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維歡

（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家庭經濟和家庭關系困局考驗著家庭的生存能力，而家庭不僅是生存單位，更是生活單位，它需要物質奠基與精神滋養。當家庭生活的物質性因素受到威脅，如抑郁、焦慮等隱匿的精神性危機也隨之激化。今年寒假里，稍感驚訝的是在朋友那里聽到了關于抑郁癥低齡化的現象，這也使我想起身邊一位阿姨治療抑郁癥的故事。由于家庭經濟危機和家庭關系困境，朋友的表妹和阿姨的兒子分別感染到了各自家長的抑郁情緒，但兩個家庭目前卻走向了不同的狀態。相似的開局，不同的結局，我試圖探究原因。

一、抑郁情緒從家長傳到孩子

過年回家和朋友們碰面，不自覺聊起了家長里短，聽其中一位朋友提到，她的表妹患上了抑郁癥，目前正在服用藥物治療，好奇心促使我繼續追問為什么會這樣。

（一）同輩收入對比積累家庭情感張力

朋友說，她的大舅在餐飲行業工作，因為沒有考取從業資格證，所以一直在各餐廳之間作日結零工，日結工資在100到200之間。同時，由于新冠 肺炎 疫情對餐飲行業的打擊較大，疫情之后的餐飲行業相對不景氣，尤其是在大舅工作的四線城市更是如此，所以大舅有時會兼顧幾個餐廳希望多賺一些。但與固定工位不同的是，打零工意味著工作時間隨時終止、工作地點隨時變動、工作收入隨時為零，且有時大舅的工資被拖欠發放，大舅也只能繼續工作等待工錢而不敢尋找新的工作——這與收入相對穩定的小舅一家收入形成了鮮明對比。朋友的小舅是長途貨運司機，據說跑長途的月收入在八千左右，常年從事長途貨運工作使得收入水平相對穩定。

大舅和小舅同時存在房貸壓力，但鑒于收入情況的鮮明差距，大舅媽常常會將大舅的收入與小舅作對比，責怪其賺錢能力不行，而且朋友每年跟隨爸媽去大舅家拜年時，大舅媽都會將此事提起，所以不知私底下大舅還會承受多少來自家庭的情緒壓力。朋友也聽父母說，大舅常常和大舅媽發生爭吵，爭吵之后大舅媽必會打電話向她的媽媽傾訴。

（二） 抑郁情緒 不當表達產生代際感染

朋友說，大舅媽和她媽媽通電話時，得知年僅10歲的表妹患上了 抑郁癥 而且已經服藥治療，在行為上表現為多次用刀劃傷手臂自殘行，變得沉默寡言、反應遲緩和性子急躁，和父母外出時，一旦發現父母不在視線范圍內會焦慮地四處尋找——這些都是抑郁癥軀體化癥狀。究其原因，在于父母抑郁情緒的消極表現影響了孩子的情緒處理認知與情緒處理行為。

從母親來看，大舅媽和大舅長時間共同承擔了房貸壓力，以及同輩對比引發的心理落差，致使其長期責怪大舅并引發了激烈的家庭矛盾，不但使得以爭吵為主要溝通方式的家庭印象扭曲了孩子對溝通的認知，而且滋生了相對沉重的家庭氣氛，父母也在孩子心中展現出動輒指責和暴躁的消極形象，抑制了孩子在家庭中的溝通欲望，不溝通也許就是最好的溝通。

就父親而言，大舅長時間背負著沉重的經濟壓力和情感壓力，而壓力也醞釀出了抑郁情緒。大舅不僅常常嘆氣，更會選擇以拳擊打墻壁釋放情緒——這也被10歲的表妹看在眼里。在家庭場域中，家庭成員的行為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人，認知仍在成長期的孩子會不自覺地模仿成人行為。所以，朋友的表妹在父親的影響下產生了一些內耗行為，換句話說，從成人的相處模式中，她習得的抑郁情緒釋放方式是用相對極端的手段責怪自己，即使原本可以采用更多更合適的方法，但是她在家庭中沒有見過其他方式。

（三）抑郁癥治療 刻板印象 與單一手段

朋友說，家長們聊起抑郁癥時，很容易將其視為“精神絕癥”，因為很少見到身邊的抑郁癥患者痊愈的，至少他們一直都是社會異類，而且是會被自覺邊緣的、被認定難以再社會化的人。同時，被診斷為抑郁癥后，患者需要一直服藥治療，但在服藥之外，似乎很難采取其他手段加以疏導，頂多是盡量避開激發抑郁情緒的話題和場景。

在四線城市中，抑郁癥治療刻板印象與治療手段單一化的事實，很大程度上與一個事實相關：由于人們擔心自己與“抑郁”有任何關系，雖然城市中被確診的抑郁癥患者數量相對增加，但對于城市總人口而言只是“小群體”，原因大致在于：首先，被確診為抑郁癥的人，任何行為都將從精神異常的底色被解讀，對于在四線城市生活的成年人而言，這意味著“社會性死亡”，精神異常的人怎能得到正常工作的社會信任?其次，對于抑郁癥患者而言，抑郁癥除了藥物治療以外，心理疏導也尤為重要，但心理疏導并非一次性工作，即使四線城市專業機構的心理疏導費用相對不高，療程性的心理疏導加上藥物治療將加重背負房貸的家庭負擔。

二、始于家長的家庭抑郁自救

一位住在成都的與我熟識的阿姨曾告訴我，自己曾是一位 重度抑郁癥 患者，自己的心理問題以及離異的家庭關系給她的兒子留下了心理陰影，加之早年收入不足尚未買房定居，兒子也經常換學校讀書，沒有太多熟識的同學，因此平時習慣于宅和獨處，對很多事物探索欲較低。初中成為體育生后，學習網球的他頻頻在比賽中失利，挫傷了個人的自信心，出現了抑郁和焦慮情緒。為了改善生活的現狀和讓兒子恢復健康，在朋友的不懈幫助下，阿姨通過一些有益的探索與堅持，不僅使自己逐漸恢復了正常情緒，也引導和督促兒子成功升學高中。

（一）轉移生命焦點，激發生命動能

通過將注意力由自我轉向孩子，生命焦點的轉移增強了阿姨的使命感，為了給孩子創造更好的成長條件，即使抑郁情緒會不時襲來，但仍然會堅持努力生活和認真工作。參與生活和工作意味著發生互動，當一個人再次走向外界時，就不會深陷于內心的自我對話，“主我”與“客我”也將長時間歸為一個具體的人，內心的自我得到了更多休憩，行動的自我通過實踐積累和更新了經驗與認知，強化了主體性和削弱了無力感，這時“主我”與“客我”間的對話也不再執著于“為什么”，而更在意“怎么辦”，把生命中抽象的疑問變得更加具體和聚焦。

（二）填充生命時間，豐富生命認知

阿姨每個寒暑假都會鼓勵或陪同兒子去旅游，甚至送他學習網球搏出另一條升學高中的途徑，她既希望兒子盡可能走出自己的世界，也想推著孩子爭取更多希望。后來，阿姨告訴我，他在網球比賽里獲獎了，也分享了他在學校里參加活動的圖像，那是一個在集體生活里比較快樂的男孩子。外出旅游與校園生活類似，“主我”和“客我”常常統一于我，是需要與外界產生互動的過程。而旅游也異于校園生活，人與其他主體或對象由于認識的需要發生關系，但在校園場域里則存在著較為激烈的競爭關系。競爭關系意味著圍繞某個目的爭取某種勝利，這需要比較功利的集約式投入，但旅游的體驗感短暫地將人抽離于功利性，遠離了學業成敗導致的內在緊張，個人也在看世界時逐漸勾勒出“我想”而非“我應該”的理念，也許還能回憶和串聯起許多碎片的思考，在好奇中發現自己更多的可能性，在非競爭環境中更客觀地審視自己。

（三）引入溝通中介，探索溝通模式

在兒子抑郁時分，阿姨曾拜托我有空多和他聊一聊天。由于我和他年齡相差不大，且共同出游的經歷增進了我們對各自的了解，為我們在線上打開話匣子做足了鋪墊。收到拜托的當晚，我就給他發了微信聊天，沒想到得到了很多語音回復，阿姨說，聽到小孩子在房間里和我語音聊天挺好的，因為他總是悄無聲息地待在房間里。起初，我還能劃定專門時間聊天，但于我而言這難以作為一種長期主義行為，之后我通過以朋友圈點贊和留言互動作為補充。通過引入第三人作為溝通中介傳遞信息，一方面避免親子間在特定時刻或特定話題溝通時激化矛盾；另一方面，通過第三人對信息的把關與加工，以接收者更易接受的內容和形式傳遞，為對話雙方搭建溝通橋梁。同時，第三人參與的朋友圈互動可被家長觀察和共同參與，家長可以借此了解子輩朋友圈互動內容與特征，從中尋找理解孩子的線索和增進感情的溝通技巧。

三、結語

源于家庭的抑郁情緒始于不良的家庭關系模式，而家庭的抑郁自救應由占據主導地位的家長發起，不僅因為“解鈴還須系鈴人”，更因為孩子的第一求助人主要是監護人，并且其在抑郁的自救行動上具有模仿性和依賴性。同時，在家庭場域中，作為抑郁情緒的生產者和傳播者，家長在抑郁情緒對抗上身先士卒的嘗試以及階段性的勝利，對于孩子而言具有積極的示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