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劍 一劍用百年

——龔延明的史學研究

朱鈺婷

學人小傳

龔延明,1940年生,浙江義烏人。歷史學家,浙江大學文學院古籍研究所教授,浙大宋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兼任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顧問。1960年畢業于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歷史系,留校任助教;1962年參軍,1974年轉業,回杭州大學歷史系任教。著有《〈宋史·職官志〉補正》《宋代官制辭典》《中國歷代職官別名大辭典》及《詩說秦漢史》《岳飛評傳》等,主編或合撰《隋唐五代登科總錄》《宋代登科總錄》《明代登科總錄》,主編“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等,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文學遺產》等刊物發表120余篇論文。

“不怕慢,只怕站”是浙江大學教授龔延明的座右銘。《〈宋史·職官志〉補正》《宋代官制辭典》《中國歷代職官別名大辭典》《宋代登科總錄》《明代登科總錄》……他的這些代表作,無不經過數年乃至數十年打磨,才擺上學者的案頭,成為文史研究的重要參考書。有學者感慨,龔延明不僅做到了“十年磨一劍”,而且打磨出的是一把把堪百年之用的利劍。

龔延明(左)與著名學者傅璇琮在一起(作者提供)

從《宋史·職官志》出發

真正開啟學術之路時,龔延明已年近不惑。

龔延明1940年出生于浙江義烏的一個農民家庭,5歲跟著哥哥上小學,1960年從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歷史系畢業。留校任教兩年后,他響應國家號召,投筆從戎,成為一名工程兵。在杭州大學工作時,龔延明一個月的工資是53元,當兵后每月只有6塊錢的津貼,但他無怨無悔。1964年,龔延明在一次訓練中意外受傷,右眼失明,后來轉到部隊機關工作。1974年,他告別軍旅生涯,回到杭州大學歷史系任教。那時正值“文革”后期,學校教學工作尚未走上正軌,直到1978年,龔延明進入杭州大學歷史系宋史研究室,才在陳樂素和徐規兩位名家的指導下正式踏上了宋史研究的學術旅程。這一年,他38歲。

宋史領域那么廣大,一個人不可能都拿得下來,只能挑選一個學術方向。應該選擇哪個方向呢?龔延明聽取了中華書局趙守儼和傅璇琮的意見。這兩位國內知名的學者型出版家認為,國內官制研究相對薄弱,發展空間很大,可以考慮作為學術方向。這正是龔延明的興趣所在,陳樂素先生、徐規先生都尊重他的選擇,支持他研究宋代官制,并同意在系內開一門中國古代官制史課。20世紀80年代初,徐規先生申請浙江省重大課題《〈宋史〉補正》獲批,分配龔延明承擔《〈宋史·職官志〉補正》子課題。這下,龔延明犯難了。

眾所周知,宋史大家鄧廣銘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寫出了名作《〈宋史·職官志〉考正》。有此高山在前,后來者還能有新的突破嗎?龔延明惴惴不安。進退兩難之際,傅璇琮先生鼓勵他:“鄧先生是宋史權威,為學術界所公認。他的《〈宋史·職官志〉考正》是開山之作,是名作,但這不等于《宋史·職官志》研究工作已經終結。鄧先生自己也不這樣看。限于抗戰時期資料之不足,《考正》還有不少遺漏。在50年代,他就提出《〈宋史·職官志〉考正》和《〈宋史·刑法志〉考正》需要重新進行增補。現在你去挑起這副擔子,應該說是學術發展的需要。你年輕,精力充沛,研究條件又好,只要能刻苦鉆研,在鄧先生《考正》的基礎上,必有新創獲。”傅先生這番推心置腹、語重心長的談話,使龔延明“猶如置身在夜間曠野難以辨別前進方向的時候,突然看到前方亮起一盞指路燈”。心頭的迷霧驅散了,他鼓起勇氣前行,接受了《〈宋史·職官志〉補正》的任務。

龔延明開始反復閱讀《宋史·職官志》,逐字逐句解決疑難。《宋史·職官志》沒有直接記載“門下省”為何時之制,讓龔延明頗感疑惑,他再三體味史料,發現“門下省”在北宋時期分為“宋初”和“元豐新制”兩個階段,宋初中央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皆有名無實,至宋神宗元豐改制方“官復原職”。除了閱讀宋代官制的第一手文獻外,龔延明還圍繞《宋史·職官志》每段文字搜集、摘抄其他史籍,逐漸解決了其中的疑點、難點。耗費了五個春秋,1992年,龔延明完成了50余萬字的《〈宋史·職官志〉補正》書稿,浙江省社科規劃辦將其送外審專家進行成果鑒定。鑒定小組以鄧廣銘為組長,組員是宋史名家王曾瑜、陳智超、朱熙瑞、汪圣鐸。鄧先生把鑒定組成員的意見歸納為兩點:第一,龔延明同志對于《宋史·職官志》所作的補正,既極周全詳備,也極精審諦當;第二,這一新著的豐富內容,反映出龔延明同志對于宋代職官制度既具備通貫的理解,也具有深厚的基礎根底。求之于當今之治宋史者,他的功力之雄厚應是居首選的。接著,鄧廣銘先生又寫了他個人的鑒定意見:“半世紀以前,我曾撰寫《〈宋史·職官志〉考正》一文,我的那篇文章只能算作開‘大輅’之先的‘椎輪’。然而‘大輅’卻一直遲遲沒有出現。直到80年代末,國內學者中,才有杭州大學歷史系龔延明同志出而專心致志于宋代職官制度的研究,以五個春秋的時間和精力,完成《〈宋史·職官志〉補正》這一巨著,這是只有很深厚的根底、很廣博的知識才能做到的。在這種強力的感染下,又必將使讀此書者,愿以龔延明同志為榜樣,扎扎實實地從事一些進行學術研究的基本訓練,例如對史料的鑒別、比勘、考證、分析的技能才行。這本書是一本極具功力的書,是一本必會在許多方面都能起積極作用的書。”

誠如傅璇琮先生所說,鄧廣銘先生“胸懷豁達,視學術如生命。他衡量學術成果,不論資格,不計較對自己的研究的批評,完全以學術上有無建樹為心中的一桿秤”。鄧廣銘先生獎掖后學龔延明的這段佳話,成為學界的美談。

如今,那本被翻爛了的《宋史·職官志》仍然放在龔延明的書房。他說:“一個人的學問,必有根基。我治宋代官制,《宋史·職官志》就是我的根基,這是我第一部常學常新的學術經典。”

搭建官制研究的“高樓”

1984年,龔延明意外收到一封由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轉來的海外信件。這封信來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劉子健,他讀到龔延明不久前發表的論文《略論宋代職官簡稱別名》,極為感興趣,建議以“兩岸協力、國際合作”的方式編纂一部工具書《宋代官職別稱》。其實,龔延明此時已有編纂《宋代官制辭典》的計劃。

在研究宋代官制的過程中,龔延明認識到,職官的別稱、術語是了解官制的兩大“攔路虎”。為此,他寫了那篇《略論宋代職官簡稱別名》,還有意識地搜集了宋代正式職官名、別名、術語以及相關典故,并將這些資料整理成卡片或札記。這些日積月累的資料匯聚成《宋代職官別名匯釋》《宋代職官術語匯釋》,成為編纂《宋代官制辭典》的重要基礎。

龔延明與劉子健建立起聯系,向他介紹了自己的研究計劃,得到劉子健的支持,這更堅定了龔延明迎難而上完成《宋代官制辭典》的決心。13年后的1997年,由鄧廣銘先生題寫書名的《宋代官制辭典》在中華書局出版。這部180萬字的工具書一經推出,便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宋史名家王曾瑜、鄧小南先后在《歷史研究》雜志刊文,贊譽此書為“繼鄧廣銘先生《〈宋史·職官志〉考正》之后,宋史研究又一里程碑式之作”。《宋代官制辭典》至今仍是海內外宋史學者案頭必備工具書,一印再印,2017年還出版了增訂本。

龔延明認為,研究斷代史,不能止于斷代,而要承上啟下,注意貫通。宋代官制與唐五代官制難以分割,宋代官制又對元明清官制產生了影響。研究斷代官制,必須把握每個官名與制度的演變軌跡。他在做《宋代職官別名匯釋》時,就注意搜集和研究從先秦到明清的職官別名。細水長流,經過20余年積累,水到渠成,終于以一人之力,完成了《中國歷代職官別名大辭典》的編纂。2006年,227萬字的《中國歷代職官別名大辭典》在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這部大辭典貫通先秦至明清,搜集各王朝國家管理機構正式官名的別稱搜集與闡釋,詞條達到一萬條以上,填補了中國官制研究的一個空白。2019年,《中國歷代職官別名大辭典》增訂本由中華書局出版,字數增至240萬。

龔延明著《中國歷代職官別名大辭典》(作者提供)

從《〈宋史·職官志〉補正》到《宋代官制辭典》《中國歷代職官別名大辭典》,龔延明這樣總結自己官制研究的經歷:做學問,不能浮躁,不能急功近利地搞一些“短、平、快”的成果,只有甘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先打好基礎,才能往上一層層蓋起高樓。

龔延明編著《宋代官制辭典》(作者提供)

“愚龔移山”研究科舉

科舉考試取士,自隋唐至明清,持續了1300年之久,對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宋代的王安石、蘇軾、司馬光、文天祥等赫赫有名的歷史人物,皆是進士出身。然而,長期以來學界沒有對宋代登科人物進行系統整理。1991年,龔延明接受傅璇琮先生的建議,與其合作編撰《宋登科記考》。從此,龔延明的研究重心從官制轉向科舉制度。

編纂《宋登科記考》的工作量極為龐大,尤其是兩宋118榜科舉考試,僅存紹興十八年(1148年)和寶祐四年(1256年)兩榜登科錄,其余116榜登科錄,都需從零開始搜集整理。為了能夠全身心投入,龔延明在老杭大圖書館6樓租了一個工作間,以便借閱研究所需的大量文獻。研究工作極度緊張,他從早到晚在圖書館看書、抄錄資料,有時連晚餐都是家人送到圖書館。人手不夠,1996年,龔延明邀請青年教師祖慧參與課題。當時計算機技術尚未普及,他們只能將搜集到的進士資料一條條抄寫到卡片上,再進行分類整理。2009年,412萬字的《宋登科記考》問世。這部學術著作收集了兩宋三百年間的科舉大事,同時收錄了近四萬名宋代進士的名錄,填補了宋代登科錄缺失的空白,為研究宋代科舉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對宋代政治史、教育史和文化史等多個領域的研究都起到了推動作用,被視為宋代科舉研究的奠基之作。

如同從《宋代官制辭典》發展出《中國歷代職官別名大辭典》一樣,在科舉研究中,龔延明也注重研究各個朝代制度史的貫通。1993年接任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之后,他在編寫《宋代登科記考》的同時,向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提出了集體項目《中國歷代登科總錄》的申請。在評審專家看來,這個龐大的項目,不是五年十年能完成的,但他們認定課題的重大學術價值,還是同意立項。經費雖然不多,但這筆資助促成了一個跨世紀科舉研究工程項目的啟動。龔延明帶領團隊全身心投入《中國歷代登科總錄》的編纂工作之中,團隊中的祖慧、邱進春、周佳等都是精兵強將。龔延明還將博士生培養計劃與課題研究緊密結合,宮云維、蔣金星、李潤強、多洛肯、黃明光、陳長文、毛曉陽、方芳等當年的研究生,都是課題前期資料搜集工作的積極參與者。2014年,《中國歷代登科總錄》獲批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滾動資助的重大項目。

為完成《中國歷代登科總錄》,龔延明帶領課題組以“竭澤而漁”的方式,網羅海內外有關科舉人物的第一手史料,詳盡搜集了從隋至清1300年間科舉考試的登科進士(包括諸科),總人數逾11萬。進士小傳包含姓名、字、號、籍貫、及第年份、初任官職、歷任官職、最終官職以及謚號等信息。龔延明要求“字字有來歷,條條有出處”,每一條小傳下均附有翔實可靠的第一手文獻證據。近年來,項目子課題《宋代登科總錄》(1000萬字)、《明代登科總錄》(2000萬字)、《隋唐五代登科總錄》(220萬字)、《遼金元登科總錄》(200萬字)接連出版,《清代登科總錄》(2000余萬字)正等待出版。《中國歷代登科總錄》終將告竣,為學界進行歷代登科人數變化、進士地理分布、科舉與地域經濟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更為堅實的文獻基礎。在2007年舉辦的第三屆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這一項目被與會學者譽為“21世紀科舉學研究的最大工程”。由于該項目時間跨度大、難度高,整個團隊前后付出了30年的心血和精力,龔延明的滿頭青絲更是熬成了白發。他笑稱自己擁有不屈不撓的傻勁,可謂“愚龔移山”。

龔延明、邱進春編著《明代登科總錄》(作者提供)

編纂《〈宋史·職官志〉補正》,因為書稿分量不算太大,龔延明采用手工抄錄的方式搜集和整理歷史資料,尚能適用。然而,到了做《宋登科記考》《中國歷代登科總錄》這類資料龐大的項目時,卡片數量猛增至幾十萬張、上百萬張,如何在海量的卡片中迅速檢索到所需信息,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龔延明認識到,隨著人文研究的不斷深入,傳統的研究方法已難以滿足需求,必須與時俱進,探索新的研究路徑。

20世紀90年代后期,龔延明團隊已經使用計算機錄入文獻資料,但是檢索十分不便,想要區分某一進士的科目、朝代、榜次,只能依靠人工,耗時耗力,還容易出錯。為了解決這一難題,他主動尋求與本校計算機專業專家開展跨學科合作,為《中國歷代登科總錄》專門設計了一款軟件,資料輸入電腦后能夠自動分類、分榜歸并,檢索資料變得極為容易。這一創新舉措在當時具有前瞻性,極大提升了研究效率。2018年,龔延明與中華書局合作,將以《中國歷代登科總錄》為基礎制作的“歷代登科進士數據庫”向海內外開放。在數據庫上線之際,時任浙江大學副校長羅衛東如此評價:“投資文科是最劃算的,‘十年磨一劍,一劍用百年’。好的學術作品,其效用的發揮短則幾十年,長則千百年,惠人無算。歷史地看,當初那些所謂的大額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

踐行學者的社會責任

龔延明是書齋中的學者,但他并不囿于學院門墻之內,而是積極參與撰寫大眾歷史讀物,力求把書齋里的學問與現實生活結合起來,使其煥發更鮮活的生命力。

南宋時期的民族英雄岳飛,其一生充滿傳奇色彩。龔延明憑借深厚的學術功底,用生動的文字撰寫了《岳飛》《岳飛評傳》兩部通俗讀物,細致描繪岳飛的生平事跡及精神風貌,幫助人們更準確地理解這位民族英雄的歷史地位和價值。這兩部作品既吸引了眾多歷史愛好者的目光,也獲得了專業學者的好評,多次再版,展現了持久的魅力。

20世紀90年代,龔延明主編了六卷本《繪畫本中國通史》。該書內容覆蓋先秦至明清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通過圖文并茂的方式生動展現了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和不同時期的社會風貌。由于形式生動、內容充實,《繪畫本中國通史》一度成為暢銷書,是許多小讀者的歷史啟蒙之作,還榮獲第六屆中國圖書獎一等獎。

龔延明對文學懷有濃厚興趣,在部隊工作時就曾創作詩歌、散文等作品。近些年,他別具匠心地采用五言詩的形式,將“史”與“詩”結合起來講述中國歷史。他的“詩說”嚴格遵循歷史事實,并詳細標注資料來源和原文,便于讀者查證或深入研究。這套八卷本的《詩說中國史》,目前已出版了《詩說先秦史》《詩說秦漢史》《詩說三國史》《詩說兩晉南北朝史》《詩說宋史》五卷。《詩說中國史》不僅為讀者提供了一種認識中國歷史的新視角,也豐富了歷史研究的表現手法,有效推動了歷史知識的普及。

無論是《岳飛》《岳飛評傳》,還是《繪畫本中國通史》《詩說中國史》,這些歷史普及讀物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閱讀起來輕松,但其背后有著堅實的史學基礎與嚴密的邏輯結構作為支撐,因而不失深厚。通過這些作品,龔延明踐行著一個歷史學者的社會責任。

經過半個世紀的辛勤耕耘,龔延明早已著作等身,在海內外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退休后,他依然對學術懷抱著純粹的熱愛,繼續在學術道路上不懈追求。如今已年逾八旬的他,投身于構建浙江大學宋學研究平臺,致力于推進宋學研究的深入發展,還推動創辦了“宋學大講堂”,邀請國內外眾多著名學者在這個講堂主講宋代史學、文學、哲學與考古藝術等最新研究成果。

生活中的龔延明,溫和謙遜,讓人感到親切。前輩學人對自己的無私指導和寬宏氣度,深深影響著龔延明。他始終將學生的學術成長視為己任,真誠關心他們的全面發展。他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學術的提升既需要前人的智慧,也離不開后輩學人的持續努力與創新。

來源:《光明日報》2025年7月21日第11版

作者:朱鈺婷(浙江大學哲學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