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鄒玉杰律師；
做一輩子刑辯，防一萬人失足……

一、律師被抓事件頻發：權力干預下的執業危機

近日，張新年律師在辦理刑事案件時，因揭露當地領導涉嫌違紀問題，被望奎縣警方帶走。

這一事件并非孤例，此前熊昕律師“被竊聽入罪”、周筱赟律師辦案中被抓等案例，均暴露出刑辯律師執業的深層困境——因履職觸怒權力而遭打擊報復。

此類事件的核心矛盾在于：律師依法揭露違法事實，卻被視為“觸動敏感神經”。

張新年律師揭露某領導構陷女下屬，熊昕律師代理案件中質疑程序違法，均直接指向公權力濫用。當律師的辯護行為威脅到少數人利益時，刑事強制措施便可能異化為打壓工具。

二、侵權行為屢禁不止：低成本違法的惡性循環

為何侵犯律師執業權利事件頻發？

根源在于違法成本極低。

從過往案例看，抓捕熊昕、周筱赟律師的相關人員未受追責，違法者零代價的后果，導致公權力濫用形成“破窗效應”。

辦案人員甚至產生“抓律師無風險”的錯誤認知，進一步加劇辯護環境惡化。

這種畸形生態下，律師群體陷入雙重困境：依法辯護可能招致打擊，沉默妥協則背離職業使命。

數據顯示，近五年全國律協受理的律師維權案件中，涉及公權力壓制的占比超60%，凸顯制度性監督缺位。

三、系統性危害：從個案危機到法治根基

律師被隨意抓捕的連鎖反應，正在瓦解刑事辯護制度的根基：

1. 辯護功能虛化：

個案中律師被抓直接中斷辯護，更讓同行“不敢辯”。某涉黑案件中，前辯護律師被抓后，繼任者僅提交3份書面意見便草草結案，當事人上訴權形同虛設。

2. 權力監督失效：

當律師因監督公權力而獲罪，司法制衡機制名存實亡。如某征地案中，律師調查取證遭刑拘后，涉案官員最終被查實為貪腐分子，但當事人已含冤入獄三年。

3. 法治信任危機：

據中國政法大學調研，72%的當事人認為“律師在刑事案中作用有限”，這種認知正在侵蝕公眾對司法公正的信心。

四、破局之路：輿論監督與制度剛性的雙重守護

張新年等律師最終因輿論關注獲釋，折射出當前維權的無奈——不得不依賴“圍觀救命”的非常規路徑。

但輿論熱度終會消退，根本解決需從兩方面著力：

1.強化職業豁免權：

明確律師在法定職責范圍內的言論不受追究，參照《律師法》第37條，細化“威脅、侮辱、誹謗”的認定標準，避免泛化適用。

2.建立反向追責機制：

對違法抓捕律師的辦案人員，除黨紀處分外，應納入檢察官、法官懲戒體系，情節嚴重者追究濫用職權罪。2023年最高檢《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已提及此方向，需加速落地。

最后總結

刑辯律師是法治防線的“守門人”，當他們自身難保，公民的辯護權將蕩然無存。

每一次對律師執業權利的侵害，都是對司法公正的公開踐踏。唯有通過制度剛性約束權力，讓監督者不再因言獲罪，才能避免“今天抓律師，明天無辯護”的法治悲劇。

這不僅關乎律師群體，更是守護每個公民在法庭上獲得公平審判的底線權利。

作者：鄒玉杰律師

九章刑辯創始人，安徽律師門戶網創始人；

亳州律協刑委會主任，金亞太（亳州）律師事務所主任，譙城區法學會首席法律咨詢專家……

目標：窮二十年蠻力，救一百條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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