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2日清晨，我對母親說：‘等我傍晚回來，可能要帶一份驚喜。’”一句玩笑話，輕輕地落在秋風里，也揭開了那趟探親假最不平凡的一天。那年，我在蘭州軍區已滿四年，第一次批探親，一張綠皮車票把我送回河北老家，心里裝滿了軍營的塵土味，也裝滿了對家與往昔的惦念。

探親第三天，我決定去石家莊二中找老呂老師報平安。老呂教語文時，總能在緊巴巴的課時里擠出幾分鐘背《岳陽樓記》，那幾年課本還帶著“工農兵”色彩，他卻悄悄遞給我們唐詩宋詞。要不是他，我恐怕連《孫子兵法》的版本都分不清。上門得提前打聽，他已從縣里調去北京資料局，我只好多買一張硬座票，一路晃到前門。

北京入秋的胡同，樹影碎成棋盤格。老呂住進大柵欄一處平房，門口掛半張竹簾。見我背軍挎包敲門，他愣了一秒，隨后笑得像放假的學生。屋里陳設簡單：一張八仙桌，兩排鐵皮書柜，墻上釘著他用鋼筆謄寫的《楚辭》手稿，墨香混著爐灰味。我們落座，他先問邊境演習，再關心伙食。聽說我已是副班長，他點頭卻不夸獎，只遞來一包南京雨花茶，順手取下抽屜里一本自印小冊子：“去年編的舊體詩，字丑，你別嫌棄。”

茶湯還溫，他忽地轉彎：“二十五了，可有對象？”我嘴快：“還沒挑到合拍的。”他把茶杯在掌心晃兩圈，“兵不厭詐，可姻緣不能湊合。城里閨女多，路過就看看。”說完哈哈一笑，把我送到門口，臨別還塞了張便條，上面寫著“有事敲門”，旁邊畫支毛筆。

從胡同出來，已近傍晚。我往西單方向漫走，準備找個郵電局寄信回部隊。拐進新華街口，見一位姑娘靠著電話亭抹眼淚，行李箱立在腳邊，皮把手磨出毛茬。她褲腳沾著塵土，一看就是外地游客。我咳一聲，輕聲問路：“同志，用不用幫忙？”她抬頭，鼻尖還紅：“旅店找不到，我怕趕不上最后一趟公交。”那年月北京的路牌并不多，外地地圖又印得粗糙，迷路常有。我讓她把入住單據遞過來，原來旅店在北禮士路，離此兩站多。她姓余，小名小雨，華東師范大三，暑假出來寫城市調查報告。我們先找到公車站，可天色已暗，我索性陪她步行。一路上她提及讀魯迅、寫詩、聽電臺評書，話匣子一開就停不住，淳樸又爽朗。

走了大半小時，燈火透進旅店玻璃門。她長舒口氣，轉身對我說：“請進坐坐，表達謝意。”大堂角落擺兩把竹椅，我們聊到十點半，才依依不舍地交換了通訊地址。分別前，她突然笑：“顧班長，若我論文通過，就寄喜糖給你。”我擺手：“別只寄糖，寄兩頁手稿，我替你挑錯別字。”

探親假剩不到一周，我幾乎每天午后抽空去旅店陪她跑胡同、記口述、拍照。那時候照相機稀罕，還是我借老呂的海鷗DF。小雨第一次登景山，看見紫禁城屋脊上的吻獸，用天津腔驚嘆；我站旁邊，比她更投入，仿佛自己也成了游客。24日下午，列車汽笛催促，我在北京站月臺上拍了張合影，她把圍巾塞進我手里，只說：“南口風大，路上別著涼。”火車慢慢滑出站，我隔窗看她揮手縮成黑點，心里空了一塊。

回到部隊，通信成了日常。我寫信向她描述練兵場的塵土、冬夜巡邏的星空，她寫信聊圖書館里新到的胡適全集、校園食堂新添的牛肉面。郵差帶來的薄薄信封，比嘉獎令還讓人精神抖擻。1982年春，我隨團到廣西參加山林工程支援任務，一去三個月，錯過數封來信。返營那天，桌上堆著厚厚一摞，她用硬筆在信尾鄭重寫下：“等你凱旋，我有話說。”我心里咚咚直跳，卻不敢自作多情。

1983年初，團部批準我赴京公差。大年初六，我提著行李登門。小雨已畢業，在北京衛生局實習。她從辦公室跑出來，站在走廊，呼吸急促卻笑得明媚。沒來得及寒暄，我直接開口：“跟我回家吧，咱們把婚事定了。”她怔住半秒，接著點頭。那天下午，我們在東城區民政局填完表，紅本子燙手。電話里母親聽說我要帶新媳婦回村，驚得重復一句：“真的？”我笑說：“當然。”

婚禮極簡。六月，我在老家祠堂擺了十桌，連同學戰友一起湊熱鬧，老呂特地趕來，揮毫寫橫幅“同心偕老”。他說：“當年一句玩笑話，沒想到真成媒。”席間我們敬酒，他呵呵直樂，夸我“攻而能守”，把兵法又搬了出來。

轉眼四十年。2021年，我們已是兩鬢花白。孩子們在城里工作，逢年回鄉。我與小雨偶爾回北京，特意繞去大柵欄那條胡同。昔日的平房改成文創書吧，書架上擺著咖啡杯，我仍能在腦海里聞到煤爐子和墨水味。老呂于2018年病逝，他的兒子保留了那本自印詩集，第一首題目是《秋風里等一個兵》。翻到那一頁，小雨輕輕碰我手背，沒有說話。

有意思的是，當年那條新華街口如今成了步行商業街，霓虹閃爍，人潮滾滾。我倆站在原來電話亭的位置——電話亭早已拆除——拍照留念。相機從海鷗換成數碼，但她仍舊習慣把圍巾塞進我手心。夜風吹來，我握緊圍巾，也握緊四十年前那段意外邂逅帶來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