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瑞典人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年）是中國考古學的創始人，是因為在安特生之前，中國是只有金石學而沒有考古學的，比如鑒定一幅書法作品，主要就是比對筆跡（而筆跡是可以模仿的），沒有多少客觀性，是安特生把考古學的科學原則、理念和方法帶到了中國，他運用這些科學的方法，在中國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為中國的考古學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其一，他在北京周口店“北京人”的發現方面，做了先導性的工作，正是由于他在這方面的研究工作，拉開了周口店遺址發現、挖掘的序幕；

其二，他是仰韶文化的發現者，結束了中國無石器時代的歷史，因此，他被人稱為“仰韶文化之父”。

安特生在中國的一系列考古工作以及一些研究結論，讓他成為中國考古學奠基人和開拓者的同時，也引起了很多爭議，而這種爭議，正是中國考古學曲折的發展道路的一個縮影，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了中國從一個半殖民地國家走向獨立發展的過程當中，在面對西方強勢文明時人們復雜而微妙的心態。現在，許多爭論看起來似乎已經塵埃落定，有了明確的結論，但依筆者之見，很多結論又有著矯枉過正的傾向。因此，今天我們在此再談安特生，不僅僅是要向讀者介紹他在考古學上的貢獻，也是要談一種文化心態。

安特生晚年像：安特生（1874—1960），瑞典人，在中國做考古研究多年，被稱為“仰韶文化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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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生，1874年生于瑞典。1902年，他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06年在該校任教，并兼任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不到40歲，安特生就已是一位具有國際聲譽的學者了。他還熱衷于各項冒險的地質勘探活動，曾去過北極和南極進行考察活動。在他去南極考察的時候，另一位瑞典地質學家斯文?赫定則踏上了中國大陸，發現了被人們遺忘了千年之久的樓蘭古城遺址。斯文?赫定的成就，讓安特生非常震驚和羨慕，他開始將考察熱情和尋找目光轉向中國。

也是他和中國有緣，辛亥革命之后，中國開始重視實業發展，1912年，實業部成立了一個地質科，由曾在英國留學學習地質的丁文江出任地質科長，在丁文江的推動下，地質科不久后改為地質調查所，從事實地調查工作，并提出聘請外國地質專家來指導工作。1913年，北洋政府將原來的農林、工商兩部門合并，成立農商部，負責管理農林、水產、畜牧、工商、礦政等事物，丁文江再次建議聘請外國專家來中國擔任農商部礦政司顧問，由于瑞典當時被認為是少數幾個對中國沒有侵略野心的國家之一，所以安特生很幸運地受到了邀聘。1914年，安特生辭掉了在瑞典的所有職務，以“中國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司顧問”的身份來到了中國。

來中國后，安特生主要負責調查北方煤礦的分布與儲藏情況，并參與地質研究所的教學和地質陳列館的籌建等工作。應該說他的工作是很出色的，第一年他就發現了煙筒山鐵礦，后來還參與籌建了我國最早開發的龍煙鐵礦股份有限公司，為此他還受到了袁世凱的接見，并順利得到了續聘。1918年，中國開始開采煙筒山鐵礦。1919年秋，選煉廠于石景山東麓，并建起第一座高爐，即今日首鋼的前身。然而，對于安特生而言，更大的收獲卻是他在勘探礦產的過程當中，發現了黃河河岸的土層中蘊藏著大量的古生物化石，這一發現引起了他的極大興趣，他開始將工作的重心轉向對古生物學化石的研究，于是他向時任地質調查所所長的丁文江提出了中瑞兩國合作大規模采集古生物化石的計劃，費用全部由瑞典承擔，對標本的分析檢測也由瑞典來做，所收集到的標本由中瑞兩國平分。1917年，此計劃得到了農商部的批準而得以實施。

在此有一個問題必須先說明一下，有些研究者認為安特生發現黃河沿岸的古生物化石是一種偶然，并且認為安特生將興趣轉向古生物化石的研究是由于中國當時時局動蕩，尋找礦產的工作不好進行，安特生不愿意蹉跎歲月，不得已而轉向古生物化石研究的。依筆者之見，這種說法難以成立，從安特生最早對中國產生考察興趣以及后來中瑞合作的結果來看，尋找古生物化石本來就是安特生來中國的目的之一。他在中國尋找古化石，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出于無聊解悶。關于這一點，后文還有敘述，在此不多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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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瑞合作采集古生物化石的計劃得到中國政府的批準之后，安特生就開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就。在此我們簡略敘述一下他在北京周口店和河南澠池仰韶村的重要發現。

1918年夏天，在燕京大學任教的美籍著名化學家麥格雷戈?吉布的邀請之下，安特生第一次來到周口店進行考察，不過沒有什么收獲。1921年和1923年，安特生又和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兩次前往周口店進行挖掘工作，這一次頗有收獲，其一他們發現了后來被稱為“第一地點”的化石地點，即北京猿人洞穴；其二，他們雖然沒有發現古猿人的遺骸，但發現了兩枚牙齒，在1926年瑞典王太子訪華的歡迎大會上，安特生公布了他的發現。安特生的這兩個發現，促使人們對周口店進行更多的發掘和研究，于是才有中國地質研究所與北京協和醫院關于合作研究系統發掘周口店的協議，才成立了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在隨后的挖掘工作中，中國古生物學家裴文中先生發掘出了一具保存完整的古猿人頭蓋骨，在世界上引起了轟動。后來，在《中國史前時期之研究》中，裴文中先生肯定了安特生等人作為先導者的工作，認為如果沒有安特生等人的努力，中國史前學的發展不會發展得那么迅速。

但真正奠定安特生在考古學界地位的，是他發現了仰韶文化。1918年，安特生在河南省進行考古調查，就曾到過澠池縣北面的仰韶村，但他當時并沒有特別留意。1920年，安特生派他的助手劉長山再去仰韶村收集古生物化石——龍骨，結果沒有收集到什么，但劉長山卻很意外地帶回了600多件石器標本，安特生敏銳的意識到，在仰韶村可能存在著一個大的石器時代遺址。

1921年，安特生親自重訪仰韶村，經過一番調查過后，他發現了一些被流水沖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的剖面。然后，安特生一行發現了更多夾雜著灰燼和遺物的地層，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回到北京之后，他看到了一份由美國學者組織的中亞考察團發表的關于安諾遺址的發掘報告，里面的彩陶圖片引起了他將其與之前在仰韶村發現的彩陶相比較的興趣。

1921年秋，安特生計劃發掘潛力看起來最大的仰韶遺址。他給農商部部長寫信，報告仰韶的發現，并且建議，鑒于中國沒有保護史前遺址和文物的法律，請允許他購買土地以便保護和發掘該遺址，這并沒能成為現實，但他想繼續作為礦政顧問和挖掘仰韶村的請求卻得到了批準。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在中國地質調查所、河南省政府和澠池縣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安特生和地質學家袁復禮、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等一道發掘了仰韶遺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們發現了大量精美的彩陶，還在一塊陶片上發現了水稻粒的印痕！

這一次發掘意義重大，確認了中國的第一個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同時拉開了中國考古學的序幕。安特生把仰韶文化稱之為“中國遠古之文化”，從此結束了中國無石器時代的歷史，為中國歷史文化找到了史前的一個源頭。對于安特生個人來講，仰韶文化的發現也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個人榮譽，他被譽為“仰韶文化之父”，日本人甚至把仰韶彩陶稱之為“AderssonWare(安特生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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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生對于中國考古學的意義，還在于他引進了科學的理念和方法。具體說來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他非常重視田野調查。當然，客觀來講，中國有過田野調查，但大多存在于盜墓之中，盜墓賊為了尋找古墓葬，也會通過田野調查的方式來尋找古墓葬，但就目的而言，兩者不可同日而語，盜墓賊是為了尋寶發財，安特生則是出于研究人類歷史與發展的目的。安特生的田野調查方法當然也是和盜墓賊不一樣的，他為中國的考古學引進了一套先進的發掘方法，包括測量、繪畫、記錄到標本采集等等。

其次，帶來了分層學的科學原則。長期以來，中國沒有考古學，而只有金石學，不考慮文物埋藏的狀況。安特生本來就是一位地質學家，他把地貌學、地層學的方法引進到野外考古發掘中，從而在中國確立了考古學的科學原則。比如在《河南史前遺址》一書中，他首先是對仰韶村進行了地貌描敘，然后再用地層學的方法區分考古學上的“文化層”，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復原遺址的歷史和人類早期的活動。

其三，他把動物學、植物學的很多研究方法運用到了考古研究當中，確立了多學科合作的傳統。

有一點值得重點強調一下，今天我們說安特生把地質學等其他學科和考古學結合在一起進行研究，言下之意就是說地質學和考古學是兩門獨立的學科，甚至是不相干的，但實際上，這樣人為地劃分學科，本來就是不科學的。世界上本來沒有學科之分，之所以后來分工越來越細，以致于隔學科如隔山，一是由于隨著信息量越來越大，人的精力有限所致，二是人們出于懶惰，不愿意在自己所學的專業領域之外再去做什么研究。但歸根究底，每一門學科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在世界上很多大科學家那里，是不存在學科之分的，所謂“君子不器”，比如愛因斯坦，既是物理學家，也是大哲學家。就安特生而言，在他那里，地質學和考古學本來就沒有什么差別，他也沒有將二者分開，反倒是后來的研究者，總是說他研究考古學，意味著他從一位地質學家轉變成了一位考古學家和古生物學家，這實在是一種誤解。

前一段時間，筆者和同事采訪考古學家王建新教授，王教授很感慨的說，現在搞考古的不懂歷史學，而研究歷史學的，又對考古學不熟悉。這樣造成的后果就是，研究歷史的學者只注重研究文獻，即使參考考古學的新發現，也只是運用結論，而看不懂研究過程，做不出準確的判斷，而研究考古學的學者又無法將考古發現與歷史文獻研究結合起來，這兩種學科之間的隔膜，嚴重阻礙了學術研究。如此說來，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不說較之安特生時代是退步了，即使是與中國古代的一些學問家相比，也是遠遠不如的，比如明清之際的大學者顧炎武，就是一個通才，他的歷史研究就是建立在廣泛的田野調查基礎之上的，“行萬里路，讀萬卷書”說的就是這么一回事情。我們希望中國的學術研究盡量打破學科之間的界限，從研究的意識方面有所突破。

安特生還用自己的行動推動了古生物學和地質學在中國的發展。1922年，中國地質學會在北京成立，安特生為創建會員之一，同時，他還把個人薪金10萬瑞典克朗捐給中國地質研究所，以便出版《中國古生物志》，這是一本在世界上影響比較大的刊物，至今仍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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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的發現，讓安特生獲得了極大的榮譽，但同時也給他帶來了很大的爭議。那時，在西方流行一個觀點，即“中國文化西來說”，也就是說中國文明是從西方傳過來的，安特生也深受這種觀點的影響，在仰韶文化遺址發現彩陶之后，安特生將它和中亞安諾遺址出土的彩陶進行比較，認為二者太相似了，又由于當時囿于考古發現，沒有發現仰韶文化之前的彩陶，因此，安特生雖然認為仰韶文化是中國史前文明，但依然發表了“彩陶西來說”，認為中國彩陶是由西向東，經由新疆、甘肅傳入河南的。為了印證自己的這種說法，安特生開始在中國西部進行考古調查，試圖找到彩陶西來的相關證據。幾年之內，他的足跡遍布甘青地區，雖然沒有找到彩陶西來的證據，但又發現了其他一些史前文化遺址，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了所謂的齊家、仰韶、馬廠、辛店、寺洼、沙井等仰韶文化六期說的基本框架。直到1932年，安特生依然堅持中國彩陶西來說，但在40年代，隨著新的考古發現，他不再堅持自己的說法，而是存而不論。

安特生的中國彩陶西來說提出之后，在一段時間之內成為了一種主流觀點，尤其在西方，更是一種顯學，因為這種學說為中國文明西來說又提供了一種證據，但在中國國內，有很多學者對此提出過不同意見，比如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家李濟和傅斯年就專門進行了反駁，這種批評浸透了中國學者對中國文化的偏愛，也包含有強烈的擺脫殖民壓迫的民族情結。后來新的考古發現，證明了中國文明有一個獨立的發展系統，安特生的彩陶西來說自然就不成立了，中國文明西來說也隨之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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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生在中國的命運，大致經歷了以下過程：上世紀初他是中國政府聘請的礦政司顧問，他的工作成績和學問使他深受中國政府信任，他的一系列考古工作得到了中國政府的支持，學術界也對他的發現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國彩陶西來說發表之后，他受到了一些中國學者的批判，但總的來說，這種批評還局限在學術范圍之內；20世紀50年代，學術界對他的態度急轉直下，他不再是“仰韶文化之父”，而是變成了“殖民主義考古學家”、“文化特務”和“帝國主義分子安特生”；文革結束之后，對安特生的評價又出現了反復，學術界再次確認了他的學者身份，不僅對他的學術貢獻給予高度評價，而且也充分肯定了他對中國的友好幫助和支持，對他的高尚人格進行了贊美。其標志性事件是1985年在河南澠池召開的“紀念仰韶文化發現65周年學術研討會”；2001年，“仰韶文化發現80周年紀念會”又在河南澠池召開，標志著安特生的學術貢獻得到中國學界以及官方的正式認可；幾年后，甘肅天水成立了安特生博士紀念館。目前，對安特生的研究涉及到他對地質學、考古學、漢學和中外文化交流等各個方面。甚至有學者從安特生現象反思中國的科學研究，認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不可能獨立發展現代科學，而是要堅持國際交流和對外開放，引進國外知名科學家來幫助開展科學研究。以上敘述的這些，大致就是本文一開頭所說的對安特生塵埃落定的一些評價。

在表述自己的觀點之前，筆者忍不住先要發一番感慨，即在中國的學術界，對一個人物的評價，即使拋開政治因素的影響，也常常是非此即彼，批判一個人的時候，就朝死里罵，而要夸一個人的時候，也是往死里夸，想方設法收集他好的證據，對其不足之處往往一筆帶過或者干脆忽略不提。筆者常常讀到一些歷史人物傳記，有相當一部分是作者對其寫作的人物的辯護錄，這實在是不客觀的作法。

對安特生的評價，現在也存在這種情況，完全是一片贊美之聲，看起來是對其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一種撥亂反正，但實際上又進入到了一個只見贊美、不聞批評的狀態之中。比如我們到底應該肯定他什么，批評他什么；又比如關于安特生在中國的一系列活動到底是不是一種文化侵略，就缺乏一種客觀真實地評價。

首先，應該肯定的是，安特生對中國考古學和地質學的發展有開創之功，不僅在中國發現、發掘了一系列古人類遺址，而且還帶來了先進的科學理念，這些是應該記住的，也是目前學界所公認的。但不能否認的是，不管現在有些學者如何強調安特生對中國懷有多么美好的感情，在中國生活了11年之久的他甚至把中國當作第二故鄉，也改變不了他在中國的一系列活動是一種文化侵略的客觀事實。

前文已經說過，安特生來中國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尋找古生物化石，在發現古生物化石之后，他向中國政府提出了共同研究，平分化石的要求，在發現仰韶遺址之后他甚至想購買這塊土地來進行發掘，但遭到了中國政府的拒絕。不僅如此，他同時還給他的熱心支持者、當時的瑞典王太子古斯塔夫?阿道夫寫了一封信，力勸他訪問中國，并參加中國的考古發掘，在信中他著重強調了瑞典在中國的利益問題。古斯塔夫?阿道夫給了安特生很大的支持，不僅在國內成立了“中國委員會”并親自擔任主席，而且在1924年12月30日，以瑞典“中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致函中國地質調查所丁文江、翁文灝兩位所長，提出中國和瑞典兩國將安特生在中國的收藏平分，先全部運去瑞典進行記錄和初步研究，而后將一半退還給中國。1926年，古斯塔夫?阿道夫來到中國進行訪問，并親自考察參觀了一些中國史前文化遺址，以實際行動支持了安特生。

1925年2月2日，丁文江、翁文灝征求上級部門同意后，代表中國地質調查所復信給瑞典“中國委員會”，同意關于平分安特生收藏的辦法，并要求有關研究資料只發表在中國地質調查所的出版系列中。這封公函即代表中國官方對相應協議的批準。

1925年12月，安特生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收到了寄自中國的文物，安特生帶回去的文物，除了眾多的史前文物標本如彩陶、黑陶之外，還有一大批中國先秦時代的文物。瑞典政府當然知道這些文物的價值，1926年2月24日，瑞典國會決定成立“東方博物館”收藏安特生運回國的文物，而后瑞典政府任命1925年就已經回國的安特生為第一任館長。上任后的安特生除了致力于研究工作之外，還主持了將一半文物退還給中國的工作，文物退還共分7次，1927年一次，1928年一次，1930年兩次，1931年一次，1932年一次，1936年最后一次送至南京。令人遺憾的是，應該歸還的文物，并沒有做到如數歸還，而那些被退還的珍貴文物，后來都丟失了，成為中國考古史上的一大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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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論述我們可看出以下幾點：

其一、安特生在中國收集文物，并不完全是一個個人行動，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瑞典的國家行為。比如，中國和瑞典平分中國文物的事情，就是瑞典王太子代表國家向中國政府提出的要求，中間涉及到的是各自的國家利益，安特生是完全站在自己的國家立場來做這件事情的，他考慮他的國家利益沒有錯，也是完全應該的，但在這其中，中國的國家利益明顯受到了侵害。

其二、很多學者之所以認為安特生的行為不是文化侵略，是因為他在中國的工作得到了中國政府的批準，并且平分文物，也是白紙黑字有協議的。是的，這些都是事實，但被批準的侵略也是侵略啊！鴉片戰爭后的《南京條約》、甲午戰爭后的《馬關條約》、八國聯軍侵華之后的《辛丑條約》，不也都得到當時中國政府的批準了嗎？難道那些列強不是侵略者嗎？難道那些條約不是不平等條約嗎？安特生和中國簽的協議，就是不平等協議。他怎么不把在他們國家發掘出來的文物分給中國一半？又會有人要說，你中國不把文物分瑞典一半，你自己也保存不了啊，做不了研究啊，歸還給你們的文物不是丟了嗎？是的，是保護不了，是丟了，但這和瑞典平分文物是兩件事情，至少，就算當時保存不了，把這些文物先留在地下不發掘還不行嗎？事實上，弱國無外交啊！在平分文物這件事情上面，無論中國同意或不同意，簽不簽協議都沒有什么關系，總之那些文物不是通過這種方式，也會通過另一種方式被瑞典弄過去。

還有人持這樣一種奇怪的論調，說中瑞兩國平分文物，比起此前西方列強對中國強盜似的挖掘掠奪，是一種進步。自欺欺人啊！這就好比一個強盜對你說：打劫，把錢給老子統統交出來；另一個則優雅地說：先生，請把你的錢給我。請問，這兩者有區別嗎？你把錢給第二個強盜就覺得受到尊重了嗎？

因此，可以說安特生對中國的考古學和史前文明研究做出了貢獻，也應該承認我們中國當時的確沒有能力和西方列強平等談合作條件，甚至還可以說我們自己活該，誰叫你弱啊，弱就要揍你，天經地義。但是，千萬不要抹煞安特生和他所代表的瑞典政府對中國進行過文化侵略這個最基本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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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的最后，還是要談一下前文說過的有些學者從安特生現象引起的反思，在他們看來，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要搞好科學，就要請外國知名科學家來幫助發展。是的，中國的科學發展，包括很多學科的建立，都是在和外國的交流之中建立起來的。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這只是一個過程，而不是目標。在完全封閉、不了解世界的情況下，我們向國外學習是有必要的，但中國向世界打開國門，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改革開放也已有三十多年，我們再這樣總把自己當作一個小學生一樣去學習，就有問題了，任何學生都是有個學習期限的，比如，小學六年，中學六年，加上大學到博士，滿打滿算也不過二十多年。學生總要畢業的，總要獨立工作的，一直讀下去，不畢業，不等于年年做留級生，原地踏步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向發達國家學習了一百多年了，我們該畢業了吧？至少得有畢業的意識了吧？不能總這么蹲著，還蹲得有滋有味、振振有詞。一個只知道學習，而沒有創造的民族是沒有未來的！因此，最重要的不是學習，而是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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