是講魯桓公的小兒子成季“友”出生時，桓公令卜楚丘的父親為之占筮，初筮推斷道: “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 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 楊伯峻注曰: “魯國有兩社……其實亦總治朝內朝言之”13. ，且留下一懸念 “季氏亡，則魯不昌”，于是又再一次占筮，這次遇到大有之乾的情況，并推斷道: “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大有卦六五陰爻變為陽爻即成乾卦，按照朱熹的說法，這是一爻變，應以 “以本卦變爻辭占”14. ，而流行本 《周易》大有卦六五爻辭是 “覺孚交如，威如，吉”，所以此筮例是根據卦象來推理的，楊伯峻注引高亨 《〈左傳〉 〈國語〉 的 〈周易〉 說通解》 云: 乾為父，離為子，大有上卦的離變為乾，象征子與父同德，所以說 “同復于父”，乾又為君，離又為臣，離變乾又象征臣與君同心，常在君之左右，所以 “敬如君所”。15. 從邏 輯 的 視 角 來 看，乾 父、君，離 子、臣，天 在 上、離 火 炎上，且變在九五這個與君相關之爻上，這樣歸類后自然看出父君與子臣、天上與炎上、九五之變與君之間在類上的相同性，進而同類相推，是個類似演繹的邏輯推類。

《左傳·僖公十五年》一筮例:

卜徒父筮 之，吉: “涉 河，侯 車 敗。” 詰 之。對 曰: “乃 大 吉 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 《蠱》( 棻) 曰: ‘千乘三去，三去之余，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 之貞，風也; 其悔，山也。歲云秋 矣， 我 落 其 實， 而 取 其 材， 所 以 克 也。實 落、 材 亡， 不 敗，何待?”16.

此筮例周山將之列為 “象辭結合推類”。17. 卜徒父在秦穆公伐晉之前占筮，筮得蠱卦，指明晉軍必敗，必獲其侯，其斷辭為: “千乘三去，三去之余，獲其雄狐”，按照朱熹的說法，這是六爻皆不變，應以 “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18. ，流行本蠱卦中并不見該辭，故楊伯峻注并引杜預曰: “此蓋其爻詞。今 《周易》無其文，故杜注謂 ‘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蠱》之外卦為艮，《九家易》，《艮》為狐，是其象為狐，主五爻，五為君位，是其象為雄狐……古人以雄狐喻君”。19.卜徒父根據卦象和不見于流行本 《周易》的卦辭做出推理，指出了秦軍伐晉一定擒獲其君。其后的一段話是此推斷的進一步說明，蠱卦艮上巽下，艮為悔卦代表晉國，巽為貞卦代表秦國，秦國像大風掠山一樣，銳不可當，山石樹木俱摧，又如秋風掃落葉一般，因此秦國勝且必擒晉侯。此筮例中，從邏輯視角看到的還是以艮類狐，以五爻類君，以巽下艮上的蠱卦類大風掠山、摧枯拉朽，最終推類出秦軍獲勝結果。此筮例又是一個較典型的邏輯論證，“千乘三去，三去之余，獲其雄狐”是論題，后一段話的說明是論證過程，是在推類基礎上的論證過程。

其實從邏輯的角度來考察 《左傳》《國語》的筮例時，《周易古筮考》亦是應該被重視的著作。該書是尚秉和“發憤搜輯，上自春秋，下迄明清傳記所載”之 筮 案，逐 條 分 析，得 “百 六 條，一 百 一 卦，揲筮之法燦然大備”20.，其分析總結出不同時代 《周易》筮法的推理總規則，“春秋太史局于辭象，后之人能兼用五行也”21. ，具體又與朱熹 《啟蒙》互為印證發明，分列出細致推理規則，即 “靜爻”“一爻動”“二爻動”“三爻動”“四爻動”“五爻動”“六爻動”共凡七種，涉及 《左傳》《國語》占筮的有 “靜爻”六條( 其中 《左傳》五條、《國語》一條) 、“一爻動”十三條 ( 《左傳》) 、“三爻動”兩條 ( 《左傳》《國語》各一條) 、“五爻動”一條 ( 《左傳》) ，這些關于筮法 “推”的分析，為中國邏輯史中對于易學邏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所以該書不僅是對 《周易》古筮法的總結，而且是對易學邏輯推理規則的總結，對中國邏輯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此外，從邏輯理論分析，尚有以下幾處值得注意。

一，具體筮占內容的解釋與規則是否相符的問題，應該放在語形、語義和語用的相互關系中來解釋。

《左傳》《國語》中筮例的實際占法與朱子所論變占規則并不完全相符，對此李光地云:“考之 《春秋》內外傳，蓋無論變與不變，及變之多寡，皆論卦之體象與其彖辭。即一爻變者，雖占爻辭，而亦必先以卦之體象與其彖辭為主。”22.張善文說: 《周易古筮考》“以證 《周易》筮法的基本程式及其文化內涵”23.，“筮法的基本程式”用以邏輯意義即是指推理的語法規則，即語形規則; “文化內涵”是指與筮法基本程式即語形規則相關的解釋，就是邏輯上的語義解釋。尚秉和論 “靜爻”時，以 《國語·晉語》“董因筮重耳返國”“遇泰 ( 棯) 之八”;《左傳·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筮獲晉君”，其卦遇蠱 ( 棻) ; 《左傳·成公十六年》 “晉敗楚鄢陵筮得復”，其卦遇復 ( 椃)為例分析，黃壽祺循此規則亦列出三例，即 “【黃批】按左昭元年尚有醫和論蠱一條，左昭二十九年尚有史墨論乾一條，左昭三十二年尚有史墨論大壯一條。”24. 指出: “朱子曰: 六爻不動，占本卦彖辭。按，古人成例，故以占彖辭為常。然彖辭往往與我不親，則視其所宜者而推之。斯察象為貴耳。”25. 亦指出，朱子所論與筮占實際往往不符，當出現 “彖辭與我不親”情況下，要 “查象為貴”“視其所宜者而推之”，這種 “彖辭”與 “象”矛盾的實質是邏輯語法、語義、語用的沖突與矛盾。

第一條筮例 《國語·晉語》 “董因筮重耳返國”: “遇泰 ( 棯) 之八。曰: 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今及之矣，必有晉國。”26. 《泰·彖》曰: “小往大來，吉，亨。”從邏輯的角度來看，周山將之列為 “象辭結合推類”27.，但是注意泰是語形，董因的解釋是語用并與泰彖辭語形相一致，是不變，這就是 “靜爻”;

第二條筮例 《左傳·僖公十五年》 “秦伯伐晉筮獲晉君”: “對曰: 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 ( 棻) ，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 取 其 材，所 以 克 也。實 落 材 亡，不 敗 何 待? 三 敗 及 韓，果 獲 晉君。”28. 《蠱·彖辭》云: “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周山亦將此筮例列為 “象辭結合推類”29. ，尚秉和認為此占不是用 《彖辭》推出的，但是如果仔細對照 《蠱·彖辭》的內容，就會發現卜徒父的占辭實際上與《蠱·彖辭》的主體意思是相似的，或者說是有一致性的，只是具體內容不同。

第三條筮例 《左傳·成公十六年》“晉敗楚鄢陵筮得復”: “成公十六年，晉楚遇于鄢陵，晉侯筮之。史曰: 吉，其卦遇復 ( 椃) 。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 公從之。及戰，呂锜射其王，中目。楚師敗。”30. 周山將之看成 “據辭推類”31. ，《復·彖辭》曰: “‘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 ‘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32. 尚秉和分析此占也不用彖辭，但細究之，《復》卦辭有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之語，張善文據王國維之 《生霸死霸考》所考周初七日記日法，認為此語 “申說剛陽 ‘來復’之快”33.，所以 “利有攸往”，因此 《復·彖辭》的核心是古天文的依據，由此可知史占辭 “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與 《復·彖辭》的古天文依據主旨并不沖突。實際上從 《系辭》中 “大衍之數”所記占法來看，諸如分二象兩、掛一象三、揲四象四時、歸扐象閏、五歲再閏、天地之數、“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等等都與先秦歷法緊密相關，或者從根本上說是以那時天文歷法為根據推類展開的，這也就是 《系辭》所說 “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的道理。尚秉和引杜預注: “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34.，古代用兵有背建向破、背生擊死之說，即與此類同。黃壽祺批注曰 “尚云，乾為元首，為君王，離為目。而陽氣自北射南，乾離同中。”又批曰: “汪琬曰，外卦坤為國，又為西南方之卦，故曰南國，內震木克外坤土，故曰蹙。”35. 因 此 《周易古筮考》中所引第三條占例在原則上并不與 《復·彖辭》沖突，但是第二、第三占例的分析內容確又有許多與所對應 《彖辭》不同之處。

究其原因，從邏輯的角度分析，泰、蠱、復三卦象是語形，對卦象的解釋是語用，但是語用解釋往往又不限于一個或某幾個固定的系統，這是邏輯學上的公識，因此在第二條、第三條占例中的解釋很顯然是用了筮者認為可行的系統，這種解釋可能在某些方面與語形有所差異，但這只是形式上的，因為這種解釋必須要有語形上的根據，實際上第二條選擇了 “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第三條選擇了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正是語形與語義關系的反映。語用是基于語義解釋上的使用，是對語形語義的應用，語用不僅同語形語義相關，而且也同使用者本身的認知狀態與所處環境相關，從上述三個占例來看，筮者顯然是在對先秦諸國形勢、敵我雙方實力對比等情況了然于胸的基礎上，選擇了自己傾向的解釋系統和自己傾向的使用系統。由此看來，所謂上述筮卦解釋與彖辭不合就不足為怪了，但是無論如何語義語用都是基于語形的，脫離語形的解釋顯然是無效的，所以尚秉和特別強調了 “《彖辭》往往與我不親，則識其所宜而退之。查斯象為貴耳”36.，“須就事以取辭，查象而印我，棄疏而用親”，37.正是對于語法、語用、語義三者關系的另項說明。

第二，對 《周易》“五爻動”筮例推理規則的另有邏輯解釋。

舉一 “五爻動”實際占例 “穆姜筮往東宮”。《左傳·襄公九年》: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 《艮》 之八 ( 椨) 。史曰: “是謂 《艮》 之 《隨》 ( 椞) 。《隨》，其出也。君必速出! ”姜曰: “亡。是于 《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 亨，嘉之會也; 利，義之和也; 貞，事之干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 《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 《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 必死于此，弗得出矣。”38.

此筮例為 “五爻變”，朱熹云: “五爻變，借以之卦不變爻占”，李光地注曰: “穆姜往東宮，筮遇艮之八，史曰 ‘是為艮之隨’。蓋五爻皆變，惟二得八，故不變也。法宜以 ‘系小子失丈夫’為占，而史妄引隨之彖辭以對，則非也。”39.而隨卦六二爻辭正是 “系小子失丈夫”。周山將此筮例列為 “據辭推類”40.，尚秉和指出: “朱子曰: 以之卦不變爻占。任啟運曰: 以不變爻占。按，如朱子之說，則舍本卦不用。如任氏之說，則本卦、之卦并用，只取其靜者耳。而按之古人筮案，皆不盡然。朱子未詳考，只引左傳艮之隨為例，為當以隨不變系小子、失丈夫為占，亦成其說。豈知即穆姜言觀之，仍以系詞為占耳。”41.對此，黃壽祺批注: “朱子曰: 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惟二得易，故不變。顧炎武曰: 二體獨變，則名之六。余爻皆變，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又批曰: “杜注: 言不誣四德，乃隨遇無咎。明無四德者，則為淫而相隨，非吉事。”42.

此占例解釋可以補充上一條，即可以用語法、語用、語義三者關系說明。此外，這條還是一典型的相容選言推理，我們分析如下:

《隨》，元、亨、利、貞，無咎。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 《隨》 無咎( 有四德者，《隨》而無咎) 。

( 元∨亨∨利∨貞) →無咎

( m∨n∨o∨p) →q

m: 元，體之長也; 體仁足以長人。

n: 亨，嘉之會也; 嘉德足以合禮。

o: 利，義之和也; 利物足以和義。

p 貞，事之干也。貞固足以干事。

┐m: 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

┐n: 不靖國家，不可謂亨。

┐o: 作而害身，不可謂利。

┐p: 棄位而姣，不可謂貞。

┐m∨┐n∨┐o∨┐p→ ┐q ( 我皆無之，豈 《隨》也哉?)

┐ ( m∨n∨o┐p) ┐q

第三，對 《周易》古筮占推理規則的邏輯總結——推類。

《墨經·小取》曰: “以類取，以類予。”這里講了中國古代邏輯學的主導推理類型和主導推理特征——推類。

《左傳·昭公元年》“醫和論蠱”: “趙孟曰: “何謂蠱”對曰: “淫溺惑亂之所生也。于文，皿蟲為蠱。谷之飛亦為蠱。在 《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 《蠱》( 棻) 。皆同物也。”43.

《左傳·宣公六年》“鄭伯廖論豐之離”: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 ‘無德而貪，其在 《周易》豐 ( 椫) 之離 ( 椬) ，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44.

此兩條占例，按朱子之說當在 “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和 “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45.，在 《周易古筮考》中列在 “靜爻” ( 黃壽祺批注) 和 “一爻動”，但是從中國古代邏輯的視角分析，則符合中國古代邏輯的特色——推類，周山將之歸為 “據象推類”和 “據辭推類”46.。“醫和論蠱”中，醫和用 《蠱》卦分析晉侯疾病，指出沉溺于女色而生惑蠱之疾，這種由淫而生的病，是 “室疾”，叫作 “蠱”，如同陳積之谷物生出飛蟲，都是不好的、不正常的狀態，與女惑男、風落山是同類，即 “皆同物也”，杜預注為 “物猶類也”，同類相推，當然女惑男也是不好的病態了 ( 這里實際上是晉侯自己沉溺女色，說女惑男只是西周男性社會的反映) 。這個類在 《周 易》里就是 “風落山”的 《蠱》卦。( 蠱卦上艮下巽，艮為山，巽為風，所以是風落山。唐·李鼎祚 《周易集解》中引伏曼榮曰: “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為事也。”47.) 上述很明顯地，“醫和論蠱”并非按照 “靜 爻”之 “占本卦彖辭”的規則推論的，而是根據事物的 “類同”來進行推類說理的，這里我們看到了春秋時代 《周易》古筮法中的邏輯推類在傳統醫學中的影響。“鄭伯廖論豐之離”這一筮例，尚秉和注解為: “豐上六變為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 ‘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兇。’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亡也。”48.

這個占例是說，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對王子伯廖說，自己想做卿相。王子伯廖私下里對別人說: “曼滿這個人無德而貪婪，在 《周易》為雷火豐卦變為離火卦。”因為豐卦的上六爻變而為純火離卦，而豐卦的上六爻辭的意思是: 房屋非常寬大，高大的樹影遮蔽了宅門，窺其門戶，三年之間不見其露面，非常兇險 ( 黃壽祺、張善文認為: “豐之極，體柔昏暗，而 ‘豐大其屋，障蔽其家’，又高處深藏之象; 乃至 ‘窺戶無人’，三年不見其露面，猶如居 ‘豐大’之世而自絕于人，故為兇兆。”49.) ，所以過不去三年。果然不出其所料，不過三年，鄭公子曼滿就被鄭國人殺了。分析這一占例，尚秉和將之歸為 “一爻動”，其言“一爻動”規則，“朱子曰: 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但這僅僅是一般規則，所以尚秉和又指出 “按，此論其常耳。古人殊不盡取動爻辭，以辭往往與我疏，故棄而不用，用其象之親于我者以推我事。”50. 又特別指出此占例 “此亦即事取義，非筮得之卦，而亦無不驗。”51.說明該占例的分析并非完全按朱子所言規則推論的，而是按照古代邏輯推類原則進行的。在這個歷史故事中，王子伯廖是正是通過豐卦上六爻來類比公子曼滿的無德貪婪就像居大屋而自絕于人，必然沒有什么好的后果，事實結果證明了他推類的正確。

其實就中國古代邏輯而言，關于類的認識，《史記·律書》有一段細致的說明:“神生于無，行成于有……故曰神使氣，氣就形。行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行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52.

第四，注意 《周易》古占之外的邏輯探索。

黃壽祺在《周易古筮考·卷八·納甲考》后所附 《納甲考》所說:“故吾疑三家嫡系易，亦或納甲也。惟其納甲學之不易，故易亡耳”53.，暗指 《左傳》《國語》亦尚有其他占法，故亦當探究其邏輯意蘊。如 《國語·晉語四·秦伯納重耳于晉》: “董因逆公于河，公問焉，曰: ‘吾其濟乎?’對曰:

"‘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墟，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記曰: 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 ( 棯) 之八。’”54.

這是說魯僖公二十三年七月，晉惠公卒，時歲在大梁之次，大梁即酉，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僖公二十四年正月，秦穆公送晉公子重耳返國，僖公二十四年重耳即位為晉文公，時歲在實沈，實沈即參，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魯僖公五年，重耳出奔，時歲在大火，自氐五度之尾九度，大火即辰，辰是晉祖唐叔所以封也。重耳即位時歲在參，參即實沈，所以重耳是 “以辰出，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55.。又，按三統，商白統在丑十一月，而 “《瞽史之紀》曰: ‘唐叔之世，將如商數。’”56. 這里我們清楚地看到了，巳酉丑合金局而商德在金，申子辰合水局而金生水，以及大梁酉與大火卯對沖關系。這是對 “泰之八”這一語形基礎上以至天地配享，必有晉國的另有系統的語義語用解釋。

按盧央的觀點，古天文由實際觀測到干支推演，是古代星占形式化的過程。57. 實際上這一過程，也正是中國古代邏輯學由實質論證到中國特色形式化論證的過程，《左傳》《國語》時期這種實際天象觀測與形式化推類相間駁雜的記錄，確實是那個時期中國古人思維水平由實質過渡到抽象的真實體現。

《易》須明古法，尤其是 《左傳》《國語》 所載古筮法是 “最古之《易》師”58.，同理研究古代易學邏輯也要首先明了古筮法，這是 《左傳》 《國語》所載筮法的學術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