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15日，北京眼科醫生陶勇在微博上曬出一張照片，他戴著手術帽，專心地在手術臺上進行操作。

很快，這張照片獲贊超10萬。就在陶醫生發布這張照片之前，「陶勇醫生重回手術臺」的詞條剛剛上過熱搜。

陶勇是誰？他重回手術臺為什么會受到數億人的關注呢？今天我們來聊聊天才眼科醫生陶勇被砍案及其背后復雜的醫患難題。

瘋狂兇手

2020年1月20日，離春節還有4天。

清晨，北京朝陽醫院眼科醫生陶勇像往常一樣出門坐診，妻子叮囑她早點回家，母親準備了他愛吃的香菇米線，他們還準備修理一下汽車電瓶，以便春節使用。

臨近年關，患者絡繹不絕。中午，陶勇甚至沒時間去醫院的食堂吃飯，就隨便對付了一口泡面，繼續開診。

根據《最人物》的采訪報道，陶勇下午接的第二位患者是一位眼底損壞的電工。聊起來后，陶勇得知，患者在北京打工，月工資3000，包吃包住。

由于經濟拮據，患者過年決定不回家了。陶勇感慨患者的不容易，退掉了他的掛號費，并把上午其他患者送來的一袋小米轉送給他，希望他能過個好年。

問診依舊有條不紊地進行著，陶勇看著逐漸減少的病人數量，心想，也許今天能準時下班，回家吃一碗熱氣騰騰的香菇米線呢。

但這一切設想，伴隨著接下來的幾聲尖叫成了泡影。陶勇后來形容那一瞬間，就像是后腦勺被棒球棒狠狠敲了一下，接下來是頸部，手臂。

等陶勇再次醒來時，已經是第二天下午了。他躺在重癥監護室里，身上頭上手上纏滿了紗布。

陶勇左手及身上多處骨折，失血1500ml，差半公分就可能會高位截癱，搶救了7小時才脫離生命危險。

后來，陶勇才知道那個被他認為是棒球棒的東西，實際上是一把鋒利的菜刀。

他能僥幸活下來要感謝4個人，兩位是他的同事，一位是他的病人家屬，另一位則是一位快遞員。這四個人在案發時，奮力上前阻攔兇手，他們也有不同程度的受傷。

陶勇回憶在ICU時的感受說，「當時我的大腦因為水腫，就像戴著一個緊箍咒一樣，疼痛難忍。而我的左手就像持續地握著一個冰柱子，冰冷刺骨，根本感覺不到胳膊的存在。」

司法鑒定機構將陶勇的傷情判定為重傷二級。阻攔兇手的4個人中，一人被判定為輕傷，二人被判定為輕微傷。那么究竟是怎樣的深仇大恨，值得兇手下這么狠的手呢？

經調查，砍傷陶勇的兇手名叫崔振國，一名懷柔農民，也是陶勇的一位患者。

得知兇手身份時，陶勇是震驚的，因為他記得他對這位幾近失明的患者是關懷備至，還替他節省了不少費用。

崔振國生來就是1000多度的近視，此前因為眼部疾病，已經在朝陽醫院其他眼科醫生那里治療了一年了，做過兩三次手術。

但術后出現了一種名為脈絡膜上腔出血的并發癥，病情極度復雜，再次進行手術的難度也很高。

陶勇曾這樣形容：「如果將視網膜比作兩張用膠水黏住一年的衛生紙，那么這場手術便是要將這兩張衛生紙分開，且不能損壞兩張衛生紙。」

患者說，自己已經被很多醫生都拒絕了，陶勇雖有猶豫，還是答應了。陶勇有個習慣，幫貧困的患者省錢。

在了解對方的經濟情況后，主動減免了不少醫藥費，希望能緩解患者的經濟壓力。

那段時間，又正趕上陶勇腰傷復發，曾經腰椎骨折、腰上打了六個釘子的陶勇十分痛苦。但考慮到崔振國的眼底情況非常復雜，他一定要親自手術。

為了保住崔振國的的眼睛，陶勇在手術臺上堅持了兩個多小時。過程雖然坎坷，但結果總算不錯。患者得以恢復部分視力。然而，崔振國自己似乎對這個結果還是不滿意。

術后第二天復查完，陶勇告訴他說手術成功了，崔振國表情很漠然，只問了一句：「能完全恢復正常嗎？」

陶勇回答：「情況這么嚴重，完全恢復正常是不可能的，但是能保住眼睛，也能保住一定的視力。」

后來，帶著情緒的崔振國跑到醫院社工辦投訴，說手術沒做好，要賠償。社工辦人員核查病情后，確認手術沒問題，拒絕了賠償訴求。

陶勇出于同情，又為崔振國免費做了一次激光治療，但崔振國依舊不滿。

崔振國在多次索賠未果之后，最終選擇報復。

而就在陶勇案發生的4天前，北京民航總醫院殺醫案剛剛一審宣判，被告人孫文斌因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刑。

2019年12月24日，孫文斌用尖刀刺向了北京民航總醫院急診科楊文副主任醫師。20多年前，楊醫生懷著一腔熱血踏上行醫之路，如今卻命喪于自己的信仰之下。

這起醫鬧案件的起因是孫文斌不滿楊醫生給95歲高齡的母親提供的治療方案。

孫文斌的母親被送來急診后，初步被診斷為「肺部感染」，但家屬拒絕一切醫療檢查，僅要求輸液。楊文醫生開出了營養液和「醒腦靜」給老人，但老人輸液后，情況并沒有好轉。

之后孫文斌和其他兄弟姐妹不停地在搶救室跟醫生們干架，還要求將老母親由急診治療轉為住院治療，原因是住院治療的話，可以享受90%的醫保報銷福利。

但民航總醫院拒絕了家屬的住院要求，一是因為臨近年底床位緊張，二是因為患者家屬態度極端惡劣，住院部醫生有顧慮。

案發當時，行兇者孫文斌的母親就躺在距離搶救室幾米的地方，孫文斌的兄弟姐妹就圍在老太太床邊，旁若無人地玩手機。

此前，孫文斌還曾經對醫生和護士放過狠話：「我媽救不活，你們都別活」。

陶勇案的兇手崔振國，最終也迎來了和孫文斌一樣的下場。2021年2月2日，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崔振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陶勇被砍后，一位網友于2016年發的一條微博上了熱搜。

微博中寫道：「我朋友得了視網膜脫落加白內障要手術，因為經濟困難，拿不出那么多手術費，和陶醫生說了情況后，陶醫生自己拿了幾萬塊錢為我朋友做了手術，特別特別感謝。現在這么有醫者仁心的醫生也是太難得了。」

2020年3月28日，陶勇開了一場直播，詳細地介紹了自己的傷情。他說自己目前的左手還沒有知覺，就像掉到冰窖里，時不時串一下，串的時候就像有人去揪你的肉一樣。

他每天還要在康復師的協助下完成各種康復訓練：有時用溫水泡，然后再按壓水腫的部分，刺激循環。

有時需要一點點掰關節，把關節掰松。總之每一次訓練都伴隨著難忍的疼痛，一天下來主動和被動訓練至少十次，每次從幾分鐘到30分鐘不等。

盡管遭遇了這樣的不幸，但陶勇自始至終都表現得相當樂觀。還躺在ICU病床上時，陶勇就對妻子說：「幸好被砍的是我，我年輕，跑得快！」

老師來慰問他，他讓老師放心，說：「我一定可以邁過這個坎」。朋友心疼他，他也嗔怪說：「哭什么，你看我這不還活著嗎？」

只有夜深人靜時，醫院的保潔阿姨才看到，他一個人在病床上悄悄流淚。或許陶勇也在思考，自己從醫這一路的過去與將來。

網紅醫生

1980年5月，陶勇出生在江西省撫州市南城縣，父親是檢察院的一名職員，母親是新華書店的售貨員，二人平常都工作繁忙。

舊時，南城縣曾是沙眼重鎮，患有沙眼的母親常常會買那種刺激性特別強的眼藥水，一點上去，熱淚流下來了。

因為在老一輩的觀念里，這種刺痛的感覺就等于「殺菌」，母親才覺得這個眼藥水買得值。

后來有一天，陶勇跟著母親一起到南昌的大醫院，親眼看到醫生翻開母親的眼皮，一顆一顆地挑出很多細小的結石，裝了滿滿一盤子，母親從此再也不用為沙眼痛苦了。

陶勇感覺很震驚，原來醫學這么神奇，人體有這么多的奧秘，便決定長大以后要從醫當眼科醫生，治別人不會治的病。

雖然陶勇的家庭很普通，但父母在陶勇的學業上幾乎傾盡所有。陶勇也很爭氣，成績一直都很優秀。

1997年，陶勇考上了北京醫科大學，也就是現在的北大醫學部。當時的陶勇年輕氣盛，對父母說：「我一定讀個博士回來！」學醫之難，眾所周知。

大學74門功課，陶勇也曾經因為成績不理想而沮喪，也因為普通話和英文口語比同學差而自卑。可他清楚，自己學習不是為了所謂的成績，而是為了真正地治病救人。

醫圣孫思邈說:「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

如果只把學醫當成謀生手段，那這條路走得并不會長遠。

27歲時，陶勇從北京大學醫學院博士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眼科，在外人眼中，陶勇就是一個小鎮做題家的成功案例。

但只有陶勇知道，自己漸漸承受不了這樣的生活了。因為醫院沒有宿舍，需要在外租房，月租金基本已經花掉了陶勇工資的一半。

沒辦法，他只能住得越來越遠，有時凌晨五點多起床，到家已經是深夜。

幸好此時他的海外工作申請通過了，他可以作為訪問學者，進入德國海德堡大學附屬曼海姆醫院眼科工作一年，當作是個喘息的機會。

在德國，沒那么忙碌的陶勇開始思考自己人生的意義。他意識到，所謂「人生的意義」本身就是由自我來架構的，也想起了最初從醫的初心。

在德國交流期間，曾有德國教授希望陶勇繼續留在德國工作，但陶勇還是選擇了回國。留下來無非是圖個安逸，而他從學醫的那一刻起，為的就不是安逸。

國內還有很多眼病患者需要幫助，其中相當一部分還很貧困，陶勇也想要攻克更多國內還未解決的眼病疑難雜癥。

回到國內后沒多久，2011年，陶勇就開始和團隊研發眼內液檢測技術，并在當年成功應用于臨床，這項技術可以幫助醫生快速找到致病元兇。

舉個例子，過去葡萄膜炎的檢測以血液檢測為主，現在只要通過抽取眼內約0.1毫升的液體，就可以進行檢測。

在陶勇團隊的努力下，這項技術已經可以提供600多項眼內液檢測，填補了國內眼內液檢測系統性方案的空白，整體技術在世界范圍內也相對領先。

陶勇既有天賦，又很拼命，35歲就成為了主任醫師，37歲擔任三甲醫院科室副主任和博士生導師，累計發過近百篇SCI論文。

手術技藝精湛是一方面，更無可替代的是，陶勇擅長處理各種疑難雜癥，尤其專長于葡萄膜炎和眼底病。

葡萄膜炎是一種致盲率高且十分常見的眼病。由于與患者自身免疫性疾病有關，病因復雜，第一時間發現困難，用藥也極為謹慎。

葡萄膜炎患者在就診的眼病患者中占比不小，但這方面的研究卻很少。

用同仁醫院眼科主任、副院長魏文斌的話說，葡萄膜炎在眼科是絕對的冷門，沒多少眼科醫生愿意關注。一本六七百頁的《眼科學》中，提及葡萄膜炎的大概只有20多頁。

全國48000名眼科醫生，有能力從事這一領域的不過數十位。

更直觀一點地說，在國內只有兩名醫生能夠進行葡萄膜炎手術，一位是陶勇的導師黎曉新，另一位就是陶勇自己。

因為葡萄膜炎并不局限在眼部，而是跟全身都有關系，病因復雜，所以判斷起來很有難度。

而且葡萄膜炎一般都是免疫力低下的病人易得的并發癥，比如嚴重的糖尿病患者、做過骨髓移植的白血病人、艾滋病人等等。

不僅不太好治，還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患者家庭也大多都被高昂的治療費用拖垮。

陶勇也不是沒想過換條更簡單的路走，但他終究還是無法割舍。

陶勇覺得，這類特殊群體的病情太復雜了，醫生既要有膽量又要有經驗，如果連自己放棄這類患者的話，他們就更難找到更合適的醫生了。

有時看到病人經濟困難，陶勇還會幫忙把掛號費退了，或者幫病人墊付檢查費用。

師妹老梁形容，陶勇是一個精力旺盛的理想主義者，他愛他的事業，愛得死去活來。

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陶勇做過15000多臺手術，他治療過的病人，多達10萬名，他也被稱為「中國最好眼科醫生之一」。

每天工作量之大，下午的號，陶勇常常看到晚上八九點，然后就睡在辦公室的行軍床上。最忙的一次，他一天做了86臺手術，幾乎沒時間吃飯、上廁所。

他也有身心俱疲的時候，但從未后悔選擇這一職業。他說「當我把患者眼前的紗布揭下時，我確信這是做得最對的事」。　　

甚至就連被砍傷之后，陶勇在ICU醒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著先把科研項目的后半期完成。

因為經歷過顱內出血和腦水腫，他擔心病情惡化、時日無多，就在病床上僅靠單手打字，完成了學術專著《眼內液檢測臨床應用》的后記。

2020年4月13日，盡管陶勇的左手還是沒有知覺、必須全天24小時地戴著支具，但他終于能出院了，也首次接受了媒體的采訪。

陶勇想得很開，他說自己當大夫當得太久了，見了太多命運悲慘的人，突然的意外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一開始也覺得自己很倒霉，但轉念一想，跟那些人比，可能還不是最慘的。

有的孩子患有眼睛惡性腫瘤，雙眼都摘除了，爸爸帶著他在北京求醫，堅持了十年。

還有白塞氏病的病人，在青壯年的時候眼睛就失明了，只能摸著黑自己跑到北京來就診，一問他為什么沒有家屬陪，他說家人在酒店幫人洗床單，把手伸到洗衣機里給攪了。

陶勇也不恨兇手，他說：「無論崔振國受到怎樣的法律制裁，我還是我，我個人的未來幸福不幸福、我高興不高興，其實跟他沒什么關系，我能想得開這件事。如果我不停地把自己陷入到仇恨中去，繞不出來，甚至去報復他人和社會，那我就變成了第二個他，那這就是傳染病了。」

但不恨并不代表寬恕和諒解，陶勇直言，從法律層面來說，他要求嚴懲兇手，否則這就是對其他醫務工作者的道德綁架。

當被記者問到，如果重來，是否還會給崔振國做手術時，陶勇斷然回應，「不，肯定不做。」

崔振國家庭貧困，和父母、兄弟姐妹也都斷絕了關系，再加上多年備受眼疾折磨，求醫不順，生活孤苦無依，導致他心態逐漸扭曲。

但陶勇直言，貧窮和疾病不能成為一個人作惡的理由。

他說「如果有機會再見到崔振國，我想讓他看看我的傷口，我想告訴他，當時我們給他做手術，包括給他省錢，對他真的是仁至義盡。我想讓他知道，其實這個社會沒有他想的那么黑暗。」

同時，陶勇也感嘆道「其實回過頭來看，絕大多數的病人都是善良、心懷感恩的，幫我攔下崔振國的人中，就有我患者的家屬。這次受傷后，很多素不相識的患者和網友也給我發來祝福、捐款捐物，讓我感受到了很多溫暖」。

在不能拿手術刀的日子里，陶勇把更多的時間分配給了科研。他的團隊利用「眼內液精準檢測技術」已經幫助全國700多家醫院的6萬多名眼病患者找到了病因。

他還出版了自傳《目光》，寫了隨筆集《自造》，與董卿、俞敏洪、蔡磊、董宇輝等人對談。

并參與了《令人心動的offer》、《脫口秀大會》、《天天向上》等多檔綜藝節目，現在陶勇也算得上是一名「網紅醫生」了。

有網友統計，2020年至2021年，陶勇參加了21次節目、35次專訪、14次主題演講，并登上了40多次熱搜，是醫學界當之無愧的「頂流」。

最出圈的一次，是他在脫口秀節目中毫不避諱地提及此事，語氣幽默沉著地說道「當時醫院里那么多人，你都能精準地把我砍傷，這難道還不能說明，你視力恢復得特別好嗎？非要拿飛鏢扎中我才行嗎？」

2023年5月12日，「陶勇重新拿起手術刀」的話題登上熱搜。照片中，他坐在手術臺旁，正在借助儀器為患者進行手術，11.5萬網友為他點贊。

經過康復治療后的陶勇可以重返手術臺了，但一天只能接一到兩臺手術，其他時間都用來指導和培養年輕醫生。

陶勇本人回應稱：「科技是一把更厲害的手術刀，AI輔助和精準診療是眼科未來。努力前行。」

2024年的幾乎每一天，陶勇從清晨6點半到晚上11點半，整整17個小時，滿滿的都是工作。

每周不僅需要出半天門診，專心看轉診上來的疑難眼病，還要抽空在微博、抖音等內容平臺，做眼科知識的科普。

考慮到國內有1700多萬低視力人群、超過10萬盲童，陶勇又發起了「光盲計劃」公益項目，只愿能夠為「天下無盲」的心愿助力。

面對流量的問題，陶勇毫不避諱地說：既然紅了，那就借助知名度和影響力，去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吧。

幸運的是，陶勇用自己的方式走出了傷醫事件，但我們也不由得感到后怕：畢竟在當前的醫患問題里，陶勇不是第一個受害者，也注定不是最后一個。

醫患難題

早在2000年5月19日，山東省濱州醫院附院里，就曾有一名酒后的患者，只是因為不滿意醫生使用麻藥的行為，就對醫生進行攻擊致其牙齒松動；

2001年7月10日，湖南中醫學院附一院血液病專家王萬林，在醫鬧中不幸喪生；

同年11月14日，一名患者在重慶市第三人民醫院制造了一場爆炸，造成5人當場喪生，35人受傷；

2014年2月9日，浙江紹興市第二醫院，一位腹痛病人因重癥肺炎去世，患者家屬隨后糾集多人抬著棺材來到醫院，并在醫院大廳擺放花圈，還強迫一位消化內科醫生跪在死者面前。

那么原本好好的治療與被治療的關系，緣何會鬧成仇人呢？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目前醫療資源緊張且高度不均。

截止到2018年，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顯示，中國每6666人才有一名全科醫生，而與之相比，國際標準是每1500至2000人就有一名全科醫生。

而且國內沒有一個有效的初級保健系統，即使是感冒發燒這樣的小病，患者都希望能去大醫院檢查，這就相當于三甲醫院承擔了家庭保健醫療和社區醫院的功能。

而事實上應該是經過社區醫院層層轉診，疑難雜癥轉診到三甲才對。

中山醫學院教授謝汝石認為，優質醫療資源嚴重不足，根本在政策的錯位。由于政府對醫療投入嚴重不足，等級越高的大型醫院越有機會取得預算與投資；

而評比較低的中小醫院，則只能分得殘羹剩菜，醫院不得不自行創收維持，創收的渠道往往要靠醫療服務收入和藥品收入來支撐，這就迫使醫生增加出診量。

而醫生本身已經很忙了，他們很難與病人進行充分的溝通和也很難提供足夠的關懷，溝通不暢，又容易引起病患的不滿。

另一方面，按理說物以稀為貴，醫生這么稀缺，收入應該不菲吧？可是國內醫生的待遇卻也并不夠好。

根據《2017年中國醫生生存現狀調研報告》，77%的醫生表示曾一周工作超過50個小時，近25%的醫生平均每周工作80小時以上。

但他們的收入并沒有合理反映工作強度，超過70%醫生每月工資不足8000元。

再往前回溯，從鄧小平在80年代推行市場改革、削減政府對醫院的補貼之后，就有不少醫生「被迫」想方設法地創收。

要么是收取藥品公司的回扣，要么就是收患者家屬遞來的紅包。這種腐敗的行為被曝光之后，病人也開始不信任醫生了。

只要醫生的治療結果不符合心意，患者就認為，要么是自己錢沒給夠，要么就是你醫生沒有盡力。

畢竟站在患者的角度，當他躺在手術臺上，就相當于把自己的命運交了出去，強大的求生欲，讓他很難相信一個陌生人。

陶勇曾經引用過美國著名醫生特魯多說過的一句話：「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有時治愈（軀體疾病），常常幫助（緩解痛苦），總是安慰（無解難題）」。

它既表明了醫生工作的價值，同時也無奈地道出了醫生與醫療的局限性。

醫學界還有一句話，叫做「在過去科技不發達的年代，人們錯把巫術當成醫學，但是在科技發展的今天，人們錯把醫學當成巫術。」

很多老百姓可能覺得，自己已經排了那么長時間的隊、找各種方法掛專家號、花了這么多錢，就理應被治好，否則就是錯付了。而這，可能也是導致醫患問題難解的原因之一。

當然也存在正經醫療糾紛出現的情況，可目前又并沒有很好的法律渠道，去給醫患當「公正的裁判」。

醫患之間的官司，往往缺乏公平公正的鑒定程序、質證程序和賠償標準。有些醫療事故的損害賠償數額太少，很多患者則不愿通過司法途徑維權，反而更愿意自己去鬧，鬧了有時候反而更有效。

就好像剛剛我們提到的楊文案，兇手孫文斌在殺醫后，其母親反而獲得了「調集了一切醫療資源」的治療，不僅被轉入北京朝陽醫院ICU治療，享受VIP待遇，還被免除所有醫療費用。

這種匪夷所思的處理，簡直是在變相鼓勵醫鬧...

就這樣，惡性循環開始了：醫生處于極大的不安全感中，迫于個別家屬等壓力，可能不再追求更合理的醫療手段，而是采取更符合家屬意愿同時也是更穩妥的治療方法，這反而不利于治療。

200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96%的受訪醫生表示其所在醫院發生過醫鬧，而且醫鬧已經嚴重影響到醫生的職業行為。

自我保護越來越成為醫生行醫時的第一原則，而不是「患者利益優先」的古訓。

一旦遇到非常危重的病人，即便是醫院完全有條件救治的，但實行「救人為先、立刻救治」的醫生比例僅僅只有15%，27%的醫生選擇「防止病人愈后不佳引起的糾紛，將其轉診到上級醫院」；

57%的醫生則選擇有保留的救：即「要救治，但是要反復和家屬強調危險性，談話錄音，盡最大可能保護自己」。

更長久的危害是，如果大家對醫生這個職業的人身安全都有恐慌的話，又有多少人會愿意成為醫生呢？

如果醫生覺得自己看不好病，做不好手術，就可能被患者報復，誰還敢看病？在接受財新記者采訪的醫生中，大多數人都曾有過被患者打罵的經歷。

一位廣東三甲醫院的醫生說：「到急診科工作的第一天，主任就領著我去看了逃生通道，叮囑我，關鍵時刻可以躲到手術室。」

另一位上海三甲醫院急診室醫生告訴財新記者，「有些大夫身邊帶著防狼器、辣椒水，以防萬一。」

2009年，沈陽市直屬醫院發生治安案件152起，其中包括幾起急診醫生被打、急診室被砸等惡性案件。

第二年，他們想出了一個奇招：聘用沈陽市27名公安機關、派出所人員當醫院的副院長，負責安保工作，以應對醫鬧。

這些副院長「不占職數、不拿待遇，需要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保持中立，做好醫患之間溝通的橋梁，妥善處理雙方的關系。」

但這條路也沒有走通，且不說人民警察本身就不得再受雇于任何組織和個人，單純以執法力量介入施加壓力，恐怕只會加劇醫患矛盾。

而這一舉措，也在出臺僅三天后就被沈陽市公安局主動叫停了。

其實中國目前并不缺「處置暴力傷醫案件」的法律條文。

2015年頒布的《刑法修正案（九）》規定：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致使醫療無法進行的行為，都屬于「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

楊文案發后，2019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又表決通過了衛生健康領域第一部基礎性、綜合性法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

其中規定「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威脅、危害醫療衛生人員的人身安全，侵犯醫療衛生人員人格尊嚴。」

法律條文雖然存在，如何執法卻成了難題。當患者家屬表現出一些風險性行為時，比如言語上的攻擊、威脅和恐嚇，醫院和司法體系需要怎么做才能既保護醫生，又不進一步激化矛盾呢？

總之，種種社會性問題與矛盾，合力變成了一把利刃，既捅向了醫生，也捅向了焦急等待就醫的患者。

目前看來，想要讓這把利刃消失，我們要走的路可能還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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