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醒有多累?美夢醒來有多痛苦?走向世界有多難?“清醒看世界第一人”郭嵩燾的遭遇對此有充分說明。
一、郭嵩燾“清醒看世界”
郭嵩燾1818年出生于湖南湘陰,1874年中進士,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都相交頗深。他是湘軍創始人之一,被稱為“湘軍財神”,曾倡議捐輸抽收厘金創建水師,催促曾國藩、左宗棠出山,還救過左宗棠,勸過李鴻章回曾國藩幕府。如果沒有他,可能就不會有后來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也就不會有所謂的“同治中興”,如郭嵩燾自己所言:“三人者,中興之元輔也,其出任將相,一由嵩燾為之樞紐,亦一奇也。”在郭嵩燾去世后,李鴻章上奏請賜謚道:“戡定以來,論武勛者,盛稱曾國藩、左宗棠,而二臣之起,則該侍郎(郭嵩燾)實推挽之。至創厘捐以濟師,連兵船以剿賊,尤為兵餉大政所系,皆事成而不居其功。”
郭嵩燾
如《獨醒之累》的作者孟澤所言,郭嵩燾更是那個時代先知先覺的人物,或許是我國真正的“清醒看世界第一人”。“眾人皆醉我獨醒”,他也因此承受了“獨醒之累”。
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后,正在浙江的郭嵩燾目睹了浙江海防在英軍的堅船利炮之下不堪一擊的場景,他的心理受到了極大沖擊。受戰敗的刺激,他開始“讀書觀史”,思索“洋患”“夷務”問題。他讀了魏源的《海國圖志》,寫了書評,頗為推崇。在幫辦曾國藩軍務時,郭嵩燾見到西方“船堅炮利”,認識到外國人并非蠻夷之輩,并認真研讀了《日不動而地動》等自然科學圖書。被曾國藩委派到上海籌措糧餉后,他眼界大開,發現“洋人竟然很有禮貌”“夷女多出游”“馬牛皆高駿,雞尤奇巨”。他品嘗了葡萄酒和奶油蛋糕,對西方建筑感嘆:“細致精妙,非中國所能為也。”回江西時還特意給曾國藩帶了望遠鏡和風雨表。
1858年,郭嵩燾入值南書房后,大量閱讀了《數學啟蒙》《海國圖志》《發明西洋各國通例》等西學著作,也曾向咸豐皇帝奏陳有關海防、洋務意見。對于當時的第二次鴉片戰爭,郭嵩燾認為“海防無功”“戰無了局”,在參贊僧格林沁的津沽防務時反對與英法作戰,而引起主戰的僧格林沁不滿與排擠打壓。郭嵩燾因此“請病假回籍”,南下回老家歸隱,直到1862年應李鴻章聘請重新出山任蘇松糧道、兩淮鹽運使。在滬期間,他結識了馮桂芬、丁日昌等洋務派,曾與馮桂芬一起建議在滬設立廣方言館。
1863年,郭嵩燾出任廣東巡撫,但不久便遭左宗棠上奏撤換。郭嵩燾與左宗棠本是老友、姻親,兩人年輕時曾一度在湘陰老家找了個山洞毗鄰隱居。后來,左宗棠出任湖南巡撫駱秉章師爺時一度以“劣幕把持”的罪名被告上朝廷,是郭嵩燾為其說好話及幕后奔走,讓左宗棠得以脫險升官。郭嵩燾對咸豐皇帝說:“左宗棠才極大,料事明白,無不了之事,人品尤極端正。”可以說郭嵩燾是左宗棠的救命恩人,但不承想,左宗棠發達之后很快“恩將仇報”。當時,左宗棠率楚軍掃蕩太平軍肅清全浙,升任閩浙總督。后來,廣東“孤掌難鳴”,軍務毫無起色,而左宗棠屢立奇功,于是朝廷命左宗棠節制閩浙粵三省,成了郭嵩燾的上級。
讓郭嵩燾沒想到的是,左宗棠在復奏朝廷之任命時竟然說:“廣東民俗,類多狡猾兇頑,出人意表,此次從賊歸來者又多以投誠幸免,恐兩廣兵事尚無已時。若得治軍之才如李鴻章、蔣益澧其人,禍亂庶有豸乎?”這實際上就是說,廣東巡撫郭嵩燾不是“治軍之才”,應該撤換。后來,左宗棠“壞人做到底”,一連四疏直言廣東軍務的種種失誤皆因郭嵩燾不顧大局、“跡近負氣”之故,最后一疏竟暗指郭嵩燾有貪污行為。左宗棠還舉薦了“明干開濟之才”蔣益澧代替郭嵩燾擔任廣東巡撫。郭嵩燾因此一度被迫長期賦閑。
郭嵩燾著作《使西紀程》
在任職廣東巡撫時,郭嵩燾見識到更多的洋人,并努力研究國際公法,更加了解西方文化。進而,郭嵩燾對西方對世界潮流有著清醒的認知,認識到洋人也是人,可以“以理格之”“以禮通之”,認識到“切記今時天下利弊,無過于洋務”,而“辦洋務”核心在于一個“理”字,認為西方先進,中國落后,應向西方學習,尋找真理,“竊以為方今治國之要,其應行者多端,而莫急于仿照西法,以立富強之基”。
難能可貴的是,郭嵩燾率先創議“循習西方政教”,認為議會政治是西方富強之本,“西洋立國以政教為本”,“欲循西洋之法,以求進于富強,未有舍政教而可收效者”。他還認為商人和士人是平等的,應大力發展工商業,“以行商為國計,其勢必不能竟已也”,認識到“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無識”。郭嵩燾還認為中國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漢以來累積深厚、流極敗壞的政教體制,他說武器、制造也許三五十年勉強能“望見其涯略”,以百年之力或許可以“滌蕩舊染”培養出合適的人才,再以百年之力方可改變人心風俗,而真正的振興便在于人心風俗的改變。郭嵩燾比后來的歷史學家唐德剛更早地認識到中國需要兩三百年才能完成社會轉型。
對于晚清外交,郭嵩燾則尖銳地批評道:“中國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張膽與之劃定章程,而中國一味怕。夷人斷不可欺,而中國一味詐。中國盡多事,夷人盡強,一切以理自處,杜其橫逆之萌,而不可稍攖其怒,而中國一味蠻。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國一味蠢。真乃無可如何。”他將晚清外交方針概括為“一味蠢,一味蠻,一味詐,一味怕”,這個評價的確準確概括了晚清外交,不久爆發的“馬嘉理事件”便驗證了郭嵩燾的觀點。
二、郭嵩燾出使英國
1875年2月,英國駐華使館翻譯馬嘉理等人在云南被當地民眾打死,史稱“馬嘉理事件”。清政府剛開始稱是民眾所為,與政府無關,但最后還是被迫簽訂了《煙臺條約》,其中要求清政府派人赴英國當面向女王道歉表示“惋惜”。根據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的要求,清政府借此次出洋道歉的機會,決定正式派遣駐外大使。由此,1876年郭嵩燾出任中國第一任駐外公使即駐英公使,因為他“學問極博,于古今治亂升降之故,皆有得于心,言之成理,尤詳究海外形勢”。這是中國終于走向世界的標志之一,意味著“天朝上國”的理念走向了崩潰,也是郭嵩燾人生的重要轉機。
郭嵩燾本不愿出使,“旦夕求歸”,在慈禧出面慰勉下不得不接受任命,慈禧給他“戴高帽”道:“此時萬不可辭,國家艱難,須是一力任之。”但時人為之惋惜道:“郭侍郎文章學問,世之鳳麟,此次處世,真為可惜。”郭嵩燾還被諷刺道:“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見容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郭嵩燾家鄉的人則引以為恥甚至要搗毀郭家住宅。
1877年到英國后,郭嵩燾如魚得水。他參觀英國各地的銀行、學校、造幣廠等,廣交外國朋友,維護了海外華工的權益,妥善處理了武昌教案、烏石山教案等外交糾紛,還練出一口流利的英語,主辦了中國外交史上第一場招待舞會,被英國政治家格蘭斯敦譽為“所見東方人中最有教養者”。次年,郭嵩燾又身兼法使,來往于倫敦與巴黎之間。
郭嵩燾置身于西歐文明之中,如同海綿一樣積極吸納西方各種知識,系統考察西方歷史文化及現狀,留心西方法律、制度、教育,探究西方的富強之道,更加認識到西方文明的先進。如他認為西學是西方文明的動力,法治則是西方文明的支柱,認為中國必須適應新世界以求生存富強。
但郭嵩燾如赫德所言“終為一中國人”,他和長期來華的傳教士理雅格說:“余承認英國有較為富麗的公舍與官署,較多之精巧工藝,各方均較中國整潔,但非余之所指。余意系就道德方面考察兩國,所謂道德方面,應于仁義禮智信觀之。”即他雖承認西方國家“富強之基,與其政教精實嚴密,斐然可觀”,但其“文章禮樂不逮中華遠矣”。也就是說郭嵩燾雖然承認西方物質、政教方面優于中國,但依舊認為西方在文化、禮樂方面輸于中國。他甚至認為英國學制實“中國三代學校遺制”。
即便如此,郭嵩燾依然遭受眾多非議,被很多人罵為“漢奸之人”“勾通洋人”,甚至被總理衙門大臣李鴻藻彈劾,說他“有二心于英國,欲中國臣事之”。他的著作《使西紀程》激起“滿朝士大夫的公憤”,被朝廷勒令銷毀。他因穿英國人大衣、見巴西國王時起立致意、參加音樂會“屢閱音樂單”、讓自己如夫人按照西方習俗應酬等小事被副使劉錫鴻彈劾為“窮極天下之陰毒險賊”,他也很快被朝廷撤職再不起用。原來勸“汝心事朝廷自能體諒,不可輕聽外人言語”的慈禧斥責他道:“儻敢仍懷私怨,怙過不悛,則國法具在,不能屢邀寬宥也。”家鄉士紳則不讓郭嵩燾乘坐的輪船上岸,還“幾欲焚其寓室”……對此,李鴻章在致友人信中感嘆:“筠仙(即郭嵩燾)雖有呆氣,而洋務確有見地,不謂叢謗如此之甚,若達官貴人皆引為鑒戒,中土必無振興之期,日后更無自存之法,可為寒心。”
“舉世皆清我獨濁,眾人皆醒我獨醉”,“以身之汶汶,受物之察察”。對于自己的遭遇,郭嵩燾雖然也很抑郁,“時自傷哽”,但始終不悔,他鄙視劉錫鴻:“一诪張為幻的小人,何足與較?”他寫詩嘲諷其他人道:“人生都是可憐蟲,苦把蹉跎笑乃公。奔走逢迎皆有術,大都如草只隨風。”
三、郭嵩燾充滿自信
回國后,郭嵩燾拒絕到京城交差述職,而是直接稱病回籍,從此徹底離開官場。返鄉后,他繼續“關心君國”,不忍不談洋務,反對與外國輕言戰爭。“中俄伊犁事件、中法越南事件期間,他已是在野之身,原可不聞不問,以免沾惹是非。但他不肯自默,積極發表不討時好的言論,甚至上疏朝廷,直言無忌。他不會不知道清流的權勢與聲勢,卻敢獨排清流,責其虛驕,不能不說具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他還“打洋拳”,將自己見解論述編成《罪言存略》,送給故人朋友,希望人們對洋務多“通知其情偽,諳習其利弊”,并堅稱“雖使堯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緩也”,“力主中國當亟辦火車、輪船、電報三事”。他對自己也充滿自信,“以外交能手自負,嘗自謂七百年來所無”,“以先知覺后知,以先覺覺后覺,予于此亦有所不敢辭,于區區世俗之毀譽奚校哉”。甚至有傳說,死前郭嵩燾在自己照片背后留下了預言詩:“傲慢疏慵不失真,惟余老態托傳神。流傳百代千齡后,定識人間有此人。”
郭嵩燾的后半生,如他的詩《戲書小相》中所言:“世人欲殺定為才,迂拙頻遭反噬來。學問半通官半顯,一生懷抱幾曾開。”曾國荃曾經為郭嵩燾不平道:“居今日而圖治安,舍洋務無可講者。僅得一賈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為太息流涕者也。”美夢醒來很痛苦,獨醒更累更痛,郭嵩燾于1891年身染重病愴然離世,遺囑言:“三日成服,傳知本家及一二至親,并于靈前行禮,其他親友概不通報。”他已不在乎世俗的虛榮,以如此決絕的方式與那個昏聵的時代徹底了斷。據說,郭嵩燾還把自己埋葬在一個叫蜈蚣開鉗的地方,他或是想借蜈蚣的兩只巨鉗把中國積重難返的惡習革除掉。
唯一欣賞且想幫助郭嵩燾的李鴻章請旨按慣例為他賜謚立傳,但朝廷頒旨說:“郭嵩燾出使西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所請著不準行。”如學者汪榮祖在著作《走向世界的挫折》中所言:“朝廷立傳賜謚是要提供行為的楷模,郭氏不合時宜的議論遭到廣泛而惡毒的攻擊,朝廷又何敢立他為楷模?”郭嵩燾死后第九年,當義和團運動高漲時,還有官員上奏請開棺鞭戮郭嵩燾尸體以謝天下。
紀念館里的郭嵩燾塑像
誰說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誰說污泥滿身的不算英雄?郭嵩燾雖然不被時人理解,但他開風氣之先,如嚴復、陳寶箴、瞿鴻禨等人都深受郭嵩燾影響。尤其是他晚年長期擔任湖南書院山長,并主持思賢講舍,改校經堂為教育機構,“與之講論讀書經世之方”,對于湖南后來人才輩有著重要貢獻。
郭嵩燾的確可謂我國“真正清醒看世界第一人”,他在那個時代站得最高看得最遠。歷史學家汪榮祖對郭嵩燾有準確評價:“而郭氏執著之深,正見其信心之堅。當時人覺其獨醉而眾醒,但今日視之,實眾醉而斯人獨醒!郭嵩燾確是那個時代中,最勇于挽瀾的人。我們追蹤其人,印證其時、其地,很可覺察到此人的孤憤與無奈。他的思想過于先進,同時代人鮮能接受;他的個性貌似恭謙,實則自負與固執,以至于被視為易遭物議、性格偏狹之人,終身受挫。”
“挐舟出海浪滔天,滿載癡頑共一船。無計收帆風更急,那容一枕獨安眠。”郭嵩燾的人生也充分反映了洋務運動及那個時代先行者的命運,他的挫折也是整個洋務運動乃至我們民族走向世界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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