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掛的學費，極低的入學資格門檻，中國高等教育已經無限逼近“普惠式教育”。

停滯20年的大學學費陸續(xù)全面松動

近日媒體關注到上海高校學費的大幅調整：上海擬從2023年秋季學年起，將公辦高校本專科平均學費標準由5420元/生·學年調整至7215元/生·學年，調幅約33%。對于新生來說，每生每學年學費（兩個學期）平均多支出約為1795元。

其實早在4月上海就舉行了學費調整的聽證會。參加的相關方面負責人對這一方案總體表示支持，認為現行學費標準已實施20多年，目前高等教育教學培養(yǎng)模式、專業(yè)設置、辦學成本、社會需求都發(fā)生了變化，對現行收費政策進行優(yōu)化，有利于推動本市高等教育高質量發(fā)展。

今年進行高校學費調整的還有吉林，四川等地。其實最近兩年，安徽、陜西等地也陸續(xù)啟動了高校本科學費調整工作。在2021年4月安徽本科高校學費調整的聽證會上，相關方面公布了此次安徽省普通高校本科平均學費標準：由每學年每學生3885元調整至4900元，上調幅度26.1%，計劃2021年秋季招生開始執(zhí)行。根據這一調整方案，調整后的平均學費標準占生均培養(yǎng)成本比例為 20.1%，沒有超過相關部門規(guī)定的 25% 的上限。預計到 2024 年每年可以增加學費收入 5.76 億元。

至于原因，安徽教育廳負責人解釋，隨著教育培養(yǎng)成本的不斷提高，經費不足仍然是制約全省高校辦學水平提高及高校進一步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該負責人表示，" 實現高等教育高質量發(fā)展，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在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時，適當調整學費標準，有利于引導高校資源配置和學科建設等，為全省高等教育高質量發(fā)展提供資金保障。"

這也是安徽20年來的第一次調整學費。

同年，陜西也啟動了學費調整的聽證會。在陜西舉辦的聽證會上也強調，大學收費標準自2000年后就再也未曾調整過。2020年9月，河南，也在舉辦聽證會后正式啟動了大學學費調整工作。

各地對高校學費的陸續(xù)調整，初步打破了高校學費20年不變的現狀。

學費倒掛，高校學費成了

非義務教育階段學費的洼地

20年來，因為種種原因，全國絕大部分高校學費被死死按住，不準提高，尤其是大多數公辦高校的學費處于完全停滯的狀態(tài)。上海、安徽、陜西等地高校的現狀，基本代表了大部分公辦高校的現狀，即便是清華大學一般專業(yè)學費也僅有5000多。

當然，一部分學科專業(yè)因為專業(yè)的特殊性，相對較高，但也是一直沒有調整變化過，例如中央戲劇學院表演、戲劇影視導演、戲劇影視美術設計、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yè)每學年10000元。

民辦高校則是其中例外。在大量公辦高校學費調整被停止的同時，以大量獨立學院為代表的部分民辦高校，一直相對靈活。于是在高等教育領域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質量普遍較高的公辦學校，學費最低；辦學水平與質量普遍較低的民辦高校，學費反而普遍較高，出現了不正常的倒掛現。這與國外高校則完全不同，學費與辦學質量成正相關，水平越高，學費則越高，水平低，則學費越低。

在大學學費停滯的同時，其他非義務教育學段的學費伴隨物價與管理的調整，不斷飛漲，我國不同教育階段學費出現了嚴重倒掛的現象。在許多城市，幼兒園月收費超過3000元的比比皆是，超過7、8000的也屢見不鮮。同時，私立的中小學（含所謂國際學校）年度學費超過2、3萬的比較普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高端的私立學校學費動輒超過數十萬，最高竟然超過了45萬/年。

本來應該成為非義務教育階段學費高地的大學學費，反而成了極端洼地，清華北大一年的學費甚至不及一個高端幼兒園一月的學費，中國教育出現了極其詭異的一面。

*上海浦東新區(qū)部分幼兒園收費標準（元/月）

低廉的學費在制約高校發(fā)展的同時

普惠式的高等教育模式也無以為繼

與此同時，高等教育完全進入普及化時代。2021年，全國高校招生1001萬人，報名人數滿打滿算僅有1078萬人，這其中還包括了數百萬中職學生，絕對錄取比例超過了93%。在報名人數第二多的廣東，專科錄取線僅有100分。在黑龍江，理科本科線也僅有280分。高等教育普及化，已經發(fā)展到“考不上大學”變成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2022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逼近60%。

極低的學費，極低的入學資格門檻，中國高等教育已經無限逼近“高等普惠教育”。

目前的學費，與實際的成本相去甚遠。在陜西的聽證會上，陜西省成本調查監(jiān)審局對全省63所公辦高校2017-2019年學歷教育生均培養(yǎng)成本進行監(jiān)審，經審核生均學歷教育培養(yǎng)定價成本2.88萬元/生·年。根據陜西提出的兩個方案，調整增幅最大，即增長27%后，也僅占實際培養(yǎng)成本的23.50%。

在聽證會上，來自西北大學財務處的任君瑞說：目前學校投入在支出中占比越來越大，學費占比越來越小。西北大學2005年各類學費收入為1.16億元，占學校總收入的27%，去年收入2.8億元，但僅占總收入的15%。學費收入的增長主要是學生人數的增長，在教育成本的分擔機制當中，財政的負擔比例越來越大，而學費發(fā)揮的分擔作用越來越弱，不符合國家關于完善非義務教育培養(yǎng)成本分擔制的原則。

目前我國高等學校教育經費以國家直接財政撥款、學校自籌兩個板塊為主。自籌經費中主要是三個板塊，一個是學費，一個是科研經費，一個是社會捐贈。對于大多數地方高校，科研經費，尤其是社會捐贈等是一個短板，學生學費在學校的財政結構中占據了重要地位，是除財政撥款外，主要收入來源之一。

隨著物價上漲、高校辦學規(guī)模的擴大，高校的辦學成本也快速攀升。近年來，雖然國家財政撥款在高校教育經費中所占比例呈逐漸上升趨勢，但仍無法彌補學校規(guī)模擴大、物價上漲、人員經費提高等因素帶來的資金缺口。

例如，東北某高校2000-2016年的教育支出上漲約了6倍。若按成本分擔原則，學費標準相應也要有所提高。但學費仍維持在2000年的水平，這顯然給學校施加了不小壓力。

正是面臨著種種財務壓力，西北大學等高校降低甚至取消一部分研究生的補貼，就曾引來輿論關注，相關高校明確回復：伴隨招生量的增長，承擔不起了。

如果國家財政有這樣的支撐能力，我們也可以繼續(xù)以這種模式發(fā)展，但顯然已經捉襟見肘。從宏觀看，目前國家財政在提高教育投入，尤其高等教育投入上困難越來越多。

近年經濟下行壓力增大，降費減稅導致財政收入增速下滑，在未來可預期的一段時間內，對于教育的投入難以保持較高的增長。更重要的是，國家教育投資這塊蛋糕近年也開始做結構性調整，每一個階段的教育都有充足的理由需要增加投入。比如根據學前教育政策調整，國家承擔主體責任，學前教育成為近年教育投資的重頭，占比快速上升。在基礎教育上，還面臨提高教師待遇，普及高中教育，高考改革等等，這些也都需要提高投入，這些都讓教育財政捉襟見肘。

經濟的發(fā)展顯然也無力支撐。根據財政部數據，2022年上半年全國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5.5萬億元，扣除留抵退稅因素后增長4.7%，按自然口徑計算下降7.9%。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約11.3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5.9%。一對比就明白，上半年我國各地處于財政赤字的狀態(tài)，赤字金額為5萬多億元。

2023年一季度，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62341億元，同比增長0.5%，但支出67915億元，同比增長6.8%。

高等教育不是義務教育，不是必須保障的教育階段，顯然不大可能力保投入，那么怎么辦？至少增加社會公眾的投入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這也是近年相關部門不斷提出完善非義務教育階段成本分攤機制的原因。學前教育已經明確由國家承擔主體責任，高中仍然是基礎教育階段，主體仍然是以國家為核心，那么剩下的，主要就是高等教育了。

有錢不一定能辦好一所高校，但沒有錢卻是萬萬不能的。最新一期雙一流名單公布，廣東成為大贏家，這和廣東這些年對高校的投入是分不開的。2018年，深圳對高等教育的財政投入，就超過了北京上海的總和。深圳職業(yè)技術學院在高職學校里遙遙領先于其他高職院校，和深圳的投入顯然無法分離。2022年，深圳職業(yè)技術學院的財政收入超過33億元，在全國也可排在前70名。

調整高校學費的

四個理由和一條紅線

對于高校學費調整，大家都有很多的顧慮，在安徽陜西河南的聽證會會上代表們都表達了一些擔憂。對此，我們首先可能需要統一思想與認知，求得社會公眾的理解與支持，尤其是對窮且益堅的孩子給與足夠的保障基礎上調整，否則就會引起社會的不滿，對公平的質疑，這也是當年高校學費被死死摁著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針對貧困學生的相關扶助制度已經非常完善，國家每年扶助貧困學生的金額已經超過2600億，學業(yè)優(yōu)秀的孩子絕不會因貧困而失學，為調整高校學費提供了基礎保障。

伴隨社會發(fā)展水平的提高，無論是各級教育部門，還是學校，或者是社會金融部門，對貧困學生的扶助制度與助學貸款已經非常完善，基本可以做到全覆蓋了，尤其是國家這個主力軍。如今，我國建成覆蓋學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學生資助政策體系，實現各教育階段全覆蓋、公辦民辦學校全覆蓋、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全覆蓋。今年教育部發(fā)布會上披露，目前國家每年對貧困學生與優(yōu)秀學生的資助資金已經超過2600億，年資助人次1.5億，基本做到“應助盡助”。

這一系列扶助政策，已經有力地保障了窮且益堅的孩子讀書的權利，為調整高校學費也創(chuàng)造了重要的前提條件，也應該廣泛讓公眾知曉。這和20多年前我們仍在精英教育時代，同時各種扶助手段不完善，一些貧困家庭大學生無法順利完成學業(yè)引發(fā)我們對教育公平的擔憂是不同的。

第二，我們明白一個道理，高等教育不是義務教育，必要的經濟成本也是個人應該分擔的，更是社會資源配置，包括勞動力層次分配重要手段之一。

高等教育不屬于義務教育，不是所有人都必須上的，過低的學費事實上也造成高等教育無限逼近“高等普惠教育”，對于職業(yè)教育發(fā)展也是間接的掣肘。從勞動力構成上來講，也必然是一個金字塔結構，最后所有學生都涌入高等教育，是否妥當？就業(yè)問題又如何解決？

就業(yè)難，最大的困難之一就是期望值錯配：并非絕對的需求崗位太少，而是達不到大學生的期望。日前國家發(fā)改委相關負責人披露，近年中職與高職的畢業(yè)生就業(yè)率分別超過了95%和90%，明顯超過了大量本科高校。這其中固然有職業(yè)教育的優(yōu)勢，但我們顯然不能說中職教育的質量比本科還高，不能否認不同學歷層次同學對于就業(yè)期望值的差異。

不斷推高的學歷，顯然在加劇這種就業(yè)上的結構性矛盾。

第三，要獲得公眾支持，還要正確理解“不能讓一個大學生因貧失學”的觀念，這一說法在當下對于部分人，已經失去了正當性。

在精英教育時代，招生人數較少，上大學不容易，同時，包括學生貸款以及貧困學生扶助政策不夠完善，我們有必要喊出這個口號，不僅僅是對公平的保障，也是對勤奮學習孩子的褒獎，是我們優(yōu)秀文化與傳統的繼承。

但在今天，高等教育完全進入普及化，幾乎人人都能上大學的背景下，這一口號對于一部分人已經失去了正當性。很多根本不愿意學，不努力學習的孩子也有條件與機會大規(guī)模進入高校。在這種情況下，過度強調這一點，已經缺乏足夠的正當性，甚至形成誤導。

第四，適當調整高校學費，不僅是對高等教育投入的有效補充，也是加強對中西部與地方高校扶助的有力措施。

無論如何，足夠的財力都是高校發(fā)展的重要基礎。和著名高校相比，地方高校對學生學費依賴還是比較大的，尤其是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適當調整學生學費，對于緩解地方高校經費壓力有著重要而積極的意義。與一流大學不同，地方高校學生學費在學校的收入結構中占比較高，往往超過30%，對學校的收入構成影響是很大的，適當提高學費，對地方高校，尤其是中西部欠發(fā)達地區(qū)的高校，有著現實的意義，在當下也比較迫切。

調整高校學費的同時，也需要吸取其他非義務教育階段私立學校收費失控現象的教訓，嚴控整體水平與紅線。

當然，允許高校調整學費，并非可以隨意增長，我們必須吸取學前教育與私立中小學學費失控的教訓，有成本核算的基礎上，進行總體控制，比如設置上限等。

目前相關部門設置了學費的上限，即最高不能超過培養(yǎng)成本的25%。目前公辦學校執(zhí)行的比較很好，但是民辦高校往往因為缺乏足夠的財政支持，學費普遍較高。對于這一現狀，也需要實事求是，讓市場去檢驗淘汰。目前民辦高校因為質量與學費貴的原因，導致報到率極低，就是市場最好的反饋，給公辦學校也是一個警示。

伴隨新生兒快速降至956萬，高校生源危機已經在趕來路上，如果沒有質量，高昂的學費也救不了你，只能是毒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