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當官的，有個文雅的稱呼叫“士子”或者說，想要當官，先得走進士子圈子。當了官之后，同樣還是以士子為榮。古人不也說“士大夫”么。

士者性文化圈指的是：以士大夫為首的為皇朝統治服務的整個官宦集團的性觀念、性文化和性愛行為。士者在中國封建的科舉制度的確比歐洲中世紀的世襲制度要先進得多。它以開科取仕的辦法極大地擴大了統治的階級基礎。它不講門第貧富，使普通人有機會參與政治。

但絕大多數的中選之士，最終不過是在功名利益的引誘下，充當統治者的鷹犬幫兇。中國文人滿腦子“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因為“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中國的士大夫都稱自己為儒者，然而儒者可分“君子儒”或“小人儒”。每朝每代“君子儒”寥寥無幾，而“小人儒”卻如過江之鯽。士大夫們常吹“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實際上他們絕大多數都能被屈、被淫、被移。中國人都知道“官本位”的效應，權與錢可以轉化，有權就有錢。就連好官，也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更不用說那些一味搜刮民脂民膏、造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貪官污吏了。

中國歷史上確乎有一些清廉的文臣和忠勇的武將，然而可惜的是，歷代大多數文臣都愛錢，武將都怕死，鬧得政治腐敗，以致民眾造反，外族入侵，藩鎮叛逆，中國大半歷史都不太平。

對文人來說，人生有兩大幸事，即“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前者保障傳宗香火，后者提供功名仕途，從而使財產和權力世代延續不斷。

既然“書中自有顏如玉”，功成名就之后就應享受。官宦人家當然應有三妻六妾，甚至妻妾成群，還有眾多的丫鬟隨意伺候。有的家中還養有大批歌舞妓供自己享樂或招待賓客之用。別的且不說，就連人們虛構的青天大老爺“劉羅鍋”，不也娶了個丫鬟為小么?

杜牧詩云：“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青樓”乃妓院，“薄幸”為薄情之意;可以說，此詩為杜牧在奢華夢醒后而感悔艷游之作。據《杜牧別傳》載，杜牧在揚州每天晚上宿妓，“所至成歡，無不會意，如是者數年”，于是對所遇妓女的美艷十分留戀，便寫了傳世名作：“多情卻是總無情，惟覺樽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杜牧不過是大多數士大夫的一個縮影。士大夫常以放蕩不羈為時尚。在生殖主義保障財產和權力的再繼承之后，非生殖主義的性觀念又使他們追求浪漫主義的性愛行為或腐朽糜爛的性刺激。面對這種新文化，現代人也只能是嘆息或羨慕了。

士大夫們大多是一幫具有雙重性格和兩面嘴臉的矛盾人物。一方面，他們可能因受過教育，具備知識，自我意識較強，對精神生活有一定的追求，易產生離經叛道的觀念和行為。

另一方面，他們又作為為統治者效勞的官僚機器的一個零件，必須道貌岸然地以封建倫常的枷鎖來束縛和“教化”百姓，否則他們就沒有存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