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剛

司馬炎并非通過武力征服建立政權，所以在謀朝篡位的過程中，不得不對社會廣施贖買政策，再加上強大的士族對皇權的制衡和司馬炎寬仁的本性，西晉之政遠優于曹魏，太康之治有“天下無窮人”的評價。在秦制帝國，皇權低落是全天下的利好，八王之亂、五胡亂華的原因在于司馬炎后期想重振皇權，而非皇權太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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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武帝司馬炎承繼司馬懿、司馬師和司馬昭之遺業，名為開創之君，實為守成之主。

武帝完成禪代革命后，優容前朝宗室、反對士人遺屬，倡導以孝道為核心的儒家仁政價值，采取以農為本、無為而治和寬政簡刑的清靜政策，通過減輕法家專制壓迫殘酷性的方法，提升晉政權的天命合法性。

武帝延續了其父司馬昭恢復周制中五等爵等制度，大量分封宗室諸王、士族功臣，實行皇帝主導的宗室、士族共治的統治策略。這種部分恢復周制的嘗試，迎合了東漢中后期以來士大夫建設儒家理想社會的政治追求。

不過，在晉政權天命未被廣泛接受之前，武帝不得不安排宗室皇族占據國家最重要的崗位。他又通過引入外戚勢力、擴大宗室諸王帝系力量等手段，提升共治集團中皇權至上的權威。

彌合改朝換代的社會創痛

公元266年2月，洛陽南郊的祭壇上燃起了熊熊大火。在文武百官、南匈奴單于和四夷使者數萬人的見證下，司馬炎接受魏元帝曹奐的禪讓，定國號晉，即皇帝位，改年號泰始，是為晉武帝。

這與四十六年之前，魏文帝曹丕接受漢獻帝禪讓的情形，幾乎如出一轍。

司馬炎受禪

晉武帝追謚祖父司馬懿為宣皇帝，廟號高祖，追謚伯父司馬師為景皇帝，廟號世宗，追謚父親司馬昭為文皇帝，廟號太祖。

十四年之后，晉軍直下建康滅亡東吳政權，晉武帝司馬炎成為繼秦始皇、漢高祖和漢光武帝之后，第四位實現天下一統的最高統治者。

30歲的司馬炎是司馬昭的嫡長子，《晉書·武帝紀》上稱他“寬惠仁厚，沉深有度量”。司馬昭進位晉王時，考慮到其兄司馬師為司馬懿嫡長子，又為魏晉換代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一度打算立過繼給司馬師的次子司馬攸為世子，遭到何曾、裴秀、賈充等多位大臣的反對。

司徒何曾等人堅持道：“中撫軍（司馬炎）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發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保ā稌x書·武帝紀》）遂立司馬炎為繼承人。

司馬炎自幼飽讀經學，根據九品中正制的選拔制度，以世家貴族公子成為上品之選，司州十二郡子弟莫敢與其輩相比。

他的母親王元姬是北海清流集團名士王朗的孫女，王朗歷任曹魏政權三公，王元姬之父王肅曾一人注遍五經，王元姬的母親出身泰山羊氏。所以，司馬炎是典型的漢魏儒學世家大族聯姻的子弟。

他承繼了祖父、伯父和父親多年接力的局面，雖然魏晉換代過程充滿了暴力和骯臟，但司馬炎本人手上沒有沾染鮮血。這為他重建晉政權、皇帝和儒學正統三合一的信仰體系，打開系統的死結，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晉書·武帝紀》記載，魏元帝曹奐認為天命歸晉，主動派大臣鄭沖向司馬炎傳達希望禪讓的愿望。其實在這之前，至少驃騎將軍石苞、車騎將軍陳騫等人，多次向曹奐上書稱“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實際上是變相逼迫元帝辭位。

晉武帝改封曹奐為陳留王，食邑一萬戶，居住在鄴城宮中。

曹魏諸王均降為縣侯。晉武帝允許陳留王曹奐乘坐的車使用天子旌旗，置備天子的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上書不稱臣”（《晉書·武帝紀》）。

武帝正式解除了司馬懿在鎮壓王凌淮南叛亂后，將曹魏宗室諸王禁錮在鄴城的政策，而且還任命曹氏后人擔任晉政權的官職。其中曹植之子曹志，先后被任命為樂平太守、散騎常侍和祭酒等。

晉武帝還撤去監督漢獻帝后代居住的山陽國的衛隊，取消漢朝及前蜀漢劉氏宗室出任官職的限制，善待山陽公漢獻帝之孫劉康、安樂公劉禪等人。劉康、劉禪家族分別有一名子弟被任命為駙馬都尉。

另外，前蜀漢丞相諸葛亮之子諸葛瞻，在綿竹保衛戰中和長子諸葛尚壯烈殉國，尚留較年幼的次子諸葛京。武帝任命諸葛京為郿縣令，后來又升為江州刺史。晉武帝對于祖父司馬懿的死敵諸葛亮頗為欣賞，公開表示，“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漢晉春秋》）。

晉武帝善待前兩朝的皇族，以及其他對立政權的君臣，這是秦統一后的首次，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罕見的景象。

王莾篡漢后，將年僅4歲的孺子嬰圈禁高墻府第之內，禁止任何人與之接觸，導致他成年后六畜不分、智力低下。新莽末年大動亂后，孺子嬰被西北民軍劫持立為傀儡皇帝，最終為更始帝劉玄派人所殺。光武帝劉秀善待更始帝三個兒子，但也僅止封侯而已。在晉政權的庇護下，劉漢山陽國延續到永嘉之亂時期，曹魏陳留王則在亂世南遷，一直存在至南朝齊代。

在武帝登基不久后發布的詔書上，他對策劃叛亂的王凌及居功獲罪的鄧艾，表達了一定程度的諒解，公開赦免了他們尚存的遺屬，允許這些家族確定后代繼承人。之后，他又接受山濤的建議，任命嵇康之子嵇紹為秘書丞。王凌、嵇康分別為武帝的祖父司馬懿、父親司馬昭所殺，晉武帝善待這些對立面的后人，實際上是營造社會和諧的氛圍。

嵇康的兒子也備受司馬炎優待

《晉書·武帝紀》記載了許允、許奇父子的故事。許允在李豐、夏侯玄事件后，向曹芳建議刺殺司馬昭，結果被司馬師流放死于途中。許允之子許奇為太常丞，武帝有事前往太廟，大臣們認為許奇為受害者后代，不適合待在皇帝的身邊，提請將他外放為長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奔磿x武帝反而提拔重用許奇，此舉被普遍贊揚為襟懷開闊。

晉武帝司馬炎優待前朝的宗室，寬容反對派的后代，首先源自他對于新生的晉政權統治有效性的自信。

漢室已經終結五十年，自稱繼承漢室的蜀漢政權已經投降，取代漢室的曹魏政權本身合法性不足，根本缺乏復國的動能。孫吳偏安江東一隅，先天缺乏天下政權的正統性，也不具備問鼎中原的能力。

經過司馬懿、司馬師和司馬昭父子兩代的接力，一方面堅決鎮壓體制內外抗爭的士族名士，另一方面對于不持異議者竭力籠絡，至司馬炎正式稱帝，已經鮮有公開反對的聲音。司馬氏宗族人丁興旺，中央政權各要害部門，國內鄴城和長安等重要地區，都被宗室成員坐鎮、控制。

其次，晉武帝作出這些和解動作，也是出于推行恕道仁政、提升天命合法性的需要。日本學者福原啟郎發現，晉武帝在禪位命時重用的大臣，司馬孚、王祥、鄭沖、荀顗、何曾等皆是曹魏時代以學問、孝行、忠義等知名的宿望。

司馬氏重視因學問修明、尊重禮教而具有名望的人物，與曹魏時代曹操重才不重德的人才觀差別甚大。王沈、賈充、裴秀、荀顗、石苞、陳騫、羊祜等司馬氏一黨，多數來自地方名族，禮儀傳家，或以孝行知名的家族。晉武帝在用人上的選擇，似乎佐證了他試圖建設儒家理想社會的愿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秦始皇統一實行秦制四百余年以來，對于周制的又一次回歸。

儒道合流的寬仁清凈之政

晉政權代魏之后，晉武帝司馬炎采取了一系列與曹魏政權有所不同的政策、法律和制度。

新的王朝建立第三天，武帝即頒布全國實行節儉的詔令，表示與曹魏時代的奢靡之風區隔。他下令取出皇宮中所藏的珠玉玩物，賞賜給王公貴族以下各級官員。之后，太醫司馬程進獻雉頭裘，武帝認為這種奇裝異服為禮法所禁止，將之焚燒于大殿前。

晉武帝還要求用青麻代替制造牛纼的青絲，以示節約。針對先祖皇陵十里之內需要遷徙居民的舊制，武帝考慮到這將增加民眾的煩惱，下詔終止。

司馬炎在父親去世即位晉王時，就下令寬緩刑罰赦免罪人，安撫百姓暫息徭役，全國服喪三天。要求各郡中正根據六條標準為國舉才：“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為己。”（《晉書·武帝紀》）

即帝位后，詔令大赦囚犯，賞賜天下百姓爵位，每人五級，賞鰥寡孤獨不能自謀生計者糧食，每人五斛，免去天下一年的租賦和關市之稅。舊債欠租者都不再收取。“除舊嫌，解禁錮，亡官失爵者悉復之?！保ā稌x書·武帝紀》）

這些執政伊始就向民眾、官員施以恩惠的政策，以及強調以儒家倫理作為組織體制取人的條件，成為晉武帝宣示合法性的主要手段。

晉政權特別強調儒家價值中的孝道立國，司馬昭去世后，武帝身體力行、率先垂范，穿了整整三年的孝服。他稱帝后立即宣布，各位將吏如遇需要服喪三年的大喪，允許歸家服喪；不久，準許俸祿為二千石的高官可以回家服完三年喪期；之后，武帝又同意士兵遭逢父母之喪本人又不在邊境駐扎的，都可以回家奔喪。

晉武帝依照周禮，親往藉田示范耕作。天子親耕的藉田之禮，相傳為周公所創，兩漢時為漢文帝劉恒所復興。武帝在隨后發布的一篇詔書里，較為全面地反映了他對儒家價值觀與法家方法論的看法。

武帝認為，古人僅實行象刑，即以服飾標明罪人身份的象征性刑罰，而天下較少違法行為，當今動輒施以滅族的酷刑，犯罪的情況屢禁不絕，這充分說明了德治勝于刑名的重要性?！八寂c萬國以無為為政……又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將以簡法務本，惠育海內。宜寬有罪，使得自新，其大赦天下。”（《晉書·武帝紀》）

武帝高度肯定儒家仁政價值的同時，批評了法家嚴刑峻法的方法論，實際上是對于“霸王道雜之”中霸道部分的否定。

晉武帝詔書中提到的古代，特指堯舜夏商西周三代期間的治理秩序，詔書中提到的“萬國”，指西周、東周前期諸侯分立自治的狀態，其實都是儒家經典文獻中描繪的理想社會范本。這種傳說是否真實存在或者美好姑且不論，卻反映了東漢以來名士、世家大族的政治追求。

晉武帝決心采取以農為本、無為而治和寬政簡刑的清靜政策，相當程度上模仿漢文帝儒道混合的施政理念，從而奠定了晉代國家治理的主基調。

司馬懿、司馬師和司馬昭在代魏的進程中，采取了包括弒君在內的野蠻手段，挑戰儒家的價值。武帝穩定大局后急于反其道而行之，固然出于他個人的儒學修養，更多的可能是希望通過減輕法家專制的嚴酷性，從而換取士族、民眾的支持，提升新生晉政權的天命合法性。

曹魏政權時期，曾將歷史上的質任制度發揮到極致。軍隊將領出征、地方大員任職，必須將直系親屬作為人質留在京師，一旦反叛或自立，中央政權即可處置其家屬。鐘會征蜀發動叛亂，屬下的將士們均不愿跟隨，很大部分的原因，就是這些將士的家屬被質留在京師。

為了顯示自己的寬仁，武帝在改朝即位的第一年，下令廢除“部曲將、長吏以下”的質任。公元279年，西晉咸寧五年，就在晉軍全面進攻東吳的前夕，下令廢除“部曲都督以下”的質任。這一法家統馭部下的有效制度被晉武帝輕易地取消了。

公元268年，西晉泰始四年，晉武帝正式頒布以其年號得名的《泰始律》。自晉王司馬昭時期始，歷時四年，主要由鄭沖、賈充等儒家官僚學者完成了晉律的修訂。

王裴賈，濟天下

曹魏時代的賈充還不錯

殺曹髦是好事

《泰始律》“蠲其苛穢，存其清約”體現寬簡的原則，“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固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為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少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晉書·刑法志》），第一次將“五服制罪”納入法典，即在家族內部同罪異罰，親屬相犯以卑犯尊者，處罰重于常人，關系越親處罰越重；若以尊犯卑，處罰輕于常人，關系越親處罰越輕。

這些法條，貫穿了儒家宗法倫理的價值實質，法律中還有免官、除名和奪爵抵罪的條文，是對世家大族階層等級的維護。

本文節選自沈剛的新作《晉朝的死結》，大司馬已讀完。該書對兩晉的歷史脈絡有清晰的分析，不過對法家的溫情大司馬不甚認同，注意這一點的話，如果對兩晉歷史感興趣，讀完還是非常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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