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1946年生于山西省太原市。1964年高中畢業后因“家庭出身”未能正常升學，遂下鄉插隊。1971年回城后在小學、中學任教，1986年調入山西省社會科學院，主要從事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研究，著有《心理的單間》、《八位大學校長》、《長袍與牢騷：教科書上看不到的民國》等。

1、幾種分配方法

斗了地主之后，就該分土地、分房屋、分財物了。

土地法大綱要求徹底平分土地，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卻不那么簡單。就土地而言，有水田、旱田，也有坡地、園地，有的肥沃，有的貧瘠，有的近便，有的偏遠。仔細分來，可謂三六九等，差別很大。就分配對象來說，是按人口分配，還是按勞動力分配，需要考慮。另外，分了土地以后，有沒有條件和能力耕種，也是問題。房子的情況與此類似，因為同樣人口的貧雇農無房戶，不可能分到一模一樣的房子。至于包括牲畜、農具、衣物、糧食在內的財物分配，則更難做到公正、合理、平等、有序。如果再考慮到人為的因素，就更不好辦了。

1947年12月5日，《晉綏日報》第二版刊登一篇文章，《介紹碧村的分配方法》。文章說，該村從10月初開始分配，總結出幾種分配方法。第一種是“將果實折價，依貧苦程度，由農會大會決定每戶應分數量，由個人去選擇?！本唧w來說，是先將財物按米折價，再把貧苦農民分成十個等級，規定每個等級可以分幾斗幾升，同等級還要按貧苦程度決定順序，最后讓個人選擇自己所需要的財物。第二種是“按需要搭配”。這種方法是先讓貧苦農民申報自己需要什么，再進行調查、登記，最后由“分配委員按照各人的需要負責搭配”，并首先滿足最貧苦者的需要。第三種是“估量搭配”。這種方法也是先由個人申報需要什么，然后經大會審查，“由分配委員會根據貧苦程度，人口多寡，估量搭配?！?/p>

文章認為，三種分配方法中，第一種比較好，特別是分配大量土改成果時最合適?！捌浜锰幨牵菏紫葷M足了最貧苦群眾的要求，每人能夠選擇稱心適意的物品。分配委員不能有所偏愛，將好的東西搭配給他愿意搭配的人?！毕啾戎?，后兩種方法、特別是第三種，就有不少缺點。

2、“折價分配”模式

12月12日，該報第四版又發表署名孫達可的文章，題目是《退贓還債的“百貨商場”——介紹寇莊對衣服家具按等自挑的分配》。這篇文章生動地描述了當時分配土改“成果”的真實場景和整個過程，既有文采，也是一份難得的歷史資料。出人意料的是，就是這樣一篇文章，也成為反面教材，受到嚴厲批判。為了說明問題，并了解當時情況，現將該文照錄于下。

最近朔縣寇莊對斗爭果實的分配，土地、糧食、布匹、牲畜等都好辦，惟有衣服家具難分，后經群眾討論，想出用趕集式，按等順序，自由挑選的辦法，把果實分配場，成為農民收回自己血汗，地主退贓的“百貨商場”。結果，農民既各自得到自己所滿意的東西，對貧雇農的照顧，也更明確徹底，特介紹如下：

（一）紅火熱鬧，百貨俱全。

分衣服那天，是在廟里，二百多件衣服，掛滿了前后兩進廟院，農民們所最喜愛的皮襖皮褲、粗藍大布，一堆一堆的。叫不上名，見也沒見過的紅綢綠緞，光華耀眼，還有什么狐皮、灰鼠、氈毯被褥、大氅斗蓬、絨帽皮鞋等等，一繩一繩的掛著堆著，有些竟因為許久埋在地下，而漚爛了，帶著破傷放出腐朽的氣味。每件衣服上都用紙塊標明著抵債的評價，干部們分工，誰招呼那一堆，誰招呼那一繩。

為了便于保管，家具的分配場在一個被掃地出門的地主院里，更是百貨俱全，紅火熱鬧。西北角上，擺滿了貧雇農爭著先挑的犁、鋤、耬、耙等農具，和四輛“扇車”，接著是一排鹽、曲、醋、醬的堆子和整箱的洋火水煙。西南角是數不清的大小銅器和鐵器，新的壞的，有地主李鴻舉家中舉人賀喜時的“旗座”宮燈，也有惡霸地主武善周，藉日本人沒收、搶奪去的“串壺”、銅杓、鐵鍬、桶箍等……，每樣都是一二十件，廟上丟了多年的四對鐵燈籠，半套鑼鼓家具，中農侯富山丟了多年的小盤秤，和硬逼著向人要去的“蠅?！便~燈等等，都擺在那里，等待著物歸原主。最耀眼的，是東北角上的三十幾頂洋箱、檀木桌椅、金漆立柜，和一大堆雕刻的門窗隔扇，人們有的指著那幾件是誰家的，因為欠利被“樓院”抬去（地主李鴻舉住著高樓，老百姓管他家叫樓院）。挨著是幾十樣細瓷家具、鐘表、掛屏、穿衣鏡，以及玉筆筒、瑪瑙瓶、象牙鎮尺、玉帶鉤之類淫奢擺闊的“珍品”。另一角是百多個從地下挖出，藏了糧食油醋的大壇大甕，和兩堆“五經四書”、“醒世真傳”一類害人的字紙、字畫掛畫、喜聯，更是掛滿了三間房子。

這滿院的家具除了碎小不成件的，也都是貼著紙塊，標明頂債多少，干部們分工負責，各管一部，更有兩個總負責人，隨著進來挑貨的“顧主”幫助幫助挑選，檢點算賬。

（二）誰最窮苦，誰先挑選。

事前根據群眾所劃定的成份，再由群眾討論，分出等層，從貧雇農到中農，共分五等，每個等層，按果實評價總和，與各等層間貧苦差度，決定每人分得果實實數，在同一等層里，再按三代，受剝削輕重，貧苦程度，決定先后次序，誰最窮苦，誰先挑選。分配時，在鑼鼓歡呼聲中，按著所決定等層次序的名單，被請進場里挑選，誰先被請進去，誰就更加喜歡，而為大家所羨慕。

一等貧農石丑小，父親剛剛餓死不久，家里只剩三口人，這回分到衣服果實，值白洋二十七元（編者按：給白洋以合法地位是政治錯誤。）他伸手先挑了一件最好的羊皮襖、一條棉褲，接著拿起一件洋布灰大衫、一條單褲、一頂皮帽、一雙皮鞋、一領氈子、一條褥子，和丈五白布，家具果實，他共分到值白洋二十九元，他笑迷迷的，一進場便先給他那新分到的大犍牛抱起一張好犁，轉身掛了五十斤鹽，三大包水煙，他說可以換糧吃，鍋、坑席、鏵子、水罐、爐盤、鐵鏟、飯碗、飯盤、籮、籮架、串壺、板凳、鞍架，……他什么都沒有，什么都需要，在這些零用東西上，他挑的不能放手，還是工作團同志們勸他挑了一頂評價七元，“樓院”的大洋箱，最后又搬走了三塊石蓋，一把鍘草刀，四個大甕，并搭配了碟碗、茶盤、茶壺、小秤等家具，和五斤銅制錢，三塊曲。看的人們都說：“這可真是翻過來了，有吃的有穿的又有用的（按：石丑小另外分糧三石七，布九疋）。誰窮誰先挑，東西又好，價錢又便宜！”

在挑選中，還可以看出成份，真正窮苦的貧雇農，對那些綢緞衣服、細瓷家具，理都不理，專挑破皮襖、爛棉套。貧農威有，不同意大家說他是半二流子，那天，一伸手竟先挑了一把酒壺，一個酒瓶，和茶壺靠椅，于是大家都吵起他是半二流子。破落地主李映喜、李登元，都裝成貧農，那天，李映喜竟先挑了他當年頂洋煙賬的幾件檀木雕刻桌椅，李登元是先挑綢大衫和精致的茶點桌、魚碗，于是引起工作團同志的更加懷疑，后來果然都鬧清了。

（三）眾人關心，大家滿意。

由于成份等層的劃分，特別是同一等層內，誰前誰后，分配次序的決定，都是經群眾討論來的，大家比三代，比窮苦，比誰受的剝削大，因此，誰在誰前邊，大家都很注意，而互相議論，在挑選中間，更是大家都注意，場里還有什么東西？那件被誰挑走了？快輪到自己了！自己該挑什么？自己挑完，也還注意誰再挑啥？挑時，好些是一家男女老少都進場，和趕集一樣，王德、王新月一家父子五人，在場里開起家庭會議，父親和王新月，是看中了那套厚茸茸毛板全好的皮襖皮褲，冬天好出門鬧生產，新月的媽媽，卻看中了那床紅洋布面的棉被子，因為十來年了，全家五口沒蓋的，爭論一陣，還是為鬧生產的意見勝利了，新月的媽媽，也就笑嘻嘻的抱起了那件皮襖。這樣一直挑到最后，人們都是由他自己決定，在兩件之中，愿挑那件，因此都挑到了他自認為滿意的東西。

分家具從早飯后，中午只休息一陣，一直挑到陽婆快落了，院子里四周窯頂上，還是擠滿了黑壓壓的人，一陣鑼鼓，一陣歡呼，比唱臺大戲還紅火，分衣服那天，還唱起秧歌，更是鑼鼓喧天，熱鬧非凡，外村來參觀的男男女女，也足有百多人，把個兩進院，擠得滿滿的。

（四）事后檢討，利多弊少。

這樣趕集式的“百貨商場”分配辦法，事后搜集群眾反映，加以檢討，好處是：（一）不但由群眾依成份劃分等層，而且由群眾規定同一等層內的先后次序，階級路線，更為明確精細。（二）每個人所分的果實，都由自己挑選決定，人人取得自己所滿意的東西，評價即使稍有出入，個別干部即使搞鬼，便宜也為在前邊的貧雇農所得。缺點是：（一）各戶前后次序，雖由群眾規定，但對個別戶，還考慮欠周，不夠恰當。（二）對較貴重衣物與大家都想要的實用物品，還難自由挑選，而事前計劃不夠，以致后來不得已，把狐皮斗篷、扇車之類的東西，只好動員幾家中農夠分，對鹽、煙等物，又只好限制，不能完全貫徹自挑原則。（三）特別是因為分價與挑貨，很難碰的正好，遂對前邊貧雇農放松，分的超過原規定數，后又將評價提高，使個別下中農中農，對此有些不滿。

3、“折價分配”受到批判

這篇文章給人的感覺是領導土改也真不容易。面對如此復雜的問題和局面，工作團和貧農會居然能想出這種辦法，既要執行政策，又要盡可能維持“公平”。從作者的口吻來看，也非常欣賞這種辦法。但是《晉綏日報》發表這篇文章，卻是供批判用的。

其實，《晉綏日報》發表《介紹碧村的分配方法》時，就在編者按中說：“我們發表碧村分配果實的幾種方法，目的是希望各地土地改革同志對這一分配問題展開討論，交流經驗，到底那一種方法（不限于本文三種方法）最能滿足貧雇農要求，則有待各地在實際分配中，依靠貧雇農去研究。根據實際經驗證明，作價分配，并不能完滿地滿足貧雇農要求，相反地有利于中農，因此實質上是富農路線的分配方法。本文只作為一個參考材料，以供各地土地改革同志研究，使分配工作真正作到充分切合貧雇農的利益。”

也許是感到這樣做力度不夠，未能引起廣泛注意吧，該報在刊登孫達可的文章時，又專門配發長篇批判文章：《打價錢分果實辦法要不得——評寇莊與碧村的分配辦法》。文章在編者按中指出：“達可同志《退贓還債的“百貨商場》一文，介紹了朔縣三區寇莊打價限價分配果實的方法。那篇文章是九月間寫的，寄來之后，因有原則錯誤未予發表。但是這種分配方法后來流傳到興縣黑峪口一帶，五日本報二版碧村分配方法中之頭一種，聽說就是從這里學來的。又聽說各地類似的作法頗為不少，因此覺得有加以批判之必要。現將達可同志的文章刊出，連同碧村分配方法，一并提出我們的意見，以供各地同志參考，并且希望引起進一步的探討。如有不同意的意見，希望展開討論。下面是我們的意見，先從達可同志一文談起”。（《晉綏日報》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頭版）

這篇文章從八個方面進行批判。因篇幅太長，將它縮寫如下：

（一）需要的不給，給的不需要。

正確的分配原則，本來應該是按照貧苦程度與實際需要，缺甚分甚，首先滿足貧苦農民的要求；但是打價限價的分配方法恰好相反。這一點，從達可同志的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王新月一家五口，十年沒蓋過被子了，如果按實際需要分，他們應當分到被子。但因分法限定價額，為要取得皮襖，就不得不忍痛割愛。于是在十年之后的偉大土地改革之后，這個五口之家，還是沒有蓋的。

“一等貧農石丑小”，一方面是他所需要的東西沒有分到，另一方面是他所不需要的東西分到了。他需要的東西是“鍋、炕席、鏵子、水罐、爐盤、鐵鏟……”，但是他所分到的東西卻是“碟碗、茶盤、茶壺”，還有三塊曲，這是吃茶喝酒的東西，不是“一等貧農”當前所需要的。

（二）給貧農限制，給中農包票

如果按照貧苦程度與實際需要，缺甚分甚，而不打價限價，那末王新月家便可以理直氣壯地再要一床被子，石丑小也可以再要幾件東西。他們可以和中農們比家當，講道理。中農們如非家中確實缺少而又無力購買，便沒有理由也參加分配，多占便宜。單看各家分配價額，一等貧農比五等中農確實要超出好多，這就使貧雇農感覺“比人家中農分得東西已經多了，還好再說什么呢？”而中農們反倒理直氣壯起來，感覺“我這一份已經比你們少得多，連這一份都不給夠我那怎么行？”因此寇莊分到后來給中農的比原訂價額稍微差了些，他們就“對此有些不滿”。這就是說，打價限價的結果，叫貧農作難，而使中農氣壯。因此，它必定要走富農路線。

（三）少數突出，苦樂不均

寇莊的分配，一方面是沒有滿足貧苦農民的需要，另一方面在某些物品的分配上，卻又超過了一部分農民的實際需要?！耙坏蓉氜r石丑小”，一家三口就分了九疋布，而他另外還“先挑了一件最好的羊皮襖、一條棉褲、接著拿起一件洋布灰大衫、一條單褲、一頂皮帽、一雙皮鞋、一領氈子、一條褥子和丈五白布?！边@是穿的戴的。吃的上面，這個三口之家“分糧三石七”而外，還“轉身掛了五十斤鹽、三大包水煙，他說可以換糧吃”。此外還分了一條大犍牛和“大洋箱”等各種日用家具。至于王新月家是甚么成份，作者沒有寫。他一家五口十多年沒蓋過被子，想必也是個貧農吧？可是他家能分到的東西比起石丑小來就少得多，以致皮襖與被子都不可兼得。同是貧苦農民，分配如此懸殊，多的多，少的少，苦樂不均。這種不公平不合理的狀況，不但影響貧雇農內部的團結，而且直接以后經濟生活的發展。這也是一種富農路線

（四）村不離村，本位主義

石丑小之所以分得那末多，還因為寇莊是一個很富裕的村子，它的果實特別多。相比之下，山地村莊的貧苦農民（比如興縣四區），不要說鋪蓋，炕上有塊破席片都稀罕。本報十一月二十日報道的保德化樹塔是一個不算窮的村子，但是在今年天旱的時候，全村義倉僅余三十斤糧，而一個貧農單身漢張紅奴，竟因為幾斤糧為難到服毒尋死的地步。按照“天下農民一家人”的精神，寇莊應該取出很大一部分來幫助山地貧苦農民翻身才對。工作團不向這方面引導，而把它一古腦集中分配到這個村子，顯然是極不合理的。這是一種村本位主義，同時又是另一種富農路線。

（五）商人作風，包辦代替

以上三種富農路線，好像與打價限價沒有多大關系，其實不然。你看他們的工作原則，和一個“百貨商場”多少相似：第一，它是“打價限價，先來先挑”。第二，它是“搭配起來，一次分定”，這就像“百貨商場”里的“大拍賣”，而且“貨物出門，概不退還”。至于干部們的組織分工，當然也像一個“百貨商場”。由此可見，這場分配不但抹煞了群眾的要求，而且抹煞了群眾的習慣，是商人作風不是農民作風，是干部包辦代替，不是群眾自己的意愿。

按作者的說法，這是“經群眾討論，想出來的”。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恐怕也是中農想出來的。因為這種作法離不開能寫會算和懂物價行情的人，除了地主富農，這種人多半是中農。因此只有他們才會積極主張和支持這種辦法

（六）限價排序，遏止斗爭

分配工作本來是一場劇烈而深刻的斗爭，是貧雇農路線與富農路線的斗爭，也是貧雇農起來與中農及舊干部黨員中有富農思想分子的斗爭。其中有經濟意義，也有政治意義。若不是貧雇農起來積極斗爭，確實掌握領導權（政治果實），徹底戰勝富農路線，分配工作是無法做好的。可是打價限價與“按等順序”以及搭配起來一次分定等辦法，恰恰遏制了這種斗爭。既然按等順序依次輪流，那么分在后面的要想過問爭論就被遏制了；既然搭配起來，那么愿要這件不愿要那件的爭論便被遏制了；既然一次分定，那么要求重分、要求調整、要求修改的爭論也被遏制了。達可說這種方法是群眾規定的，這當中自然有爭論，但是更尖銳的爭論一般還在具體東西的分配上。由于限價順序，后面的斗爭被腰斬了。

打價限價是對貧雇農的限制，也是對中農的保證，因此被遏制的乃是貧雇農的斗爭。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寇莊工作團的思想本來就傾向于中農。你看分到后來，為“動員幾家中農伙分”狐皮斗篷和扇車，他們感覺是多么“不得己”！個別中農“對此有些不滿”時，他們又多么重視。而王新月一家在土改之后依然蓋不上被子，他們卻不當回事，反而說新月他媽抱起那件皮襖（同時也丟下那條被子）時，是“笑嘻嘻的”。

（七）恩賜觀點，取樂心情

出現這些問題，從根本看是因為寇莊工作團有恩賜觀點，在思想上看不起貧苦群眾，也不相信他們。所以就要按照自己的趣味與愛好去開設“百貨商場”，而不管群眾是否需要。他們不管石丑小迫切需要鍋、炕席、鏵子之類的東西，而勸他挑了一個“大洋箱”，是站在群眾之上來“布施”群眾，“打發”群眾，同時又在看群眾的“紅火熱鬧”。他們的思想深處，潛藏著一種城市市民和商人追逐新奇、趣味、刺激的瘋狂情調，甚至是封建紈绔子弟的情調。

（八）批評了對的，表揚了錯的

至于碧村的三種分配方法，實際上是兩種。一種是打價限價，一種是按照貧苦程度與實際需要，自報公議，缺甚分甚。文章作者特別推薦前一種，舉出它的兩大好處，說后一種有許多缺點。這是批評了對的，表揚了錯了。他們說前一種方法“首先滿足了貧苦群眾的要求”，根據寇莊的事實是不可能的。他們說“每人能夠選擇稱心適意的物品”，其實做不到。他們說“分配委員不能有所偏愛，將好的東西搭配給他愛搭配的人”，也過于樂觀。比如在碧村鄰近的王家塔，一個中農當分配委員，把好被褥藏起來，貧雇農分時他說已經分出去了，輪到中農分時他又“想了起來”。

總而言之，打價限價分配果實的辦法，根本不合乎農民的習慣和貧雇農的要求，如果再搭配起來一次分完，就更不利于貧雇農了。農民的習慣與要求是“抽補”，“缺甚補甚”，按照貧苦程度，首先滿足貧雇農要求。衣服家具多分幾類，多分幾次為宜。誰該不該分，該分什么，可以自報公議，由貧雇農首先討論，再和中農一塊展開爭論，不要一次分完，也不要一次分定，多爭論幾次，多修改幾次，不忙作最后決定。分配能否公平合理，關鍵就在于爭論。爭論之后，大家都沒有意見了，各取各的東西就是了。對于貧雇農來說，打價限價是有害無益，根本要不得！

4、分房分地分老婆

在土改中，除了分地、分房、分東西之外，還要分老婆。

魯順民采訪白建華之后，在《“左”傾風暴下的黑峪口》一文中說：“‘左’的表現最嚴重的莫過于把那些斗爭對象的老婆閨女給當斗爭果實硬性分給貧雇農。斗死的不必說，就是沒有斗死的也分?！眲⑾罄け欢匪篮?，他那五十多歲的老婆被分配給一個貧雇農。“這個貧雇農還有些看不上她，過了兩年多就蹬蛋了?！蓖踝飨啾淮蛩篮?，他的閨女被分配給一個貧農，這個貧農還不錯，兩人湊湊乎乎過下來。貧農團長任奴兒也分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這個女人的丈夫土改時跑到內蒙，人還活著就把人家的老婆當作土改果實分了。土改過后，那人從內蒙回來，不敢進村，就住在黃河對岸陜西神木一個村子里，通過傳遞消息，終于把老婆接走了。這兩口子有一個閨女，也分給一個年輕后生。后來也跑到內蒙了。

文章說，任奴兒這個人不討厭，就是有點懶。他懶到什么程度，恐怕許多人不會相信。有人在地里碰見他，給他兩顆葫蘆，他只拿一個，還是揀小的，說大的太重拿不動。到了棗樹地，主人讓他摘點棗子充饑，他只摘一把就懶得再摘了。土改后三年多，他就在新分的窯洞里餓死了。

文章還說：土改時“不僅僅地富和斗爭對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農也不例外。富裕中農馮萬禮的閨女就分給了貧雇農?！痹诒环峙涞膵D女中，最典型的是任公純的閨女任有蓮。任公純出身貧寒，因為受到牛友蘭資助，考入太原第一師范。畢業后通過考試在內蒙當了縣長，后來又經過商。他有三個女兒，都讀過書。土改時，任有蓮和母親被關押起來，要硬性分配給貧雇農。由于母女倆死活不從，便遭受繩子抽，棒子打，烙鐵燙等酷刑。最后，農會給她挑了一個軍人。任有蓮結婚后，一直不回婆家，直到1955年才離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