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春梅狐貍

　　已出版《圖解中國傳統服飾》

　　這是最近忽然想到的一個選題。既然正面說一些事總是惹一些人不快，那就試試換一個面……該技能又名“指桑罵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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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相同，用不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蓋碗這種茶具，出現在一些茶文化博主和出現在古裝劇里，是完全不一樣的用法。

　　古裝劇，尤其是清宮劇中的人物都是一手拿著蓋碗下的托將其端起，一手拿著蓋子撥動茶湯并微微打開蓋子，啜飲碗內的茶湯。

　　（蓋碗喝茶，網絡圖片）

　　而茶文化博主對于蓋碗的用法一般是，將茶葉投入蓋碗中并注水，然后將茶湯倒入分茶器（公道杯），再由分茶器倒入茶杯飲用。

　　（蓋碗泡茶，網絡圖片）

　　通俗來說兩者的區別就是：古裝劇里的蓋碗是飲器或泡飲合一，功能上很像會議時用的那種蓋杯；而茶文化賬號里的蓋碗則是泡茶器，介于小壺泡茶與甌盞泡茶之間（潮州地區也將蓋碗稱作蓋甌）。

　　（蓋杯）

　　可見，東西的樣式看起來是一樣的，不等于它的功能和用法是一樣。還是以（指）茶（桑）舉（罵）例（槐），現在很多人會復刻一套唐宋茶器來表演唐宋茶道，問題是，“器”相似，“用”就相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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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不同，器相異

　　目前仍然有很多地方保留有古裝劇里的蓋碗用法，比如寧夏甘肅等地的“三炮臺”茶具，就是由蓋、碗、托組成的蓋碗，常用來泡八寶茶之類，還有“一刮甜，二刮香，三刮茶露變清湯”的說法。

　　這是因為八寶茶投料比較復雜，不僅僅只有茶葉，如果不刮茶碗就難以順利飲用到茶湯，所以還有一個俗稱叫“刮碗子”。使用蓋碗托三件茶具則是因為三炮臺用沸水沖泡非常的燙，且需要一定程度的燜泡。

　　（八寶茶，網絡圖片）

　　（保安族三炮臺飲用方式，圖/《中國少數民族設計全集》）

　　而蓋碗泡茶一般所強調的優點則是，開口大，結構簡單利于清洗，投茶方便，出湯快速，不挑茶葉形態和品種，便于觀察茶葉與茶湯，利于控制坐杯時長等等。

　　既然功能導向是不同的，那么區別還是有的，在于我們如何去發現它了，也就是觀察是否仔細。

　　個人觀察，目前專攻泡茶器市場的蓋碗容量要比“三炮臺”類要小，類比現在泡茶小壺的容量（很多只有130-150ml）。直徑也不大，因為泡茶需要單手抓握，并且有些手勢還需要更換手指。泡茶器蓋碗多設計成撇口外展的樣式，一來是便于手拿時防燙，二來是碗口鋒利便于利落出湯。現在還多了一些附加設計，比如在蓋子內設計突起，便于蓋子懸停于碗上（帶有表演性質），比如有與寶瓶（一種類似帶蓋公道的日本茶器）結合的設計，比如將碗托做大成類似壺承的樣式……

　　（蓋碗，網絡圖片）

　　（甘肅蓋碗茶的蓋碗，新聞圖片）

　　（成都茶館中的蓋碗茶）

　　可見差異是始終存在的，在于我們的觀察顆粒度，如果只看蓋碗托組合，那的確是相似的，如果從功能、從受眾、從場合等等一個個維度去細細探究，就會發現差異是很多的。現在的文物仿制有很多，一般是模仿外形但用途進行變化，這類文創產品往往也受到熱捧。然后也有一些并不將自己視作“文創”而是充當“復原”，然而“用”變遷，“器”還有相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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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有時，器有痕

　　存在變化，就有觀察辨別的對象。我舉幾張圖大家就發現區別了——

　　（舞劇紅樓夢聯名廣告圖，網絡圖片）

　　（1987版紅樓夢）

　　以蓋碗為泡茶器的流行時間似乎并不算特別長，早期的資料里常將其作為閩北地區茶莊對于烏龍茶的一種茶藝表演來介紹（可能專用是水仙一類葉大的烏龍茶），直接用來飲茶的用途也是兼具的。所以不論是87版紅樓夢還是10版紅樓夢都使用古裝劇里常見的蓋碗飲茶方式，雖然這種方式也不算特別老。

　　而當舞劇紅樓夢與某咖啡連鎖品牌合作廣告時，蓋碗作為泡茶器已經流行開了，并且也不再作為表演，甚至很少作為商務待客使用，而是常作一人飲和朋友小聚，蓋碗的容量一般只相當于兩到三杯出湯量。于是蓋碗搭配兩杯或三杯的組合售賣方式就變得很流行，套組的配置也相對簡單，一般沒有可蓄水的茶盤（茶盤沒有或只有簡易壺承）甚至不配公道杯（旅行套組會配可組合式公道杯）。

　　（蓋碗式功夫茶具）

　　（一碗兩杯式茶具）

　　廣告拍攝時顯然是考慮到需要貼合產品主題搭配茶器道具，而沒有深一步考慮哪種茶器更適宜。視頻短片里可以看出，因為道具套組中沒有公道杯所以是蓋碗直接出湯到茶杯。這種做法不是沒有，而是比較難以控制（會選比較廣口的杯子），不論是控制準頭還是量，且是雙手持蓋碗。

　　（舞劇紅樓夢聯名廣告短片截屏）

　　（蓋碗直接出湯到茶杯）

　　（蓋碗出湯到公道杯，再由公道杯分至茶杯）

　　感覺折騰了許久，反而沒有想起來用壺泡茶這個本來最簡單最直接的答案。

　　（1987版紅樓夢）

　　（清，冷枚《耕織圖》）

　　（明代茶壺、茶碗[圖中非原配套組]）

　　（豐子愷《人散后，一鉤新月天如水》）

　　（吳冠中在宜興喝茶）

　　每一分的變化，在時間線上都會留下自己獨特的印記，并且在不經意中留下痕跡。要說這么多年我收獲最多的是什么，其中必然有一條是不要對歷史自作聰明，人類無法超越時代的認知，不僅僅是對未來科幻所說的，也是對過去歷史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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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有型，傳有序

　　蓋碗茶是典型的看起來很有歷史，但歷史并不長的“中國元素”。對于蓋碗茶具的歷史證明題一般分為兩種路線，一種證明有托，一種證明有蓋。

　　茶湯較燙，給茶盞加托是一個非常功能性也非常直接的組合路線。所以“有托”的證明題不論圖像還是實物的證據都很充足，歷史可推至唐宋。

　　（北宋磚雕，桌上有盞托，圖/深圳博物館）

　　（遼，備茶圖，宣化下八里遼墓出土）

　　實際上，唐宋時期的盞托與我們如今三才蓋碗所用的托，以及新晉流行的干泡形式與二才蓋碗搭配的干泡臺、干泡盤僅在外觀上就有區別。比如，托盤常見空心，又比如托與盞的咬合口比較深（有的甚至是“假兩件”形式，實際為一體）等，這種盞托便于端送，不容易傾倒，遞接雙方也更有禮儀上的距離。

　　（目前常見在售蓋碗）

　　（《文會圖》局部）

　　（《五百羅漢圖》局部）

　　（宋耀州窯青釉托盞，陜西藍田北宋呂氏家族墓出土）

　　（南宋釦銀瓷盞漆托一副 邵武市博物館藏）

　　但因為符合了“有托”與“茶器”這兩個很多人可以粗淺認識到的顯著”特征，“有托”的證明題也是最多人認同。然而，唐宋盞托與如今的三才蓋碗之間沒有直接的傳承關系，使用的制茶、煮泡茶、飲茶方式也不一樣，甚至絕對一點地說，除了可以在概括在一個大類的文化符號下，它們之間的關系微乎其微。

　　我們目前的許多有關“傳承”、有關“溯源”的問題都有類似的泥淖難以掙脫，人們對此往往很少有深刻的感知，而是處在一種迷茫的隨波逐流之中，比如上面舉例的廣告片。又或者，人們是不愿意如此清晰地面對客觀現實，他們不愿意面對歷史是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害怕這種變化會破壞自己對于“傳統”對于“古老”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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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有序，器無類

　　蓋碗的另一類證明題就是證明“有蓋”。清代到民國有很多帶蓋的茶器，類似我們現在的二才蓋碗。這類蓋碗圖案上下都會有圖案，成套型很強，蓋子略小于碗，碗沿的撇口不大。即便是現在，出售不帶托的蓋碗也十分普遍，可見在成套使用上，碗與蓋是更為側重的。

　　（清康熙宜興胎畫琺瑯五彩四季花蓋碗）

　　（清道光粉彩紫藤花鳥紋藍地蓋碗）

　　（清同治墨彩籟瓜紋蓋碗，圖/故宮博物院官網）

　　（清郎世寧《弘歷中秋賞月行樂圖》局部）

　　在使用時，這類蓋碗會另加一個不成套的托盤，或者是茶托、茶船，往往也是經過了精心設計。由于此時的蓋碗還是飲茶用，所以這類托盤兼做杯托，尺寸也不大，偏向于自用。

　　（晚清照片中的蓋碗，圖/1871年湯姆遜拍攝）

　　（海棠形杯托）

　　（船型杯托）

　　在80、90年代的資料里，幾乎都認同這種泡飲蓋碗是清代康熙晚期新創制的。其實另外加托以后的蓋碗已經很像三才蓋碗了，只是三件不成套，反而在“證明題”里被大家忽略。大眾普遍更希望看到、也更能看懂的是視覺上的相似，而非論證上的邏輯。

　　這個時期的蓋碗形態也與現在的不同，更符合它的名字，像食器多過于像茶器。

　　清代與民國時期還有一種被稱作“蓋缸”的器皿，民國時期的存世量較多，因為恰好有蓋有碗所以在溯源蓋碗的時候也常被拉進來聊。但蓋缸主要是用來臨時性保存的，收藏界常將其稱作“糖罐”。

　　（清 青花云龍紋蓋缸）

　　（蓋缸，圖/中國民間收藏陶瓷大系、淺絳彩瓷珍賞）

　　（蓋碗與蓋缸同事出現在飲茶畫面里）

　　現在售賣的碗盅器型反而和清廷留存的蓋碗更為相似，講究一些的也會配一個碟子，形式就和三才蓋碗基本相似了。景德鎮方言中將上下相合的器具叫“閉”，出產的三才蓋碗茶器曾被叫做“飯閉”（多寫作“飯貝”），卻無人考證過是否有過真正意義上的食器飯閉。

　　（圖/《日用瓷器基本知識》）

　　（帶蓋食器）

　　（清乾隆脫胎朱漆菊瓣式蓋碗，圖/故宮博物院官網）

　　（清五彩花卉紋蓋碗）

　　（清同治粉彩萬壽無疆花蝶蓋碗）

　　這也是蓋碗證明題里常見的“困境”，不論是有蓋還是有托，都是太過于常見的功能組合了，缺乏特定的指向性。當我們在做一道證明題時，就會專注于證明對象上的特質，從而忽略了這種特質本身是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很多情況下也是因為見識短淺意識不到普遍性的存在）。這種時候，證明的難度往往會增加，因為在傳承關系上就要探索、感知、尋找更多其他具有標記性的特質來梳理發展脈絡。而證明難度的增加，增加了閱讀理解的門檻，傳播的利好也會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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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有限，知無窮

　　即便如此，被掰開了拆解了的蓋碗問題依然都不是小問題。

　　比如，上面提到的盞托。古人喝茶用盞用托，古人喝酒也是這個搭配，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去辨別這類器皿里哪些是茶具、哪些是酒具，否則拿著酒具證明茶具豈不是鬧笑話？

　　（北宋臺盞與酒臺子）

　　（《文會圖》局部）

　　（酒注、注碗、酒盞與酒臺，圖/孫機）

　　（茶托與茶盞，圖/孫機）

　　又比如，古畫中常有超出現代人認知的器物與舉動，加上繪畫本身能傳達的器物信息并不精確和全面，就容易造成誤解。畫中常會有侍從捧著寬沿的器物，看起來就很容易像是有足的托盤，有時候還是看起來帶蓋的，十分精美，就容易誤認為那是在捧著茶碗，但實際上可能是唾盂。

　　（宣化遼墓壁畫）

　　（巴林左旗壁畫摹本）

　　（女孝經圖）

　　（十王圖）

　　（唾壺）

　　更多時候，可能偏差和疑義的空間沒有這么大，畢竟帶蓋帶托實在是一件很日常的功能需求，只要我們不將其視作一種符號化的排他性的特質去追捧。

　　（《明憲宗元宵行樂圖》局部）

　　（傳明戴進《太平樂事圖》局部）

　　（明《入蹕圖》局部）

　　（梁莊王墓出土青花龍紋瓷鐘瓷鐘、金鐘蓋和銀鎏金托盤3件一套）

　　許多東西之所以成為文化符號，并不是因為這個符號本身的書寫方式有多特別，而是寫下這一筆的積累、是筆畫和紙面以外的累積。

　　文化符號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或易背口訣，用全文唯一一個與本號相關的內容來對比，它應該是一塊碎錦：每一絲抽出來都有工序，每一色談起來都有故事，每一緯打上去都有習俗，每一個圖案延展開去都有交融……但最后，它作為一塊碎錦，它又擁有一個獨立的吸引的深刻的視覺感受。它如果是在兩千年前就織出來的固然可貴，但它如果是昨天織的也不因被回避，因為一梭有一梭的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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