茍且與超越

黎荔

“湊合著過”、“好死不如賴活著”——這些耳熟能詳的俗語背后，隱藏著中國人對待生命的一種特殊態度。在中國人日常用語中，所謂生活就是“過日子”。一個“過”字，好像人生就是怎樣把這一堆日子打發掉的過程。逢年逢節，人們吃吃喝喝，張燈結彩，如輕舟已過萬重山一般，感嘆自己又度過了一段長長的日子。每過一節，每過一年，不免自相慶幸，好像遠征隊伍又攻克了一個城市。要不然為什么我們吃年夜飯而不吃年中飯？難道不是因為在時間的段落又完成一個里程碑，又結束了一場不得不完成的事務，因此作為一年尾巴的除夕才值得我們歡宴么？新年對我們似乎是另一個沉重任務的開始，習俗上不是常用不灑掃、不動針線、不出遠門、不催人起床、吃隔年除夕剩飯等疲懶心情來接受的么？

這“過日子”的生活態度，若是細細加以分析，實在既不是厭惡人生，甚至也不能說對人生采取什么消極的反應，但也同樣談不上對人生有什么痛痛快快活著的生機和意趣。記得從前看電視劇《還珠格格》中，有一首動力火車的主題曲《當》：“讓我們紅塵作伴活得瀟瀟灑灑，策馬奔騰共享人世繁華，對酒當歌唱出心中喜悅，轟轟烈烈把握青春年華”，總覺得這種張揚熱烈是屬于草原少數民族的，在漢民族中沒有這么活得興興頭頭的生活態度，大家基本上都是抱著得過且過的心態。年來了就過年；節到了就過節；孩子生出了，就養孩子；官運來了，就做官。既不積極地求，卻又不消極地避，一切都接受。要是來得好，是這樣；來得不好，也是這樣。生也如此，死也如此。

傳統中國人是守分隨緣、安常處順的，習慣于安定平穩、現實法則的生活，大多希望輕快又不留戀地度過了這一輩子的生命。假定命運不好，一路沒有好風，這自然會成為一項使人度日如年的擔負，可是國人也不想自動地把重荷卸下來休息一下，或甚至直截了當把它拋入深海。日本人追求“櫻花精神”，認為櫻花的美體現在瞬間開放，剎那寂滅，他們不回避死亡。而中國人“好死不如賴活著”，不認為“壽多則辱”，長壽就長壽，插著管，能多活一天算一天。國人似乎很認真地把生命這個擔子看成了無可奈何的累贅，做人是一項責任，是一種不必有權利的義務。反正，“過”這個日子就行了。

千百年來，中國人這種“馬馬虎虎”對待人生、無可無不可的心理，既是對苦難歷史的集體記憶，也許也是對無常命運的柔性抵抗。究其深層原因，是中國漫長的農耕文明塑造了“但求溫飽”的實用主義生存觀。歷史學家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指出，傳統中國社會的基本單位是無數自給自足的小農家庭，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但求無過，不求有功”的生活態度。若要明白中國文化的特性，我們必得借鑒于植物，植物不擇地，隨處而安；植物不擇時，春榮秋枯。中國人講順，就是接受一切，不擇地擇時，更不擇命。我們可以在無所希冀中埋頭勞動，生兒育女，看孩子們不斷入世，有的是一堆過不完的日子，一年一節地度過去，自己辭世了，孩子們接著再過。

也許這種這種看似消極的生命態度，實則是對生命本質的獨特理解。你看中國廣大的普通民眾，大多順著自然所給的本性生活著，就像草木蟲魚一樣。他們絕不計較生活應該是什么，絕不追究生活是為著什么，也決不埋怨上天待他們刻薄。對他們來說，生活自身就是方法，生活自身也就是目的。你如果問他們，人生活在這變幻無常的世相中究竟為著什么？他們會樸素地說，生活就是為著生活，別無其他目的。這種態度在動蕩的歷史環境中演變為一種生存智慧——當大環境不可改變時，調整自己的期待與標準成為理性的選擇。記得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記載的民間疾苦，無不顯示出普通百姓如何在戰亂與壓迫中尋找生存縫隙。這種“湊合”哲學，是弱勢群體在強大外部壓力下的生存策略，也是歷史苦難在民族心理上的投影。

與西方“不自由毋寧死”的絕對主義不同，中國傳統文化更強調“留得青山在”的韌性哲學。司馬遷遭受宮刑之辱后選擇“隱忍茍活”，最終完成《史記》；蘇軾在政治打擊下寫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超然詩句。這些例子無不表明，中國式的“賴活”可能絕非簡單的貪生怕死，而是對生命價值的另一種確認——活著本身就是意義的基礎，是生命可能性存在的前提。這種生存哲學，也許不應被簡單視為消極避世，而是一種在有限條件下尋求生存與尊嚴的復雜策略，其背后蘊含著深刻的生存智慧與歷史積淀。

然而，當代社會正在經歷從“湊合”到“講究”的價值轉變。隨著物質條件的改善和社會流動性的增強，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追求生活品質與個人實現。據《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顯示，超過60%的年輕人將“活得精彩”而非“活得長久”作為首要人生目標。這種轉變既是發展的必然，也帶來了新的焦慮與困惑。“生活不止眼前的茍且，還有詩和遠方的田野。”這是高曉松作詞、許巍演唱的一首歌，曾經傳唱一時，引發強烈爭議。雞湯之外，爭議關乎人們對生活與詩的態度，背后的身份差異也不言自明。對不少人來說，眼前的茍且自有雙手勞動、拼盡力氣的尊嚴，而且這也不意味著在他們的內心，沒有激蕩著詩與遠方的呼喚。還有人調侃說，生活不止眼前的茍且，還有遠方的茍且。記得看過豆瓣上的一個人講，生活不止詩意化的遠方，更重要的是如何茍且。生活不止酒精吉他和妞，還有母親的皺紋，父親的白發和千里奔喪。我竟覺得殘酷又中肯。那種將眼前的茍且與詩和遠方對照的態度，其實有著雙重的輕率——不僅對生活輕率，對詩也同樣輕率。救贖可能在于忍耐與工作，在于從庸常的茍且中，感受與傾聽萬物，回歸到事物的本來與初心。

如何在傳統智慧與現代追求之間找到平衡，成為當代中國人面臨的精神課題。我倒覺得，中國人的生存哲學從來不是單一的。從“殺身成仁”的壯烈到“明哲保身”的謹慎，從“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勇毅到“隨遇而安”的淡定，這些看似矛盾的態度實則構成了中國精神的多維光譜。中國人的生命哲學，有著茍且與超越的雙重面相。今天，我們或許不必將“湊合”與“講究”對立起來，而可以尋求一種更為辯證的生命理解——既有面對困境時的韌性，也有追求卓越時的決心；既懂得在不可為中保存力量，也勇于在可為時全力以赴。理解并接納生命的全部可能性，這種完整而平衡的生命態度，或許才是中國傳統智慧給予現代人最寶貴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